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金沙江文艺》

——《金沙江文艺》创刊三十周年纪念

一九七八年，楚雄州文联成立，当年十一月创办机关刊物《金沙江文艺》。

《金沙江文艺》的创办，在楚雄州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是一件大事。

回顾共和国建立以来，楚雄州境内所办文艺期刊，多半是各县文化馆自编自印的“群众文化”一类。这些刊物在当年确也取到推动地方文化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毕竟格局太小，影响不大。文革十年及其以后数年间，这些刊物全部停办。及至“粉碎四人帮”之后，此类刊物才露头角，“群众演唱”、《马樱花》、《彝州风物》之类，成为《金沙江文艺》的先声。

作为一个楚雄人，以上情况，我或多或少，有所耳闻，有所目睹，鉴于当时年轻，也不从事文化馆工作，所以竟与这些刊物无缘。但是《金沙江文艺》却不同，她自从诞生以后，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的文学创作乃至生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当这个刊物创办三十周年之际，我一枝秃笔，自案上跃起，以倾吐其对《金沙江文艺》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为快。

就我所知，《金沙江文艺》初为州文联内部季刊，首任主编张福三老师。张福三老师是我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上我们的语文课。张老师是四川人，那是还是个小伙子，却已才华横溢。他本来是教高三语文的，因我们入初中时，人手不够，学校才安排他来教初一。在一九六二年那种时期，张教师就创作出若干小说，其中一个长篇为《智取熊猫山》，是一个剿匪故事。由于当年此类著作不易获得出版机会，更由于他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文人，所以，常常利用晚自习之后的一点时间，给我们班的同学讲这个故事。故事情节生动离奇，人物形象鲜明，往往讲到学校熄灯，同学们仍大声要求他继续讲下去，如此日复一日。由此可见，文联聘请这样的人当《金沙江文艺》主编，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也说明《金沙江文艺》的起点不底。

《金沙江文艺》创刊后，楚雄的文学青年倍爱鼓舞，真正感觉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春天到了，于是开始把散漫的精力收笼，投入到文学创作上，希望能在《金沙江文艺》上一展头角，从而体现自身的价值。

张老师当主编之后，曾举办过文学创作讲习班。我那时在东瓜林机厂工作，也赶来楚雄听课。记得张老师分析鲁迅小说《祝福》的创作手法，而这篇课文是我多次给我所教的初中学生讲解过的，然而这次不听则已，听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写小说有那么多技巧，十分惊奇。

这个话，现在的文学青年听起来可能觉得太夸张，其实那是事实。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代人，虽然读过初中、高中，以后经过文革，经过“大串联”，又下过乡，应该说是见过些世面了，但所见的世面，是阶级斗争的世面，对于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手法，知道的人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一听张老师的讲解，真有“如闻仙乐耳暂明”之感，从此开始知道怎样去学习小说创作。

然而好景不长，张老师不久就调云南大学，主编只能易手。接手的是田良耕老师。

田良耕老师也颇具才华，只是在当年难以施展，但他写的报告文学《前进十五年》，生动记述了楚雄县前进公社十五年的历程。这篇长文，虽然由于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难免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对于今后研究楚雄地方史，仍不失为一个难得的资料。

田老师意气慷慨，诗酒纵横，在他手里，《金沙江文艺》开始转为公开发行，于是更多的文学青年，纷纷把目光投向这个新刊物。

一天，我在《金沙江文艺》上读到唐楚臣君的短篇小说《秧歌天》，并知道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得到省有关部门的奖励，于是颇有感慨。盖因这篇小说是以楚雄农村种田为题材，又以方言写成，很生动，而我则是土生土长的楚雄人，对楚雄方言很有兴趣，见他这样写作竟获成功，如何不心有所感。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评秧歌天的语言特色》，送给田老师，旋即登载。紧接着，田老师把我从东瓜叫到楚雄，对我讲，目前写文学评论的人少，要我从这方面发展。由于他这个指导，我对《金沙江文艺》更加关心，每期必读，并对中外文学理论，也开始作些粗浅的研究，写作了品评白居易《长恨歌》的论文等一批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十分粗劣，达不到发表的水准，但经此练习，却也从中摸索出一些写作经验。

又是好景不长，田老师因拔牙而染上败血病，不久身亡，《金沙江文艺》主编只得另请高明。

这另请的高明，不是谁，竟是我叔父张毓吉的“同窗”芮增瑞老师。

同窗二字何以加引号？那是因为他们所同之窗，不是教室之窗，而是铁窗——牢狱之窗。

原来，芮老师才华早发，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创作小说、剧本，其中小说获得省有关部门奖励，而花灯剧本经演出亦在楚雄颇为知名。一九五七年，芮老师被错划为“右派”，与被错划为右派的我叔父同在一狱。后来，他们俩都得昭雪平反，芮老师重返教坛，在楚雄二中教语文。由于他早年的声名，也由于他的敬业，故而被文联请来接田良耕老师的未尽之业。

芮老师接手《金沙江文艺》之后，广罗人才，其中从禄劝调来的杨继中是个才子，又拔文学青年卜其明于州建筑公司，拔熊望平于州歌舞团，等等。于是，编辑部空前壮大，编辑质量大提高。一九八四年，《金沙江文艺》被评为全国三十四家办得好的刊物之一，一九八七年报刊整顿中受到省委宣传部表扬。

何以在一九八四的报刊整顿中，《金沙江文艺》竟获表扬？原来，一九八四之前，乘改革开放东风，国内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多如牛毛，一些刊物追求物质利益，甚至一切向钱看，哗众取宠，质量大降，然而芮老师领导的《金沙江文艺》却淡泊名利，依然故我，坚持“二为”方向，奉行“三个为主”，即以本州作者的作品为主，以本州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以本州题材为主的办刊方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在此期间，《金沙江文艺》不仅成为州内文学青年的创作园地，而且刊登了许多前辈的力作，其中本州题材的作品，尤其吸引着州内外的广大读者，大家从中吸收资料，并获得乡土文学那种不可替代的审美愉悦。

编辑部十分重视培养本地，尤其是彝族文学青年，先后举办创作学习班数期，而我也因此而得进第二期学习班，从中学到若干创作知识，并结识了许多热爱文学的朋友。这些朋友，在我们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相互交流启发，获益非浅，并一同沿着艺术的人生道路前行，多数朋友后来来成为州内文学创作和地文化研究的骨干。

一九八二年底，我从东瓜林机厂调到楚雄州志办工作，此后又于一九八六年调州供销社编社志，由于工作性质所限，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仅编写一些记实性的书籍，偶尔写点散文，我的一位年长的亲戚对我说：你写不成小说，原因是“没有生活”。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人人都有生活，只要你有感受力，有表达力，就能写出小说；只要你有深刻的感受力，有深刻的表达力，你就能写出好小说。但话是这么说，总不见我兑现啊。这么着，还是《金沙江文艺》为我提供园地，用以证明我的想法。

一九八八年底，《楚雄州供销社志》完成后，一段时间内，我没有具体工作可做，于是开始认真研究小说的写法，并着手创作第一篇小说《春药》，投稿《金沙江文艺》后，编辑部建议修改题目，于是改为《白鹿岗传奇》，结果发为首篇。此后，又写了历史小说《韩非之死》、乡土小说《姆西堵村的男孩》、知青小说《麦瓜的幸福生涯》等，一发不可收拾，证明了所谓“没有生活”的臆断。更重要的是，从此我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写小说，这成为我人生中一种特别的享受。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最好玩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写小说。平心而论，如果没有《金沙江文艺》，我很可能就与这种生活方式擦肩而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金沙江文艺》帮助我找到一种生活的大乐趣。

的确，《金沙江文艺》所奉行的“三个为主”的方针十分正确。假设《金沙江文艺》所登载的，多半是些外地作家、外地题材的作品，那么，我相信决不会有这么多热心的读者。道理很简单：与其读那些东西，不如把时间精力花在读世界名著上；我们的乡土作家的乡土文学，其艺术性也许并不高，但乡人读自己乡土的作品，其中那种回味式的享受，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甚至连读名著也不可能有。

编辑部对于培养当地文学青年，从不间断，培养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是从外地请来名家指导，就我所亲见者，先后请到的有艾抚、冯牧、白桦、玛拉沁夫、高樱、彭荆风、晓雪、杨明、周良沛、郭思九，以及文艺评论家刘锡诚等。这些人，不但讲创作方法，有的甚至讲思想，常能给我们小小的边城带来一股思想的新风。其中一些来楚雄不止一两次，所以成为鹿城文学创作者的朋友，而《金沙江文艺》，乃至楚雄的历史文化，也因他们的了解和宣传，受到更多外地人的青睐。

几年前，芮老师退休后，主编由周文艺君接手，继续沿着前此的办刊宗旨，因而继续取得新的成绩。

比起我们这些当年的文学青年，周文艺年纪轻一些，但他勤奋好学、谦虚谨慎，不但自己写作，而且还积极组织编写出版地方民族文化丛书，就我所参与的，有《楚雄地方历史文化丛书》，以及《天真经典·彝族卷》。

在《天真经典·彝族卷》首发式上，我说：承蒙《金沙江文艺》编辑部看得起，指定我参与此次撰写其中一篇文章，让我这个土生土长而又热爱自己乡土文化的人，有一个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机会，如果不让我参与此次活动，我定会很遗憾。

在我们楚雄，像我一样热爱乡土文化从而热爱《金沙江文艺》的人还很多，他们许多人由幼苗长大成材，离不开《金沙江文艺》的培育，我虽然长而不材，垂垂老矣，但仍然一如既往，把《金沙江文艺》视为自己的学校和良师益友，此后，将用余下的生命，去关心她，爱护她，尊敬她。

文章之末，有必要提及我的叔父张毓吉对《金沙江文艺》的关怀。

前边提到，叔父与芮老师是“同窗”，平反后在楚雄一中教书，后任一中校长、楚雄师专校长，直至他于二零零一年逝世，长期被聘为《金沙江文艺》编辑部的顾问。就我所知，他对《金沙江文艺》的关怀、支持、指导，真是不遗余力。而他这些关怀、支持、指导，我最熟悉的是他写作诗文发表于《金沙江文艺》。他一生先后所出两个诗文集《槐下集》与《诗文散笔》，除少数书信、碑铭外，全部发表在《金沙江文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若以他的写作功力和社会关系，他的诗文可以在国内许多刊物上发表，但他从来未这样做。其原因除他爱乡爱土之外，就是直接支持《金沙江文艺》。

我想，在《金沙江文艺》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假如叔父还在世，他一定会很高兴，并一定会撰文或赋诗，热情赞扬《金沙江文艺》的成就，鼓励她继续奋进，期望她为楚雄的文化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章之末，让我向田良耕老师、张毓吉叔父表示敬意，感谢他们对《金沙江文艺》的耕耘与扶持，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也与《金沙江文艺》同在；让我牢记张福三老师开启《金沙江文艺》之功，让我牢记芮增瑞老师把《金沙江文艺》推向繁荣之功，并祝他们健康长寿；同时，也希望我们一批当年围绕在《金沙江文艺》周围的文学青年，在此际与今后的夕阳中，继续与《金沙江文艺》一起，美酒鲜花，诗意同行。

边城秀才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于鹿城东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