货币战争解析：美元是如何阻击日元国际化的



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曾努力让日元走向世界，然而，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储备货币，那么，日元国际化的挫折，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主编：卢小波 记者：李杰 摄像：樊建恩)

　　继续我们货币战争的报道。今天让我们关注日元的国际化，日本作为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曾努力让日元走向世界，然而，日元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却充满了坎坷，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储备货币。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曾经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以制造业起步，靠着贸易顺差积累下巨额外汇储备。那么，日元国际化的挫折，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世界出现美元、日元、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发展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已经是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盟军最高司令部为战后日本制定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彻底摧毁了日本的经济。转机来自于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第13—2号法案，决定帮助日本加快其经济复苏的脚步，2个月后，一名来自芝加哥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来到日本，帮助日本建立一种强有力的货币政策体系，道奇在使不断下挫的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稳定下来之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日元的价值与黄金挂钩，进一步将汇率稳定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同时，他还帮助日本政府实现了预算平衡。

　　日本经济稳定之后，爆发于1951年的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带来了机会， 1950年到1960年，仅美国累计向日本订货就高达600亿美元，这些订单也迅速刺激日本经济的复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美国制造的一些需求给日本，所以日本很快就借着这些东西发展起来。”

　　1955年之后的18年里，日本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发展，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把产品行销到全球各个市场，在美国的扶持下，1985年，日本GDP超过1.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三分之一，出口总额42万亿日元左右，其中对美国出口额为568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312亿美元，同年，日本外汇储备也达到279亿美元。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建平：“它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资产怎么处理，当时候日本就希望购买一些美国的一些资产，而且美国资产在贬值，它也很担心。”

　　就在日本经济崛起的同时，美元已经占据了全球货币的霸权地位，然而这个霸主却给日本经济带来多次的伤害，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增发货币，把自己的战争开支以及经济危机的成本向全球摊派，不仅造成日本巨额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更打击了日本企业。根据统计，1960、1968、1971、1973年四次美元危机，仅后两次就分别贬值7.89%和10%。

　　交通银行(6.88,-0.01,-0.15%)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这种困难使得它会去考虑我这个货币，如果说是能够国际化的话，那么这些汇率的风险可以基本上加以锁定。”

　　放眼全球，美元已经实现货币霸权，同样是出口大国的西德已经开始货币国际化的进程，最高时西德马克占国际总储备货币18%的比例，成为继美元之外的主要货币。1978年12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1985年，日本贸易总额高达3052亿美元，日元不断升值，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日元所占比重也达到8%，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日本外汇审议局于1985年发表了《关于日元的国际化》等一系列官方文件或协议，正式推进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挑战美元霸权。

　　丁建平：“国际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把风险给人家，安全给自己，因为企业都用自己的货币，它不存在风险了，没有兑换了，然后兑换风险都给人家，兑换多，风险多。”

　　前景虽然如此美好，但日元国际化还面临一个重大困难，日本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每天大把收进美元，把日元花出去的机会并不多。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日本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量贷款日元，1972—1982年，日本对东盟五国的直接投资总计为101.66亿美元，1960—1978年，日本向东南亚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35亿美元，而在中国，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靠着这些贷款和援助，日元在亚洲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

　　连平：“一个就是要扩大日元在国际交易当中的比例，这个国际交易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就是像贸易支付结算，包括金融交易当中，这些比例要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第二就是要使日元能够成为东亚的核心货币。”

　　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为8.0%，虽然仍大大低于美国的50.6%，也低于德国马克的16.8%，但却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1989年4 月，在全世界外汇交易中，日元的比重为13.5%，与德国马克持平，仅次于美国的45.0%，高于英镑的7.5%和瑞士法郎的5.0%。由于在日元国际地位上升的过程中美元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所以，世界就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开始发展的趋势。

　　90年代后，日元国际化出现停滞和倒退局面

　　1985年前后，做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进行日元国际化时，也引发了美国的不安，日美贸易摩擦逐年加剧，美国制造业在日本的出口攻势下节节败退，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1987年超过50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在巨大压力下运行，1984年贸易逆差达到1090亿美元，财政赤字也在1984年达到近1000亿美元。最终，当日本的出口开始威胁到美国引以为豪的高技术产业时，美国终于忍无可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大有气吞美国之势，然后美国的舆论都在喊日本狼来了。”

　　1983年10月，美元对日元开始初次交锋，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致函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时指出：“由于日元低估，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浪潮和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如果希望美国政府尽力防止那些试图把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赶出美国市场的行动的话，那么，日本有必要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日元的国际化上采取强有力的大胆的步骤”。但是日本方面却认为，日元贬值、美元升值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日方的“人为操作”，而是美国的高利率政策。1983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曾对来访的里根总统说，“美元因为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影响而变的非常强盛，希望美国方面在降低利率上多做努力”，这种礼貌语言下的交锋，也表明日本并不愿看到日元升值。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建平：“当时美国它就说，我就贬，让你日元升，美国的资产就不断的在贬值。”

　　1985年9月，应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邀请，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会议达成了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下调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这场逼迫日元升值的协议，顺利的让美国人都想不到。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回忆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甚至竹下登在表示愿意协助美元贬值时，还大度的说：“贬值20%，没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呢，前日本银行行长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

　　广场协议后，日元拉开了不断升值的序幕，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日元兑美元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日本经济的规模已经快要接近美国经济的规模了，因为它汇率大幅度升值，按照日元汇率折算成美元的话，它大概占到美国经济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个之前，86年的时候它还不到50%，那么对日本来讲也有一种鼓舞的作用。”

　　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虽然消弱了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日元能够兑换更多的美元，也让日本的财富大幅增长，于是，日本拉开了对美国资产的收购潮，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到八十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连平：“日本出口的支付结算它占的比重达到了42.8%，从原来不到1%一下子达到了42.8%，在这个各国官方储备中间比重达到了8%，这是90年的数字。”

　　日元升值也带来国内房价和股价的飙升，1985年，东京的商业地价指数为120.1，到1988年就暴涨到了334.2，在短短的3年间暴涨了近两倍，其中中央区地价上涨了3倍。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制造了世界上空前的房地产泡沫。在股市，1985年，日经平均股指只有14000点左右，但到1989年12月，已经达到38900点。地产和股市双重泡沫的压力下，日本银行开始不断降低利率。

　　丁一凡：“让它的利率要低于美国的利率，这样的话人家就有利益，去买美元去卖日元，这样日元压力就小一点。”

　　银行利率不断下降，虽然降低了国际热钱的涌入，但利率下降和日元升值，却给日本出口企业带来成本的上升、竞争力下降的困境，广场协议后十年中日本汽车工业出口下降了20%。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日本企业开始纷纷向外转移，1985年海外生产比率仅为3%，1999年就增至14%。经济危机开始爆发。

　　连平：“因为过度的升值之后，导致全球很多持有日元资产的这些投资者发现日元这样大幅度的升值，那未来一定是要贬值的，所以就纷纷开始抛售日元资产，导致日元大幅度的贬值。”

　　随后的10年里，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1990-1996年，日本破产企业年均高达14000家左右。有统计显示，日本因股市和房地产暴跌而造成的损失达6万亿美元。同时，日本的银行也损失惨重，不少银行甚至倒闭，1995年7月，日本大藏省银行厅公布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高达50万亿日元。而大批日本企业难以应对资金困局，不得不把以往购买的美国资产廉价出售。

　　连平：“从93年一直到现在大概16年间，它的平均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左右的时候是负增长，有的时候可能有2%的增长，但是大致平均下来就是在1%左右，所以经济比较低迷。”

　　90年代以后，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及长期经济停滞的影响，在日本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遭受挫折的情况下，日元国际化也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的局面。日本学者吉川元忠在《金融战败》一书中悲哀地写道：“太平盛世中，谁能意识到战争已经打响？若是真枪实弹的战争，谁也不会将自己的利益亲手送给敌对一方，而在人们看不到摸不到的无形战争中，往往败就败在心甘情愿将自己大好河山拱手送给对方还浑然不知，这样的战败更惨更痛。”

日本的选择导致日元国际化进展遭遇挫折

　　就在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候，1997年，一场席卷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再次爆发，这场危机中，日本本来有机会稳定日元的汇率，树立东南亚国家对日元的信心，然而，日本却选择了逃避。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建平：“这是日本当中扮演了很不好的角色，日本在东南亚资金全抽回，东南亚不稳，我抽回资金，抽回资金的时候日元也贬值，贬得比东南亚还厉害，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东南亚对日元贬值是群起而攻之的。”

　　东南亚作为日元全球化最重要的市场，然而日本的表现失去了这些国家的信任。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一部分国家在外汇制度方面已开始放弃盯住美元随美元浮动的做法，转向了浮动汇率制。各国又都在摸索新的通货体系，并有可能选择盯住货币篮子，随一揽子货币汇率浮动的办法。在货币篮子制度下，由于亚洲各国货币的汇率将随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一起浮动，从而就为日元发挥基轴货币的机能创造了条件。

　　1998年5月，在加拿大举行的APEC财政部长会议上，前大藏大臣松永在发言中提出了“采取紧急措施，进一步促进日元国际性运用”问题；随后，大藏省又提出了《关于推进日元国际化的政策措施》。以此为契机，日元国际化再次成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课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货币国际化的这些设想，那么日本很想在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能够使得他日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迅速的登上一个国际货币的一个地位，稳固他在东亚地区的地位，成为东亚地区的核心货币，把你其他国家的货币能够置于他的地位之下。”

　　为了扩大日元的影响力，日本再次开始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贷款，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加大日元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丁建平：“它要弥补东南亚对它的不信任，采取一个大量贷款，就是日本说你东南亚对我出口的，对我进口的，我全拿日元给你，给你融资，前提是用日元，当时是有效一阵子，但是日元波动又太厉害，人家还是不愿意使用。”

　　2005年，日本持有美国国债超过了世界各国持有总额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大国，然而，日元的国际化进展却并不成功。

　　丁建平：“日本的国际化推行了半天，它在国际的金融市场上用日元，金融资产用日元标价，只是一直保持在7%左右，很低的，7%可以忽略不计。”

　　半小时观察：前车之鉴 后车之覆

　　三十年前的日本经济和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几分想像，日本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境外，日本的GDP年均增速高达9%，日资的金融机构纷纷跨入全球十强之列，当时也有很多人乐观预测，日本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然而，三十年过去了，曾经踌躇满志的日本却深陷经济低迷的困境难以自拔。漫长的衰退期使它的GDP总量至今只有美国的40%，日经指数在2007年重上高峰时也只有1989年最高水平的46%。与此同时，日本金融机构也纷纷退出世界十大银行之列。

　　日本的经济大起大落，日元的命运跌宕起伏，固然与本国宏观货币政策连续失误有关，与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有关，但更与日本自身的决心和目标有关。在几次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总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退让妥协，以为息事宁人，暂时缓解了争端，却为日后长期衰退埋下了伏笔。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元跟风贬值，以为能挡住热钱狙击，保护资产安全，却失去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日元这段并不完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围绕世界货币背后，是国与国的全方位较量。除了拥有财富和梦想，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更重要的还得看这个国家是否敢于面对压力？是否敢于承受风险？是否敢于承担起巨大的责任？

　　这段经历对现在的中国来说，充满了值得深思的教训。当我们不仅有信心而且有能力回答刚才的几个问题时候，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就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