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数量最多的中国将领，被日军称之为“长沙之虎”，
他是ZG不共戴天的仇人，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追剿了两万里，
他一生曾多次反蒋，但每到用兵之际，蒋介石却不得不用他，
他就是——薛岳！

　　一、早年经历
　　 薛岳（1896.12.27—1998.5.3），字伯陵，广东省韶关市乐昌人。其原名薛仰岳，因其出生时正值《马关条约》签订次年，国土台湾沦丧，民族危机空前，其父为之取名“仰岳”，希其能效法岳飞成为民族英雄精忠报国。成年后，薛岳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
　　薛岳少怀大志，10岁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13岁时他便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于1914年被送往武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学习。1916年毕业后，他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深造。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薛岳时任大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二营、三营营长分别是叶挺、张发奎这两位牛人）。次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越秀楼，围攻总统府，叶挺营开路、薛岳部殿后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宋庆龄安全撤离。事后叶挺曾在《囚语》一文中简述当时突围之险，“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
　　1927年1月，薛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其部在北伐战场上常常以少胜多，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多次通电表扬。薛岳也以其骁勇善战而闻名，当时他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师长，因此有了“老虎崽”的外号。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到达上海郊区龙华。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配合薛岳占领了上海”。当时的薛岳甚至成为共产党的重点争取对象（共产党对进驻上海的北伐军抱有幻想，特别是看到第一师师长薛岳比较左倾。陈独秀在特委会上专门提出对待薛岳的三条措施：1、留薛岳军队在上海；2、薛岳招兵时，工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可去参加；3、缴获的军械中，可送一部分子弹给薛岳。不难看出，陈独秀寄望于薛岳部能在时局有变时调转枪口，对付右派军队）。
　　3月底，蒋介石、李宗仁等在上海密谋“清党”。第一师师长薛岳和第二师师长严重被视为“具有左倾迹象”，其部也被视为“不可靠”。4月初，薛岳得知第一师将要调离上海的消息，便赶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但是，“共产党不同意，而建议薛岳装病以拖延撤离时间”。不久，第一师就被调去龙华。之后便发生了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薛岳被解职之后，南下广东投靠第四军军长李济森，担任了新编的教导二师师长。
　　接下来的薛岳开始与共产党反目成仇（不明白他思想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短短时间内就从亲共变成了反共。苦于无相关资料可考）。“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朱德、叶挺等率起义军南下广东。薛岳奉李济深之命率教导二师协同陈济棠、徐景唐部，在汤坑与起义军展开激战。交战双方多属原第四军的部队，此时却为各自的阶级在战场上厮杀（尤其是薛岳、叶挺这两位昔日一同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今日却要刀兵相见，不能不让人感叹命运无常）。在汤坑之战中，一开始起义军占据优势，几乎全歼薛岳部。不料叶挺部营长欧震叛变革命、阵前倒戈，当即被薛岳等抓住时机，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一起进行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撤退。12月薛岳又奉命率部参与镇压了张太雷、叶挺和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
　　之后五年薛岳的经历相当复杂。其间因时局动荡、军阀混战，薛岳曾一度投靠过蒋介石，追随过汪精卫，也多次参与过第四军的反蒋战争，甚至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柳州军校校长（有兴趣的朋友可查阅相关史料）。但对这位一代名将而言，这些不过是热身罢了。

　　二、剿共先锋
　　第一次国共战争期间，蒋介石调兵遣将，先后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四次围剿，结果均以失败告终。败军过后思良将，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老是和他作对的“老虎崽”薛岳，于是决定请其出山（老蒋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又善于笼络人心，拉拢薛岳自是不在话下。薛岳是军人脾气，吃软不吃硬，加上闲居一两年没带兵打仗，手也怪痒痒的，于是乎兴冲冲地就披挂上阵了。不过他这一出马可就跟红军结下了天大的梁子）。从此薛岳平步青云，进入军事生涯中的辉煌时期。
　　1933年5月，薛岳被蒋介石征召，担任第五军军长参加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0月，薛岳到达南昌，先后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和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次年1月，升任第六路军总指挥。4月，薛岳指挥第六路军先后攻占赣南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古龙冈，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10月，又进占石城，直逼瑞金。在连战失利、各路敌军又大军压境的不利形势下，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薛岳奉命指挥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11月的湘江战役堪称我军史上的一次惨败——长征的中央红军与3倍于己的敌军大战五天五夜，原有的8万6000人打到只剩下3万人，而主攻者即是薛岳。杨成武将军晚年回忆湘江战役时说：“我这把老骨头，差点埋在湘江边上了。”（杨成武当年身负重伤，是爬回队伍里去的）。当时负责掩护中央纵队强渡湘江的林彪心急如焚，给中央军委拍发了那封著名的要求“星夜兼程过河”的火急电报，并在天亮前给各部队下达命令，决不准敌人突破阵地！生死存亡在此一战！（长征路上林彪焦急过两次，除这一次外，另一次就是指挥红四军团飞夺泸定桥）。由此不难想象红军当时处境之凶险。
　　湘江战役中，薛岳率部沿湘桂公路实施侧击和尾击，重创了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俘虏红34师师长陈树湘（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为了维护军人的尊严，他把手伸入自己的腹中，忍着剧痛，强行掐断肠子，死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长征路上，红军一路跑，薛岳一路追。毛泽东说蒋介石是“围追堵截”， 其实蒋介石多半时间是追而不围、堵而不截，因为蒋介石当时也在打着如意算盘。他当时的地盘主要是在江浙一带，西南、西北和两广都是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蒋介石琢磨着用这“驱虎吞狼”之计，把红军赶到西南、西北或是两广和那些军阀火拼，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看出蒋介石是想借刀杀人，便和红军暗通款曲：只要你不来广 西，咱们就保持中立。1934年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蒋介石闻讯大喜，对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因此当红军进占遵义时，薛岳却以剿共的名义兵临贵阳，夺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权，这也使红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利用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间的矛盾，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心腹大患薛岳部的追击。这次战役被广为宣传，称为“毛主席的神来之笔”。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立即组织薛岳和川康军阀所部二十万人进行大渡河会战。但在战役尚未部署就绪之际，红军就已迅速突破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部下的防线，全部渡过了大渡河。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会前，薛岳与蒋的高级幕僚在研究了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情况后，一致认为：红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北出甘肃，向西北发展。于是，蒋介石决定将薛岳部北调甘陕，原驻西北的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果不出所料，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由于驻甘南的鲁大昌、王均等部阻击不力，10月红军抵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师。但此时蒋军精锐皆集于西北，红军三个军团加起来才万余人，实力悬殊，中共中央处境仍很危险。就在这时，蒋介石犯了个致命错误，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10月底，蒋介石命薛岳东进湖北参加围剿贺龙，将西北剿共军事全权交给张学良。不久张与红军妥协，一年后酿成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
　　三、抗日英雄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月20日，国民政府在滇黔组建第三预备军，以龙云为司令，薛岳为副司令。这期间，薛岳三次电呈蒋介石，请缨出征。9月17日，薛岳在赴沪参战的请求获准的当天即出发直奔南京。22日，薛岳到达南京后面见蒋介石，后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24日，他即驰赴上海指挥作战。从这时起，薛岳将军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战八年，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军事生涯也走向了巅峰。
　　　　薛岳抗战经历大事时间表（择要而列）：
　　　　1937年9月24日—11月12日，薛岳参加淞沪会战。
　　　　1938年5月14日—6月1日，薛岳指挥兰封会战，因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擅自弃守要地兰封，未能围歼日军土肥原师团，但将其重创。
　　　　1938年8月4日—11月2日，第九战区第一兵团进行南浔作战，粉碎了敌在行进间攻占南昌的企图。其间10月1日—10日，薛岳指挥部队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几乎全歼敌106师团。
　　　　1939年9月14日—10月7日，率部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12月12日—1940年1月20日，组织实施第九战区冬季攻势。
　　　　1040年4月9日，组织20个师发起夏季攻势，至6月27日攻克奉新、靖安、西山万寿宫及高邮市等重要据点，击毙敌混成第16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有力地配合了第五、六战区同期进行的枣宜会战。
　　1940年10月—1941年3月，指导第九战区各部进行反扫荡作战，先后取得陈山船埠、九岭、奉新等战役的胜利，收复通城、武宁等县城。
　　1941年3月15日—29日，指挥上高会战。
　　1941年9月17日—10月8日，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10日，实施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3年11月—1944年1月，率99军、10军、58军、72军等部驰援常德会战。
　　　　1944年5月27日—10月2日，率部参加长衡会战。
　　1945年8月—9月，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并指挥暂2军、37军等部在赣南和湘南击败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破坏了中共建立五岭根据地作为即将爆发的内战中的南翼的战略计划。
　　薛岳将军这八年中的战斗历程，现在国内很多资料中都有详细描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下面仅撷取一些历史片断供大家了解：
　　1、淞沪会战中，薛岳部驻扎安亭。9月下旬，日军进攻刘行、罗店，战斗十分激烈。薛岳“指挥泰然”，“亘日夜，守电话机，口授口令，倦即命从官设帆布床假寐。遇苦战或即阵地擘画，寻复由安亭遍巡各部，虽硝烟起前，弹雨纷集，从者或色骇，不顾也”。
　　2、南京失陷后，薛岳部收容整顿队伍，深入杭、嘉、京、芜一带敌后，切断水陆交通，以策应第五战区对敌作战。他根据当时“于战略守势中取战术之攻势”及“以正规军防御，以游击队攻之”的作战方针，首先从第十九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官兵组织游击队，以孔荷宠为游击队总指挥，建立机构，制定方针，授予“两大任务”和“三大战法”，即：打倒活的敌人，摧毁死的地物和绕袭、埋伏、扰乱（这和我军的游击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3、万家岭战役中，战斗主力是蒋介石的嫡系第74军（即整编74师的前身）。战役打响之前，蒋介石致电薛岳，要他把伤亡惨重的74军调到长沙修整。薛岳回电：“调不下来。”蒋二次来电：“第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薛岳回电：“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都比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好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架势，事实证明他是对的，74军在该役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被困的日军基层军官伤亡惨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加强领导力量、组织突围，这在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
　　万家岭战役歼敌近万人，日军106师团遭到歼灭性打击，已彻底失去战斗能力。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出的机动灵活、组织严密的特点，和中国士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大大震惊了日军上下、朝野内外和国际社会。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闻讯后赞道：“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4、1939年9月，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这时，他已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开始，蒋介石决定“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此番话可谓掷地有声）。正是因为薛岳以死抗命，才有了之后的湘北大捷。
　　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二十余天，歼敌约两万人，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战役，对日军士气打击严重。事后日本军部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蒋介石在给薛岳的嘉勉电中也掩饰不住喜悦之情：“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
　　 5、1941年12月23日，日军在新墙河上游油港以北地区发起进攻，并扬言要在长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响。薛岳针对日军的进攻行动制定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战战略：将第九战区的兵力集中在湘北地区，在日军进攻的地点逐次抵抗，将我主力部队置于两翼，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包抄，形成一个南堵北追、东西夹击、四面合围的战备态势，将日军予以歼灭。这一战略取得了空前成功。
　　　　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000余人，俘虏139人，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
　　　　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当时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了盟国在亚洲所有的据点与要塞），才终于明白落后的中国能够独力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其艰苦卓绝委实难能可贵。美国记者福尔门实地采访湘北战场后，在报道中说：“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装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日军事后在对这次会战失败的检讨中说：“重庆军节节败退，我军是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中国军队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被日军称之为“长沙之虎”。
　　 6、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就在12月30日日军攻势正旺之际，薛岳向蒋介石发出军令状，并同时通报第九战区各部：“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捉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子）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各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寇。（丑）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照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寅）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违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宽姑。”此电显示薛岳之决心，不但保证了预定计划毫不含糊，而且激励了广大官兵的战斗热情与积极性，也警戒了任何畏缩或保存一己的企图。在薛岳指挥的所有硬仗中，没有敢于借口不前或保存实力者，此战亦不例外。
　　根据日军原先部署，1942年元旦当天应全部占领长沙。但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第一天日军只是突破了预10师一线部分阵地。但是日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于是迫不及待地报告日军总部，宣称日军已经攻克长沙。日本国内当天就组织了庆祝，以歌颂皇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谁料在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下，日军在长沙陷于巷战与肉搏战之中，结果惨败而归。日军所谓攻陷长沙的快报，最终沦为笑柄。
　　 在抗战期间，薛岳还做了一件大事不可不提，那就是负责修建忠烈祠（至今中国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陵园）。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衡山第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的各战场主官几乎都谈到自己的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不能掩埋，“言者伤心，听者敛容”。会上，蒋介石“致训词”，也专门提及“暴尸”一事，“我们忠勇将士为国捐躯，竟至死不得收骨，我们后死者如何能对得起他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死无葬身之地，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会后，蒋介石又找来陈诚、薛岳，“修公墓，战事不那么紧张，我看可以着手，地点嘛，南岳很好，天下名山嘛”。于是两人着手跟进此事。
　　
　　 据说，此后蒋介石曾中途变卦，薛岳巧以“修墓建礼堂”力争。1943年落成时，薛岳请蒋介石“赐额”，蒋介石寄来的赫然为“忠烈祠”三字（“烈”字刻意少写一点，寓以“烈士少一点，胜利快一点”之意），令薛岳当场涕零。今日忠烈祠内，“七七纪念碑”上还刻着薛岳当年手书的《七七纪念碑铭》：“寇犯卢沟，大波轩起；捐躯卫国，忠勇将士；壮气浩然，彪炳青史；汉族复兴，永湔国耻。”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其时已卸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岳想回长沙参加受降典礼，而何应钦、白崇禧却逼令其去江西南昌受降。9月14日，薛岳在南昌举行受降典礼。次日，岳麓山，湖南战区受降典礼正式在山下举行。随后，又在山上举行了抗日将士追悼大会，会场两侧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
　　 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明无此壮
　　 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触景伤情，那一刻，在场不少人都报以唏嘘长叹，那叹息声里闪过的除了无数烈士的英灵外，恐怕还有那战火烽烟中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不屈的背影。
　　四、治理湖南
　　
　　抗战期间，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同时还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1939.1－1945.8），任内他对湖南的治理可谓卓有成效。不过，上任伊始他接手的却是前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发急电：“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此前，一直鼓励民众群起抗敌的张治中这才着手，由长沙警备司令部负责放火。该部司令为酆悌，任放火总指挥的是该部二团长徐昆。集全市汽油，组织放火队，以天心阁举火为号。因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深夜12点多，徐昆致电警察局长文重孚和酆悌，都无人接听，又误听保安处回答，以为酆等已逃，匆忙下令放火。天心阁马上火光冲天，各处亦纷纷举火。城内顿成火海。大火三夜不熄，“百年缔造，可怜一炬。”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
　　为息民愤，当局枪毙了酆悌三人。奈何民心已失，民间曾流传一副对联讽刺张治中，上联：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中心胡忍，三个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1939年2月，张治中引咎辞职，离开长沙。接任的薛岳对火烧长沙一事十分气愤，作报告时，曾多次痛骂张治中说：“敌人烧了我们的土地，我们奋勇作战，才叫焦土抗战。敌人还没来，我们自己放火烧城，这叫什么焦土抗战？”
　　薛岳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第二天，在各界欢迎会上表示：“本人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自当以忠党爱国服从领袖之精神为湖南三千万人民服务，苟余妄取湖南民间一钱，妄为不利湖南之事，任何人民，皆得诛之。”上任后，他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和抗战需要，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力图使湖南人民安居、安业、安心，“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食、足兵、足智。并依此实施所谓“六政”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薛岳把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作为湘政建设的第一要政，称之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个国民身体健康，乃能救国，唯有整个民族的健康，乃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经费改善原有医院医疗设备外，还各拨款四百万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医院。后来，又筹建了省立第九、十医院。抗战胜利前还电令省建、教两处拨款建设南岳体育馆和开辟中山公园。与此同时，严令禁止鸦片和限制娼妓活动。
　　在施政中，薛岳重视发展农业、林业、兴建水利，以及交通运输和工矿企业，称之为“养民之政”。他鼓励湖滨农民开垦湖田，扩大耕作面积。准许基层干部和文职人员，租种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分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鉴于当时大量难民涌入湖南，薛岳采取措施鼓励入湘难民垦荒，仅城步县一地，难民垦荒就达33万亩。省政府每年还拨巨资投入农田水利建设，仅薛岳就任第一年，湖南就修建塘坝1607处，灌溉农田150余万亩。他还大力推广良种，严禁种植低产品种，规定每年良种推广要超过20万亩，奖励种植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上述措施使湖南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保证本省人民生活需要以外，还有力地援助了全国抗战，仅1939年一年，湖南就输送余粮300万担，以后每年均超过1000万担。
　　国民教育，即所谓“教民之政”，是薛岳湘政建设中的一个重点。他一方面发展中小学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面发展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中小学教育的需要，同时，反对学校商品化，责令各区专员对本区内之省立师范学校、职业中学及私立国立中等以上党校进行督导，“严整学风，改善教法，如有违背现代教育方法，以学校为商品化者，均应报府严办”（对比如今的教育产业化，不由让人苦笑）。薛岳还重新配置了各级各类学校，把湖南分成三个大教育区，共设立公私立中等学校172所，制定抗战时期各地小学配置办法，确立乡保设小学的原则，增加班数和每班人数，甚至大批穷乡僻壤和平时期也难以上学的孩子，反而在战乱时期得到学习的机会。此举确实有力地改观了原来湖南省教育极不平衡的状况。
　　薛岳还重视强化警察组织，肃清汉奸土匪，安定后方，称之为“卫民之政”。他要求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积极破坏社会经济，……进而怨恶战争发生反战行动”者，进行“切实防范”；凡“参加伪组织，替敌人带路、作侦探、作便衣队、修筑公路、运输粮弹伤兵者一经捕获，讯明确实，准予就地枪决，以正国法”。薛岳在剿匪方面成绩尤为突出。湖南匪患由来已久，历来官方均采取重招抚轻剿灭的方式，以改编为主。薛岳废黜此法，认为它实际上诱民为匪。他严令各地一律不得招抚收编，并以正规军配合省保安队严剿。对于那些残害乡里攻击政府的匪首一律严惩不贷，首先剿灭15股势力大、影响恶劣的土匪，枪毙了全部顽匪匪首。其余的小股散匪只准缴械投降，首恶必遭法办，胁从也必须接受审查，愿意当兵的亦需整训，合格者方可分散编入各部队。未几，湖南各地历来平息不了的匪患竟然销声匿迹。
　　为了唤起民众力行抗战，薛岳推行所谓“管民之政”，整顿和健全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他规定：“凡属于社会组织之人民团体、经济团体合作事业团体，均有绝对服自命令，力行抗战建国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凡属社会组织之文化团体，均有宣传法令，唤起民众力行抗战建国工作之责，否则依法解散，重新改组。”同时，他说：“兵贵精不贵多。无粮无饷，无好干部，必致害民，假人名义易，取消名义难，害民之事易，救民之事难。”“治民在公正以树威信，治兵在明纪以精兵，民吾命也，兵吾命也，焉用私?……精兵保民，救乡救国，功业可立也。”
　　薛岳实施的第六政就是所谓“用民之政”。他很重视粮政建设，指令有关部门合理地规定米谷价格，防止奸商、宫商高价图利，以图“谷主粮商，食米之人，皆得共生共存，而不背民生主旨”。同时，还要求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评定、核正、检查物价；作为“当前最重大之任务”。指出：“高抬物价固不准，压抑物价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卖得出，买得入；则物畅其流，价安于市。”
　　以上各项措施，在薛岳治湘六年半期间，客观上保障了湖南的安定与稳固，人民生活和生产均得到可靠保证。湖南民众对于薛岳治湘总体上来说也是认可的。鉴于湖南处于大后方的咽喉地带，整个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湖南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最多，中国军队抵抗最烈、影响最大。其间仅湖南民众应征入伍便达210万人，占全国总应征人数的15%；湖南除为抗战提供了全国第一的粮食之外，还提供全国军供的三分之一，衡阳成为大后方仅次于重庆的工业中心，战前仅有数千人口的洪江，迅速成为十余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镇，被称为“小南京”。有此民心民力拥军备战、抵御外侮，薛岳才得以阻止日军在新墙河以北达5年以上，并取得三次长沙会战、配合常德会战等重大军事行动的胜利，保障了抗日最后一战——湘西会战的彻底胜利。国民政府对日军受降地定在湖南芷江亦不无道理。
　　虽然薛岳治湘成绩斐然，但作为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一介国民党封疆大吏，他自身的性格缺陷、阶级立场使其在施政方面的弊端也表露无遗：
　　1、作为一名坚定的反共干将，薛岳利用剿匪的声威，以不抗日只捣乱、谋取一党私利为由，顺势打击中共领导的武装，基本上肃清或逼走了中共在湖南的组织机构，著名的“平江惨案”就是薛岳一手制造的。1945年3月，毛泽东亲自派遣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5000余人，并亲自拟定其《司令部布告》，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南下入湘。该支队一度攻占了薛岳治下的平江县城，但历经征战仍无法立足，后经毛泽东批准，部分退回鄂南，主力进入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师，结果仍不能实现，最后经毛泽东批准北返中原与新四军第五师合并进入鄂豫皖根据地。薛岳治湘使毛泽东之入湘发展计划落空，其手段可见一斑。
　　2、薛岳为人好名夸功，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后，因被人捧为“神帅”而沾沾自喜，动辄以“岳帅”自居。更有谄媚之徒把长沙市原东长路改为伯陵路，还举行了命名仪式，举旗游行。薛岳亦欣然受之。当时湖南北涝南旱，粮食减产，加之大军驻境，致使百姓多以蚕豆为主粮，一时民怨四起，长沙市井中一句“东长路改伯陵路，害得百姓呷蚕豆”（湖南话读谐音）的民谣广为流传。
　　3、薛岳用人喜用亲戚，其弟薛仲述、薛叔达、薛季良均在其手下任军职，其襟弟丘国维，内叔方学芬及方人矩，内弟方兴及方介均曾在薛岳左右任要职。40年代初，湖南粮食丰收，而广东旱灾甚重，米价暴涨。当时薛岳内叔方人矩是湖南贸易局局长，依仗薛岳权势以低价大量购米，运往广东牟取暴利（当时运米入粤只有铁路可走，而车皮又在军政大佬手中，利用粮食牟利，一般商人难以做到）。湖南粮食丰收了，粮食却运往广东，湖南饿死者无数，长沙市井中又流传出这样的怨言“今年粮食好收成，他(指薛岳)把粮食运广东”。
　　五、内战干戈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薛岳时任徐州“绥署”主任，指挥所属部队向苏北、山东进攻，投入了“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中。在现今可以见到的文献资料中，对薛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大加鞭挞，没几个说好话的。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吗？我们来看看作战经过就知道了。
　　　　7月中旬，薛岳指挥部队分三个方向向淮南、淮北和苏中进攻。
　　　　7月16日，5军主力和74师、7军各一个旅（师）进攻淮南。至7月29日，解放军损失数千人，被迫放弃了淮南解放区。淮南失守后，苏中和淮北失去了侧翼，从长江北岸的南通一直到山东摆成一字长蛇阵，形成了解放军分兵把口，兵力处处薄弱的局面。
　　　　就在淮南战役前，粟裕已经得到了国军进攻的准确情报，率先于13日出击苏中宣家堡和泰兴。由于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指挥无能，至8月底国军损兵4万，陷入困境。不过，这次作战国军也不是一无所获，第一绥区主力使解放军伤亡1.6万人（将近占了苏中解放军兵力的一半），消耗了解放军的兵力，并将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主力牵制在了苏中，有效地策应了国军在淮南和淮北的作战。
　　　　就在淮南和苏中酣战之时，国军于7月18日向淮北发动了第一期攻势。左路28师和57师一个旅21日到达曹八集、双沟一带；右路7军击退解放军华中九纵的阻击后于23日占领灵壁；中路69师在58师一部的掩护下于25日攻占朝阳集、渔沟、双沟一线。27日，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反击69师，激战两昼夜，击溃其两个旅。此时，薛岳趁解放军主力西移之机命令7军东犯，至7月30日，相继占领五河、泗县。解放军被迫东移。8月7日，解放军主力围攻泗县，由于战况不利于9日撤出战斗。
　　　　8月19日，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与薛岳召开军事会议，商定进攻淮阴的战略计划。会后，国军兵分三路：以李延年集团为中路，主攻淮阴；北路冯治安集团进攻台儿庄、鲁南，以牵制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南下的后续部队；第一绥区李默庵集团在苏中继续钳制住粟裕。
　　8月底，在完成了进攻两淮的准备后，薛岳指挥李延年兵团分三路进攻运河以东。北路58师在朝阳集、渔沟与山野对峙；中路69师动作积极，27日占濉宁，29日克宿迁，摆出了一副进攻沭阳的架势；南路7军于31日攻下洋河镇后即在泗河上架桥，扬言要在泗阳与解放军决战；而担任主攻的74师则隐蔽在7军后面跟进。这个部署“明攻沭阳，实取淮阴”，但在战役实施中却让人感到，国军既可能“北攻沭阳，断敌归路”，也可能“南下泗阳，攻取淮阴”，使得对手弄不清国军的真实意图。因而，虽然在战役开始前山野就知道了国军进攻淮阴的计划，但司令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仍然上当，认为薛岳的主攻方向应为沭阳，从而将山野主力部署在了宿迁、沭阳、渔沟之间，在泗阳只放了一个久战疲惫的华中九纵，而淮阴更未布置一支有力部队，这给了7军和74师可乘之机。9月10日，7军突然南下突破九纵防线，于12日攻占泗阳。13日，74师越过泗阳，投入战斗。陈毅这才发觉上当，急调5旅、皮旅、淮南军分区各部队赶赴淮阴布防，山野主力南下攻击74师侧翼。中共中央军委也电令粟裕火速北援淮阴。但薛岳已命7军除一部协同74师进攻淮阴外，主力在来安、泗阳组织防御，阻住了山野主力的增援。而此时粟裕已围攻海安十多天，部队疲劳加上国军空军的袭扰，要撤退谈何容易。18日，粟裕部到达淮阴附近，未及投入战斗，19日淮阴即告失守。20日，74师击败华中6旅，攻克淮安。淮阴战役以国军获胜而告终。　
　　不过在接下来的鲁南战役中，薛岳指挥失利，丢了两个师。更令蒋介石生气的是，把他的机械化家底——第一快速纵队给报销了。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实际上就是把薛岳给架空了。不想，陈诚的表现比薛岳还要差。由于他和蒋介石的瞎指挥，第二绥区李仙洲集团在莱芜被全歼，丧师失地。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拿薛岳来当替罪羊。1947年3月3日，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的罪名撤了薛岳的职，改易素以稳重著称的顾祝同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
　　这里有两个小插曲，不得不提一下。1947年1月，陈毅在听到鲁南大捷的喜讯后，兴奋地写下了一首诗：
　　快速部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 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快速部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 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
　　而当时华野的头号军事指挥员粟裕在得知薛岳被撤职的消息后，欣喜道：“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时隔不久，便有了国民党整编74师在孟良崮上的全军覆没。
　　虽然有鲁南惨败，但薛岳在徐州“绥署”任上的战绩仍然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上述粟裕评价可见一斑。有人说，粟裕把薛岳抬得过高了，其实不然。在与华东解放军作战期间，薛岳采用的“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术深合兵法之妙。首先，他选择的主攻方向总是能够打中对手薄弱环节，如：8月中旬，他把淮阴作为主攻目标，就是看准了该地是解放军华野和山野的结合部，防守兵力薄弱，两大野战军支援困难；10月初，他调整33军等部进攻枣峄是因为华野和山野主力被牵制在了淮阴附近，无法增援鲁南。其次，注意隐蔽主攻方向。这在淮阴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佯攻沭阳”与“在泗阳造声势”相结合，竟瞒过了久经沙场的陈毅。第三，重视次要方向上的牵制作战。淮阴战役同时的海安战斗和来安战斗、枣峄作战同时的第一次涟水战役和鲍河战役都用相当兵力牵制解放军主力。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薛岳在徐州“绥署”任职期间的表现不似现在很多资料上说的那样糟糕。
　　1947年5月，薛岳出任南京政府参军长。次年转任总统府参军长。1949年2月，调任广东省主席。在广东省主席任上，他积极整顿保安部队，打击解放军游击队，取得显著成效。5月，薛岳凭借保安队雄厚的军事实力镇压了老部下吴奇伟在粤东的起义，狠狠打击了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0月，解放军入粤，广东国军无力抵抗，薛岳只好逃到了海南。12月1日，薛岳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但薛岳深知，海南守军战斗力低下，不堪一击，无力防守海南。1950年1月，薛岳飞赴台北面见蒋介石，要求撤出海南。但蒋介石以海南不战而弃损害台湾的民心士气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3月5日，解放军发起海南战役。果如薛岳所料，海南守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4月22日，薛岳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命令所部撤退。由于计划周密，解放军又无制空和制海权，撤退比较成功。5月1日，国军主力全部上船撤往台湾。同日，海南解放。
　　在这里补充一段趣闻：40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强迫市民把金银都兑换成金圆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当时桂系的黄绍闳问薛岳：“如果小蒋硬要你把金子去兑金圆券，你怎么样呢？”薛岳开口就骂：“丢那妈！我们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挣得这些金子，如果兑成了转眼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以后我们吃什么？他敢来，我就开机关枪打死他。”
　　六、烈士暮年
　　
　　撤到台湾后，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实际上是个虚职）。此后薛岳一直未得到蒋介石的重用，赋闲家中，以书法自娱。薛岳自幼即临摹岳飞字体，到台湾后，更是潜心练字，几年下来，写出的字更加苍劲有力，颇具岳飞遗风。薛岳前妻方少文，遗子女多人，均未随其去台。1950年，薛岳与小他30岁的后妻在台湾结婚。
　　因为早年多次参与过反蒋，所以薛岳一向不为蒋介石信任，更谈不上蒋的心腹，围剿红军和抗日时期因为用人之际蒋介石才不得不启用薛岳（老蒋用人是“疑人也用，用人也疑，急时用之，用完弃之”）。一旦时过境迁，即弃之一旁，甚至还算下陈年老帐。如1952年某日，薛岳和白崇禧家中被蒋经国系统的特务彻底搜查，连地板也被撬开，所藏黄金都被抄去。薛岳打电话问总统府，被告知每人都要这样来一次，而事后得知只有他和白崇禧两人才能“享受”如此待遇。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其之猜忌。
　　1958年8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为装点门面，邀请薛岳等国民党各界资深人士出任政务委员。1966年５月，薛岳任国民党“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手中并无实权，也无事可干。
　　虽说去台后台海相隔，但乡情难断，薛岳家乡的人民，对他始终充满敬意。即便文革时期，谈论薛岳是犯禁的事，但当地的农民仍对过去采访的报社实习生说，薛岳是打日本鬼子的英雄，我们不会忘记他的。甚至一个茶场的负责人偷偷对实习生说，他们采摘了2斤最好的茶叶，想尽办法托人送到台湾，薛岳也托人回信，说收到了家乡的茶叶，很开心。
　　斗转星移，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其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相继去世，薛岳仍健康无恙。
　　1990年２月，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正、副总统。国民党台湾当局为安抚资深国大代表，收揽军系国大代表，以保证总统选举的顺利进行，于是推出94岁高龄的薛岳，让其担任国大八次会议开幕典礼的主席，主持开幕典礼。沉寂了多年的薛岳又意外地出现于公众面前。但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当时台独实力正甚嚣尘上，民进党代表大闹会场，反对薛岳为开幕典礼主席，弄得薛岳好不尴尬。当其时，只怕薛岳心中难免感慨：壮岁哪容鼠辈狂，老来反被宵小欺。
　　1998年5月3日，薛岳去逝，享年10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