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后的王耀武

王耀武在被俘后的转变之快，据说连共军方面都感到惊讶。在被俘后不到一个月，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他就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畅谈其在解放区的观感，对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谢。不久，淮海战役开始，王耀武就递上了他的投名状，在被俘后不到两个月，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王耀武和其他十二名被俘将领开始向南京政府广播，其中并特别提醒：「徐州方面国民党军官兵们、同学们、同胞们，请你们把自己的前途盘算一下，求生存，还是等待死亡？如果要求生存，最好在战场上起义。」据时任总统府侍卫长的石祖德传出，蒋介石听到王耀武的广播时，曾大叫无耻，一脚把收音机踢坏了！

在关押期间，由于共军对国军的高级将领采取较为优厚的待遇，比如伙食上吃小灶之类，引起其他国军中下级被俘军官的嫉妒。王耀武曾因此主动自食其力，降低标准。堂堂中将的王司令，居然开始卖力地干洗碗擦筷，抹桌端凳，消毒炊具的活儿，由于其工作认真，还经常得到表扬。当然，王司令长官也不用感到掉架子，他的副司令长官，牟中珩中将，也自告奋勇，做煤块，烧炉子，还有潍县守将陈金城给他做帮手。至于厨房里的大师傅，则有两位，一个是胡临聪军长，川人烧川菜，一个是文强中将，湘人烧湘菜。

这恐怕让人觉得王耀武实在是太软骨头了。其实不然。淮海战役国军方的指挥者杜聿明中将是一个硬汉，他因为态度不好所以被单独关了两年，（当然期间也是为了治病）。但事实上，仅在他被俘后两个月，杜聿明就给同乡好友，也是黄埔同期的马师恭（也就是国民党伞兵部队的某任司令）写招降信了，此时，马师恭任江防芜湖指挥所指挥官，接到了杜聿明的信，在共军渡江之夜，擅离岗位跑掉了。同样的，陈诚的爱将，在洛阳之战中，让陈赓横扫中原的四纵撞得头破血流的邱行湘少将，也在被俘后给他当时在北平守卫的亲戚写了招降信。海南名将郑庭笈，也给曾带骑兵军偷袭西柏坡的堂兄郑挺峰发“敦劝书”。所以，王耀武的“同志”并不在少数。此时此刻，恐怕大多数有头脑的国军被俘将领都已经意识到了国民党的腐朽和不可救药。当然，共军的俘虏政策也是非常厉害的，他们真正地做到了对战俘们的尊重和耐心。因此，王耀武的急剧转变，也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然而，一个人的转变，尤其是一个成年人在本质上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很难的。王耀武处于求生的渴望和对时世转变的理解，固然在行动上开始为共军作贡献，但他的一些固有的习性，还是无可避免地会流露出来的。共军的俘虏政策是不没收私财的，因此，即使在被俘后，王耀武还是有资本去收买共军人员。比如有一个理发员，就因为收了王耀武的钱，在一次理发的时候偷偷告诉他，这批被俘将领将要被转移到济南去了。于是，王耀武就提前作了搬家的准备，还告诉了他的一些熟人。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这让共军管理战俘的领导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转移国军高级将领，如果事先被国军所知的话，将为带来极大的危险。所以马上追查泄密的根源。结果王耀武被追到了，并老实交待。当局除了给那个理发员一个严厉的处分外，还给了王耀武一次严厉的批评，警告他，当年你围剿红十军团，犯下了那么大的血债，虽说未必让你偿还，但也不能“忘得干干净净”。王耀武为此吓得半死，以为要真的这样数罪并罚，他肯定送命无疑，所以好多天都寝食不安，提心吊胆。过了很久，见没动静，才慢慢放下心来。

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落网，到一九五九年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被特赦，王耀武的“改造”生涯一共头尾十二年。这十二年的王耀武，和他的前半生比起来，反差大的让人心酸。有这么一个故事：

还在刚刚被俘不久，淮海战役后，王耀武和文强中将关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时候。为了庆祝共军解放南京，教导团俱乐部专门出了一期“黑板报”祝贺，文强中将的贺诗贴了上去，赫然竟是：

“痛惜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玉石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

当时被俘国军军官看到，无不大惊失色。而王耀武则到了不敢从黑板报前通过的地步，绕着道儿跑来给文强劝说，尽快将“反诗”撕去。（见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文强不愧为中共早期党员，文天祥的直系子孙，毛泽东的表兄弟，他很干脆地拒绝了王耀武的好意。和文强比起来，反观王耀武的行径，则让人不知如何评说了。

顺便提一下，王耀武这一次实在是以小人之心了，作为战胜者的中共，对于文强的这种小儿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而文强本人，后来在监狱里也写出了：“翘望盈盈得，天风浩荡来，京中多喜报，笑看雪中梅”的诗句，第二句的阿谀实在是过麻。 可媲美李煜的不朽诗词的是国军第六十六军军长沈鹏少将的《咏虞美人》：“向来篱下托终身，徒负人间最艳名，今日秋风萧瑟处，满怀清泪暗中倾。” 这首诗的凄婉和诗歌风格的清丽都值得特别玩味。

王耀武被俘后在益都关了不久，就被转送到济南战犯管理所了，之后，在一九五六年，出于大改造的需要，中共决定，把全国各地的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统一改造。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众多俊彦齐聚北京，功德林监狱冠盖云集。为便于管理战犯，监狱专门设立了犯人自己的管理机构“学习委员会”。而担任学委会三巨头的就是，学习委员王耀武，文娱委员廖耀湘，卫生委员曾扩情。可想而知的是，这三人中，学习委员是最重要的职位。而一个背景资料是，北京的功德林本来就关押着一批国军战犯，而全国各地汇集的战犯里，也是英才颇多，但不得不佩服的是，王耀武即使做战犯，也是出类拔萃的，在这五六百号精英里，还是做了个头。

为什么说这五六百号败将都是精英呢？ 章伯钧的千金章诒和女士的文章披露，著名的大右派“党天下”论的创始者，储安平，据说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但在反右“引蛇出洞”之后，他成了众矢之的，于是他的妻子就另投怀抱了。把储安平美男比下去的，就是王耀武的“同学”，人称鹰犬将军的帅哥宋希濂。为此，章伯钧很为储安平抱不平，并认为中共对这番降将太宽大，她浑然忘记了自己曾是中共的叛徒，也记不起宋希濂固然是降将，但也曾是威风凛凛的抗战英雄。即使做了降将，出狱之后，王耀武的同学依然如此强悍。所以说，从他的“同学”的水平可见，王耀武的这个“学习委员”的含金量非常高。

在所有的国民党战犯里，几乎都有一个普遍的心路历程。在被俘之初，他们无不心怀性命之忧，因为大多数战犯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欠胜利者的血债，而当他们获知毛泽东的“一个不杀”的政策后，唯一的念头就是早点放出去了。

有一个小的“悲伤的故事”，在功德林第一次特赦战犯之前，中共现在报纸上登了消息，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准备释放一批改造成功的战犯云云。而当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刚传到功德林里时，有一位国军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一听到就欣喜若狂，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跑进树林，一边大叫：“这下好了，俺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此刻已是九月的北京，这位中将咆哮了半天，其他战犯怕他着凉，于是文强中将过去，准备效范进中举时他的屠夫丈人的手段，给他一巴掌清醒一下，还好，该中将山风一吹，总算已经自我冷静了。可惜此公平日里在改造中满口马列，经常教育他人要勇于奉献，结果关键时候露了底。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纵然经过十年的改造，但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旧日的国军将领，他们固然已学会迎合狱方的原则去表态，但其自私自利的本质却实在很难洗去啊。而故事的悲伤之处就在于，这位中将是所有战犯里面却是最后一批放出去的。等他最后出来和老婆团聚时，已经是一九七五年，整整十六年之后了。但这个悲伤的故事还是有一个喜剧的尾巴，这位华发丛生的宋清轩中将，在特赦之后，还是找到了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如夫人，（当年这位如夫人离开宋中将时，年方二八）。后来据说也曾改嫁一或二次，但如今，听说一九七五年的宋战犯特赦后还有月薪一百大元，于是欣然回来了。

上面宋中将的小故事很有力地说明了，当时王耀武的同学们有多想放出去，但显然重获自由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像考公务员一样，它有一个严格的名额限制。因此，为了夺取这个名额，战犯们一方面积极打扮自己，向狱方靠拢，另一方面，残酷揭批同学，显示自己的“进步”。王耀武在梦里大骂“奶奶个熊”，也被人做为罪证捅了上去。李仙洲看完电影《南征北战》，认为里面的国军人物面目可憎，实属丑化，写进日记里，被他的小组长拿去告了密。黄维作为陈诚系统的中心人物，却受到了同系统战友比如杨伯涛，邱行湘，宋瑞柯的最猛烈的批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身为学习委员的王耀武简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必然活得非常的谨慎。有一次邱行湘和王耀武开玩笑，说他这么谨慎，好比诸葛孔明一样，王听了也凑趣说，他更崇拜的是关二爷。玩笑过后，邱行湘没有料到，第二天王耀武慌慌张张地向他声明，说他不能崇拜关二爷，因为关二爷当年身在曹营心在汉，俺王耀武是身在功德林，心跟共产党，身心一体，绝无异念。搞得邱行湘很不好意思，感叹王耀武实在谨慎。然而，王耀武又怎能不敢谨慎呢？

而且深一步观察，王耀武也罢，杜聿明也罢，他们和一般的战犯比起来，其实思考问题要深入地多。毫不讽刺地说，王耀武和杜聿明即使在做一名囚犯，他们都严格地以一个囚犯的本分要求自己。而且老老实实地去干，去改造，因为他们明白，在这个环境里，这是唯一正确和快速的做法。事实也是如此，对于改造他们的战犯管理者们，他们是明察秋毫的，所以虽然黄维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但考虑到黄维的改造水平太差，放他出去，会影响其他战犯改造效果，所以，战犯管理者们就把黄中将给扣到了最后一批。而对于王耀武，杜聿明等，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些战犯们的确“兢兢业业”地改造，才将他们列入特赦名单的。

但更进一步挖掘，是否这些第一批放出来的战犯们，都已经从灵魂深处改造完毕了吗？这是一个比较刻薄的问题。这里有个比较严酷的前提，那就是这些个战犯，他们从被俘之日后，已然成为现在海岛上的那个残余政权的弃儿。而对于新政权而言，他们是否能够得到真诚的信赖，后来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因此，对于这些战犯们而言，如果他们足够清醒，那自然就明了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尴尬。所以他们也必须要在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做一个最后的选择，然后死心塌地。从这个角度讲，王耀武无论他是否真的改造了自己，但他至少在客观上认识到了他有可能的最好前途，并用尽全身力气去把握了这个机会。他这一生，就是这样不停地从夹缝里挣扎，努力地开拓一片天地的。

但可惜，就在王耀武以第一批特赦的身份获得自由之后。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打击过来了。在他出狱之后，就想联系自己的结发妻子和这位妻子带走的他前半生积攒的巨额身家。但他的妻子郑宜兰和他的副官王相宾已经一起从香港跑到美国了。可想而知，在熬过了这艰难的十年牢狱后，一直支撑着王耀武的支柱无非是这重获自由后的团圆，但他盼来的却是几十年结发妻子的背叛，亲信副官的背叛，还有半生积累的丧失，这样残酷的打击对于还沉浸在特赦后喜悦中的王耀武而言，实在过于沉重了。他的“同学”沈醉以轻快地笔调如此记述：“王耀武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许还能多活个十年八年呢！”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同是“牢友”的沈醉对第一期特赦的王耀武的嫉妒，另一方面却暗藏着世情的凉薄，事实上，沈醉在狱中也同样深深思念他的妻子，（沈妻大概连续给沈醉生了六个女儿后，才终于生出了儿子），但他的妻子，也在香港改嫁了。

王耀武的妻子为什么会背弃自己子女的父亲，数十年来相濡以沫的丈夫？这显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感情疏远的问题，而更可能是因为王耀武副官的胁迫或者勾引。而是什么让王相宾副官做出如此罪行呢？当然是因为王耀武积攒的巨额身家此刻正在郑宜兰的手中。换言之，王耀武辛苦半生的所得恰恰是后来的妻离子散的祸根。这才是生活的作弄！

在此之后，王耀武的生活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了。等方靖在一九六六年第六批特赦后去看他时，王耀武已经病笃。据说是脑血管硬化，以致手足颤抖，他告诉方靖等人，医生说，他还可以拖两年。但后来，在文革中的大浪里，王耀武很快在批斗中死去了。

王的母亲，在一九六一年于香港病逝，其后，他的子女大多移民美国，只有其女王鲁美留在香港。后来，抗日名将王耀武的另一位千金王鲁云，嫁给了一个日本人。

曾经的一个上进的农家小孩，一个奋勇的黄埔学生，一个功勋彪炳的抗日名将，一个善解人意的官场达人，甚至，一个认真改造的战犯，就这样的结束了他的人生。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