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上篇文章发出之后，转眼又过一月余，由于近来有些小事缠身，没时间来网上与友人交流，今天一看，“六一”已过，心想，还是弄点东西来放这里玩玩，于是把去年底写的这篇放上，这么着，就是下面这个：



艺文：鹿城兴衰的明镜

清朝末年，楚雄最后一任知府、满洲人崇谦写过一篇文章《重建云泉寺碑记》。他在文章中总结出一个道理：“郡邑盛衰，关系名胜成毁”。而就鹿城数百年来文学艺术的成毁，亦与郡邑的盛衰息息相关。反之，艺文成毁，也是鹿城盛衰的一面镜子。

就楚雄现存四部旧志所载，“艺文”占很大篇幅，在“人物志”中，三部旧志专列“文行”，用以记载本地文人中品学兼优者及其著作。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人对“艺文”的高度重视，他们把“艺文”视为资政、教化的重要手段，并通过诗文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情感与才华。基于这种认识，无论履楚官员还是本地文人，无不以写诗作文为己任，倾注心血，发为华章，留下大量的诗集、文集、碑铭和散篇。

咸同兵燹，那是连续十几年的战争，鹿城三次被外军占领，三次收复，人民迁移流徙，死亡者数万，庚申屠城，致使万家烟火，立时成为灰烬，几乎所有诗文扫地荡尽，残存的，仅有四部旧志中保存的若干篇，而诗文集，后人只能见其书目而空叹。咸同兵燹对于楚雄文化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此后直到清末，重要的著作仅有鹿城人沈宗舜所纂宣统《楚雄县志述辑》。

民国期间，楚雄的文脉接近于中断，艺苑一片荒芜，寂无声响。

楚雄和平解放以后，少数文人开始创作，但由于底气不足，只能在花灯小戏上用力，而无鸿篇巨制。此后又是“反右”、“文革”等等，既整文人，又钳制文化，二十余年中，几无可读之文、可吟之诗、可看之画。

1978年，州文联成立，继而开辟第一个象样的文艺园地——《金沙江文艺》。这个园地象磁石一样立刻吸引了楚雄州的文人，并培育了一批批文学青年，数年经营，致使楚雄文运复兴，于是焉，成立各种学会，举办各种刊物，散文、诗词、小说、学术论文、绘画、摄影、雕刻、书法如雨后春笋，新老作者前行后续，诗集、文集、鸿篇巨制如春花放于原野，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像。

以上记述，把鹿城这块土地上数百年间的文学艺术活动情况，勾勒了一个大致的线条，下面，就鹿城古代的作品，拣几个有特点的来说。

首先介绍的两篇文章，要从思政楼说起。原来，明朝成化年三年（1467年），江西吉水人尹昭任楚雄知府，他于政事之暇，在府署内建了一座高旷敞豁的小楼，到他离任时，还没为小楼命名。成化七年冬，浙江临海人赵熙接任知府，见了前任建的小楼，就想要为之题名。然而题名在古代是一件很讲究的事，题得不好会让人见笑。赵熙是进士出身，自然是很有学问的啦，所以题得很有品位，叫“思政楼”，接着写篇《思政楼记》。该《记》以“思政”立论而展开论说，其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自然贴切，毫不牵强。结束一语：“乃若移为国为民之思于而身而家而妻子思，则岂余所知哉！”几与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臻佳境。这么一来，思政楼及其《记》就成了楚雄城的一个佳话。此后过了142年，到了清朝光绪九年，贵州贵筑人陈灿任楚雄知府，他也与赵熙有相同的遭遇。原来，他的前任知府荣思也在府署仪门左边建了座楼，同样到离任还未题名。陈灿也是进士出身，翻阅旧志，见了前面思政楼及《记》的典故，于是也把新建的小楼题名为思政楼，并且写篇《改建思政楼记》。懂行的人知道，这篇文章不好写，它必须发前人所未发，才能立脚。陈灿当然晓得这个利害，然而可能他有意要超迈前人，所以居然动笔了。写出来一看，他是在赵熙正襟危坐的思政之外，补之以“《蟋蟀》诗人之旨”，申言其楼还有“游观”、“宴乐”的功用。那意思明显是说：官员也是人，政事之外，亦必有所乐，一如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沂水之乐”——这就是《诗经·唐风·蟋蟀》的宗旨。换言之，这才是儒学的真义。

接着介绍《石三湾记》。作者吴道南，鹿城人，旧志说他：“生而灵秀，学问淹雅，口吟手披，至老不倦。家贫好义，然诺不苟。值明末清初之乱，遨游林泉。”他的文章，留下来就《石三湾记》一篇，然而这是一篇奇文。奇在什么地方？原来，吴道南生于明末，长于乱世。虽然寒窗数十载，却七次科场失意，这是科举时代文人最大的不幸，但是又难以明言。不得已，转而写《石三湾记》，表面看去只不过是辨别一个村名，实际是申其郁郁之气，而辩之之法又极妙：文章起首提出“十三湾”之名，将欲探之，而数十年不能得，这是欲擒故纵的笔法。后来终于亲临其地，于是泼墨大书石头的千姿百态，为世间罕有。这是暗示作者本人灵秀，而不为世所知。换言之，写石即写已。结末一段，表面示人以“达人知命”的心态，然而卒章见志：不能视“钟天地灵秀”之“石”默默无闻，将借一支笔，发扬光大而传诸后世。宣统《楚雄县志述辑》说：“《石三湾记》屈曲传神，论者谓之本身写照。”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下边把其中描摹石头一段文字录出，以见其文字的功力：

山行五六里，入一大谷，其石棋布星罗，应接不暇。已而翘首谷上，见有累累若若者为石甚夥。余策马陟其巅，则遍山皆石，其间有若鼓者，若钟者，若鸡之晒其翼、羊之顾其羔者，若狮、象之蹲者，若马之成群而驰逐奔踢者，若牛之俯首啮刍，而牧童操鞭策于其后者。稍平坦处，一巨石隆起若梁，空其中，可通往来，内有石桌、石礅，可坐四五人。其他千态万状，不可悉数。自右而下，约里许，由石门入谷，其峰插天，其石欲坠，且巉岩险怪，不可名状。道经山腰，石覆道上者数武⑷，其下则俨然天堑，不知其几千百尺也。越数冈峦，而其谷之石，迥与前异，其中如砥，其两隅如砌，其层级如阶，皆有理可剖，不大费雕琢而材皆可用。循级而下数十步，则石壁屹立，广可七八尺，高可三四寻，瀑布铺其上，石潭承其下，水星霏霏，斜阳射之，恍如玉屑缤纷而细珠历落。余于此时，神怡心旷，徘徊不忍去，殆不复知余身之在尘世间也。喟然曰：向疑其异，一至斯乎！古之命名，良有以也。

最后介绍一篇《淮阴侯论》。作者萨纶锡，楚雄八翰林之一，字言如。旧志说他：“禀性明哲，学问贯通，以《孝经》为律身之本。凡文词，执笔立就，诗亦清逸。中康熙甲午（康熙53年、1715年）科解元，丁未（康熙54年）成进士，选庶常，散馆授检讨。著有《燕山集》、《德庆堂稿》。”

刘邦与韩信的故事，详载于《史记》、《汉书》，二千余年来为国人所熟知。历来评论，多责备刘邦，以其为猜忌之雄、杀戮功臣之杰，这自然是千载不易之论。然而韩信的本色，也不过是个淮阴市井之徒，你看他初投项羽而背之，继投刘邦而逃之，垓下围旧主而杀之，这样的人，虽为天下名将，但因含德不厚，利欲熏心，最终死于刘邦夫妇之手。这些是通常论者所没有看出的。萨纶锡此文，既道刘邦之雄猜，又陈韩信之骄侈，二者相博，那么，韩信之死并非刘氏一面的刻薄所至，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萨纶锡这篇文章，文笔老辣，议论深新，一如苏老泉的《权书》，读其文，无不油然而有耳目一新之慨。

以上所举几篇文章，自然只是楚雄诗文之流中的一滴水，看不到百花盛开的景致，却能看到思考的深度和写作的功力，权为管中窥豹吧。

                                             边城秀才于鹿城东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