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财富到底是哪来的？

 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五种分析
（《中国热 -- 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作者）

1. 喜欢思考的人的分析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 2007 年 9 月 16 日在由曾子墨主持的凤凰“世纪大讲堂”节目中 , 以喜欢思考的外行人“反思全球 GDP 猛增” , 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七因素” :

一、勤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俭”的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国今天的 1.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二、中国人有文化、能坚持。传统的中华民族特色：勤、俭与有耐心，是今天中国所以能有高速 GDP 成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种姓制度，没有许多国家的复杂人种冲突、宗教冲突。

四、中国历史上已有二千多年以统一为最高目的的长久传统。这个传统促使文字统一，培育出来极大的向心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大国有如此长久的统一历史。

五、新中国建国以来对各层教育做了大量工作。文盲少是深圳设为特区以后，能几乎立刻吸引几十万识字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全国基础设施：公路、桥梁、电网、水利工程等，建设速度之快全世界震惊。

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务实、虚心与灵活的政策。

杨振宁认为，前 4 个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所致，而后 3 个因素则是中国政府的政绩所在。这种分析充满了常识感。但是，前 4 个中国传统文化因素１９７８年以前就存在，可那时中国的经济为甚么就没高速增长呢？后 3 个政绩因素应该能解释了吧？不然。杨振宁自己的话是：教育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就＂做了大量工作＂的。即是说，教育因素１９７８年以前就存在，但并未能促成以前高速增长起来。基建呢？基建本身就是＂经济增长＂，它本身就是有待解释的，怎能用增长去解释增长呢？＂务实＂也没有解释力。因为问题不在于务实，而在于务了什么实。

2. 政治经济学家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 2006 年 9 月在北京的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直接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原因分析”为题发言。张卓元也提出了七个因素 :

第一，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经济的活力。

第二，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发展。

第三，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有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的经济。

第四，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资源，中国人民有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

第五，中国具有巨大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还有中国由于长期比较贫困落后，基础设施缺口很大，投资机会很多。

第六，中国具有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中国人民不仅勤劳，而且节俭。

第七，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有利的国际环境。

张卓元的第四到第六个因素存在同杨振宁一样的常识性逻辑错误 : 这些因素以前就存在，可都没能促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贫困落后＂ ( 第五个因素 ) 也是高速增长的原因，非洲的许多＂投资机会很多＂的国家早就发展了。第七个因素的国际环境与以前不同，但问题是别的国家（如北韩）为什么在同样环境下却没能高速发展呢？这种外因显然是＂有之未必然＂，根本解释不了问题。第一到第三个因素分析了杨振宁没回答的＂务了甚么实＂的问题。遗憾的是，这种罗列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而只是＂官样文章＂意义上的笼统之言。它没能直接回答甚么具体因素＂激发了经济的活力＂，而这恰恰是＂苏式＂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致命盲点。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这种笼统之言特别盛行。＂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2006 年 8 月应人民日报一杂志约稿撰写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风险＂一文就是另一个例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有一个立志发展经济的政府和适宜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 ( 具体关键点是什么？ ) ，二是经济底子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处在贫穷阶段，整个社会有快速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 ( 有愿望就能增长 ?) ，三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初步建立起一个高效率市场经济 ( 高效率来自什么具体因素？ ) ，四是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顺应了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获得了国外资源的配合 ( 又是＂有之未必然＂的外因 ) ，五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外的经济要素 ( 什么关键政策 ?) ，六是中国人民有着勤俭节约和高储蓄的习惯，使社会有能力投资搞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 以前也勤俭节约，何况勤俭节约也有制约需求的一面 ) 。

3.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中也有，但美国的经济学家尤多。 2006 年 11 月 27 日＂中国经济时报＂的＂外国学者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就有例子。中央党校的韩保江教授介绍说 , Mathew Shane 、 Fred Gale 、 Wayne M· Ｍ orrison 等美国的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五个因素 :

第一，高投资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第三，效率改进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第四，剧增的国际贸易拉动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第五，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这些美国的经济学家也把＂以前就存在＂并未能促使以前发展的＂高投资＂和＂劳动力资源＂当成现在发展的原因 ( 第一和第二个因素 ; 类似的还有 Richard Lynn 的 ＂中国人智商高＂和 Gordon Redding 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等＂事后性＂解释 ) ，也用＂剧增的国际贸易＂这种外因看问题 ( 第四个因素 ) 。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用类似于＂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作出的分析。这种分析只注重经济增长表面的＂投入来源＂，却忽视经济增长背后的＂根本原因＂。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分析也只把＂效率改进＂和＂制度创新＂ ( 第三和第五个因素 ) 当成副加因素 , 而未直接回答为什么＂要素投入＂在一个地方高于另一个地方。

4.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真正把＂制度＂和＂制度创新＂当成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的是当今国内外逐渐壮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的崛起关键在于做对了明晰产权、自由契约和地方竟争（《中国的经济制度》）。并称“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制度是最好的。几千年来都没有这样好过！古今中外也没有这样好过！”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 Douglass North, Mancur Olson 和 Daron Acemoglu 认为，有效率和低交易费用的经济制度和制度运行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种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和政治制度安排。在规定人的经济行为的效率和方向这个意义上，＂只有制度最重要＂。 North 在其新著《暴力与社会秩序》进一步提出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机会”（ OPEN ACCESS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5. 引导个人努力的制度分析

我在近著《中国热》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一个结构性框架，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三十年来中国发展了一套鼓励＂生产性努力＂，抑制＂分配性努力＂和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尽管当下的制度仍存在＂十大问题＂，但这套制度使＂做蛋糕的人越来越多，分蛋糕和抢蛋糕的人越来越少＂。这套制度（包括不同于西方＂竟选民主＂的＂德能民主制度＂）已经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周期＂的悲剧。劳动和投资只有在好的制度下才能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坏的制度只会使一切努力都奔向＂争蛋糕＂和＂抢蛋糕＂的老路上去。可以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财富是制度创造的。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原因时，我们要找的是＂有之则必然，无之则必不然＂的＂事前的长期起作用的和非从属的＂制度因素，而不是＂有之未必然＂或＂无之未必不然＂的＂事后的短期的或从属性的＂的文化、教育、管理、地理、气侯、资源、资本、科学、技术、外部环境等因素。事后的、短期的或从属性的因素要么解释不了＂自己以前的不发展＂，要么解释不了＂别人现在的不发展＂。而只有制度因素才能解释＂一切的发展或不发展＂。在制度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非制度因素只能解释短期的经济速度。在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抑制分配性努力和破坏性努力的制度变化能解释经济速度的变化。

较完整地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三个层次。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各种投入（劳力、资本、技术）的相对增加。西方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分析的就是不考虑制度效率因素的投入－产出的增长。经济增长的间接原因则来自投入价格和供需环境的相对优势和变动；廉价的劳力和强劲的外部需求，即便是在制度激励不当的情况下也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而金融危机则会由外部需求的下降限制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能长期有效地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的相对制度变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缺的不是各种投入、价格优势和环境便利，问题出在效率和激励机制上。改革开放之后，效率和激励问题的解决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制度变动大致同步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就由相对投入、价格优势和环境便利所决定。

这种三层次的分析既避免了从勤俭、传统、教育、相对落后等改革开放前就存在的因素去解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也避免了在解释不同制度下的相似经济增长和相同制度下的不同经济增长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制度分析还细分了对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抑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的考察。一定制度结构下的具体制度不仅能规定个人努力和个人收入的一致性，还能规定个人努力的方向性（生产、分配、破坏倾向）。这一制度分析由此导向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周期＂的新解释（生产－分配－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轮回）、中国改革的困难与前景的推测（轮回的终止和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性增长）和美国霸权地位的重新估计（分配－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上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