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人间训》之祸福论

    中国人谈祸福，源远流长，其中谈得最为深刻的，要数道家，其次是儒家。由于他们深知祸福之门，所以其学术与事功，都得绵长。法家则知福而不知祸，急功近利，所以往往来得也快，去得也快，正如老子所说，飘风骤雨，不能终日。

    道家诸书，讲祸福讲得最高妙的，自然是《庄子》，但它所用的多为“寓言”，所以常人多不能领悟。而《淮南子·人间训》讲祸福，用的是最简单明瞭的论证式，所以常人都能看懂。

《淮南子》一书，其“主编”为淮南王刘安，“编者”为“天下方术之士”如淮南大山、小山者流⑴。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也是汉文帝的弟弟。他于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 年）被封为阜陵侯，于汉武帝六年（公元前123 年）自杀而亡，先后当侯、王凡四十九年。刘安自杀，是因为他谋反，然而刘安的思想学术水平，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则堪称一流。

《淮南子》的学术思想，是以道家为基准，又援引儒、法、阴阳诸家⑵，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汉书·艺文志》入其于“杂家”之列。

《淮南子》共二十一篇，最后一篇《要略》，仿佛《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分别对各篇内容加以简介，这对读者领会各篇要领，不但有用，而且准确。

《淮南子·要略·人间训》这样说：

“《人间》者，所以观祸福之变，察利害之反，钻脉得失之迹，标举终始之坛也；分别百事之微，敷陈存亡之机，使人知祸之为福，亡之为得，成之为败，利之为害也。诚喻至意，则有以倾侧偃仰世俗之间，而无伤乎谗贼螫毒者也。”

这些话的意思，若用我们今天常用的术语，可以这样说：《人间训》一章，说的是人间之祸福、利害、得失、成败、利钝的辩证法。

以上这些话，可以算作一个开场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刘安和他的那些术士们，是怎样来论证祸福的。

“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途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这些话，说得有些罗嗦（顺便说一句，《淮南子》整部书都是这样的罗嗦风格，所以使人读来，精神不畅），而关键的是三句话：

第一句：“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

第二句：“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

第三句：“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

这三句话中，第一句说的是“祸福自招”的意思，这就不但与“命定论”相反，也与“规律论”不同。虽然在这里不可能对“命定论”与“规律论”作大段的哲学解释，但大体说来，“命定论”流行于中国古代，而“规律论”则是改头换面的“命定论”，流行于中国近现代。这两种“理论”的强大威力，能使人陷于恐惧和束手无策的状态，从而把自己的一生，草草地付之于人。相反地，如果坚信“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则可能调动起人的“主观能动性”，于是“自强不息”，在现实世界中避祸而求福。

如果说第一句话比较容易理解，也较容易实行，那么第二句话就比较难以理解，比较难以实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于祸福的辩证法。对于缺乏思辨力的人，难以理解它；对于急功近利的人，不屑理解它。于是往往求福而得祸，或因福而得祸。

第三句话，是强调人的知识、思考与行动的正确与否，是避祸求福的关键。

中国不少号称研究哲学的专家，往往以“消极”二字来贬低道家学说，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道家学说的精髓在于把握“变化之机”，而为了真能把握“变化之机”，则不能不采取静观的方法。他们是太积极了，是积极而又稳妥。我们从上面三句话，不是也可以体会出道家这样的积极而稳妥的精神风貌吗？

为了证明以上三句话的论点，《人间训》列举了若干论据，来加以证明。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故事这样说：

晋楚战于河、雍之间，楚庄王战胜回师，给大夫孙叔敖以封地，孙叔敖不接受。及至孙叔敖得了疽病，死前，留给他儿子一段遗言：“我就要死了，我死之后，楚王必定要给你封地，那时，你不要接受肥饶之地，而接受寑那个地方的土地（寑邱），那地在沙石之间，周围的楚人信鬼，越人信禨祥，没有人喜爱那块地。”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给孙叔敖儿子以肥饶的封地，但儿子坚辞不受，而请求封给寑邱。后来，就因为这是一块丑地，所以孙叔敖一族得以长期拥有，“累世不夺”也。

第二个故事之前，有一段议论：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接着，讲如下故事：

昔晋厉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淫侈无度，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谀。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以上所说栾书和中行偃，都是晋国的大夫，是他俩劫持晋厉公并把他关起来，当此之际，晋厉公成了孤家寡人，无人救助，终于被害死。对于以上两个历史故事，《人间训》说：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又说：“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

《老子》第二章有一段话，广为读书人所熟知。它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又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些话，现代哲学家通常认为具有“深刻的辩证法”⑶。而《淮南子》言祸福，就是承此而来的。

《人间训》说：

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

接下来的一个故事很有意味：

说的是鲁国季氏专政，季氏之臣阳虎为乱。鲁君令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下令：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城三匝，阳虎见插翅难飞，要举剑自杀。守城门者止之，说：“天地宽广，哪里就没有出路呢。我放你出城。”于是，阳虎杀开重围，扬剑提戈而跑。当守门者放出阳虎之际，却被阳虎反身一戈，刺破衣服，伤及肘腋。守门者抱怨说：“我并不是与你一起谋反，只不过看你蒙罪将死而救你一命，却不料你反来伤我。啊呀，我这样做真应该得到这样的灾难啊！”及至鲁君听说阳虎出城，大怒，追查是谁放走阳虎。有司把所有守门人抓起来，结果是受伤者受大赏，不伤者得重罪。

我们从叙述中可以推测，阳虎是一个真懂得利害的人，他伤害放他的恩人，其实是为了保护恩人，所以《人间训》说：“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象阳虎这样深的心机，在常人来说是很难有的，正如那个守门人不能领会一样。

下面一个故事是鄢陵之战中一个重要情节：

楚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楚恭王被晋军射中眼睛，因而休战。当此之际，楚军司马子反渴而求饮，就有一个名叫阳谷的小使奉酒而进。原来，子反嗜酒，不绝于口，当喝了阳谷所奉之酒，大醉而卧。楚恭王再战之时，使人召司马，子反说他心痛，不能上阵。恭王大骂，亲驾而前来查看，才入幄帐，就闻到酒臭，于是大怒，说：“今日之战，我受了伤，所依靠的，就是司马啊，但司马却搞到这个地步，这是亡楚国的社稷，而不管楚国的大军啊。我不能再战了。”于是罢师而去，斩司马子反，并加以侮辱。

对此，《人间训》总结说：“竖阳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下面是一个为读书人所熟悉而又骇人听闻的故事。

魏文侯时，魏国大将乐羊率军攻中山国，而乐羊的儿子被中山国捉在城中。城中人把乐羊的儿子推到城头，让乐羊看，乐羊说：“君臣之义，不能因为儿子而循私。”攻城愈急。中山国人为此而烹乐羊之子，并拿了儿子头，以及他的肉汤用鼎盛了，由使者送给乐羊。乐羊抚摸着儿子的头，端着肉汤，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子啊！”而后，当着使者的面，跪着喝了三杯肉汤。使者归报，中山国的人说：“这样的人，是为达目标而可以死节的人，太残忍了。”于是束手投降。乐羊虽然为魏文侯开地有功，但自此以后，却日愈受到魏文侯的冷遇，得不到信任。

读这个故事，使人想起楚汉战争中，刘邦一个类似的故事。

项羽驻军广武，与汉军相对。数月，楚军食少，项羽患之，于是设置砧板，置刘邦父亲太公于其上，令人告诉刘邦，要刘邦赶快投降，否则烹太公。刘邦对楚使者说：“我与项羽一起，北面受命于怀王，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他爹。如果一定要烹他爹，最好分给我一杯肉汤！”项羽大怒，要杀太公。项伯说：“天下之事，还不知道怎样一个结局；再说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而无益，只能增加祸害啊！”项羽听从项伯，不杀太公。

刘邦这个回答，使许多人为之感叹，比如郭双成在《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说：“这是很奇妙的逻辑和流氓的哲学。”

刘邦只不过说一说，就被人称为流氓，而乐羊却是亲口吃下他儿子的肉羹，这是怎样的一种铁石心肠啊，难怪乐羊虽然为魏国开疆拓土，立有大功，但却受到魏王的冷遇。《人间训》讲完这个故事，说：“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之后，又讲了一个“罪而益信”的故事，与此对照。

说的是鲁国大夫孟孙打猎而得到一支麑，麑就是小鹿，叫秦西巴带回家杀烹。鹿母跟随着人马而啼鸣，秦西巴不忍心，放了麑。孟孙回到家，问麑在哪里，秦西巴回答说：“鹿母跟随我们，一路啼鸣， 臣实在不忍心，私自把它放了。”孟孙听了，大怒，就把秦西巴逐出门。过了一年，孟孙任用秦西巴为儿子的师傅。左右说：“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说：“夫一鹿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

乐羊为公事而不顾私情，心肠硬似铁，虽然可以立大功，但为魏文侯设身处地想一想，有这样的大臣在身边，最终是幸还是不幸？他连儿子的肉羹，尚且可以吃得下，推而论之，天下之君、民，何人的肉不可以吃呢？所以，乐羊之受冷遇，是情理中事。秦西巴因私而废公，却有慈爱之心，能以这样的人作为儿子的师傅，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诸君看到这里，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流氓，不是一个野心家，那么你愿意和乐羊这样的人共事，还是愿意和秦西巴这样的人交往？看了上面两则故事，使人觉得，中国古人对于事功和人心的考察，以人心为要，以事功为次，这实在是很高明的。而作为当事者来说，也要以仁心为本，以事功为次，才能得福避祸，所以《人间训》说：“故趋舍不可不审也。”

跳过很长一段记叙和议论，又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从前，宋国有一家人，三代好善。无原无故地，他家的黑牛生了一头白犊。向先生请教，先生说：“白犊吉祥，可以当作祭祀鬼神的牺牲。”可是过了一年，那家人的父亲却无故瞎了眼。而此时，黑牛又生了一头白犊。其父又叫其子向先生请教。儿子说：“先前听从先生的教导，但你老人家却失了明，现在为什么还要去问他？”父亲说：“高明的意见，先听起来不对头，但后来却往往对头。黑牛生白犊这件事，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原因，因此只得再去向他讨教。”儿子又问先生，先生仍然说：“白犊吉祥，可以当作祭祀鬼神的牺牲。”儿子回家，把先生的话告诉父亲。父亲说：“照先生的话做。”又过了一年，儿子的眼也瞎了。其后，楚国攻宋国，围住了父子所在的城。当此之时，城中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都已死尽，连老者病者，乃至儿童，都上城守卫。楚军久攻不下，楚王大怒，反复进攻，及至城破，把所有守城者都杀了。而这家人因为父子具盲之故，先前不能参加守城，所以没被杀。楚军走后，父子眼明如初。

这则故事，难辨真伪，但与下面接着讲的“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的故事，却是如出一辙。我们不必考辨这事的真伪，但无人不信这事所具有的真义。文中说：“高明的意见，先听起来不对头，但后来却往往对头。”原文为：“圣人之言，先忤而后合。”在现实生活中，有谁能象这个盲父亲，能把一个普通“先生”的话，认真地当作“圣人之言”？由此可知，先生高明，而父亲却更为高明啊。父亲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听“忤”言，也就是通常所谓“忠言逆耳”之义了。

《人间训》在讲完此则故事，以及紧接着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后，感慨道：“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虽然祸福变化之机深不可测，但《人间训》还是讲了一些避祸的基本方法。

比如：“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百射重戒，祸乃不滋。计福勿及，虑祸过之。”

比如：“积爱成福，积怨成祸。”

比如：“患祸之所由来者，万端无方。是故圣人深居以避辱，静安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户，妄动而铰尥??淝???福?巫阋匀?渖恚　?span lang="EN-US">

比如：“圣人者，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思尽虑于成事之内。是故患祸弗能伤也。”

比如：“得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诎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所以贵圣人者，以其能龙变也。”

比如：“《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
   总而言之，全部《人间训》，千言万语，不过三层意思：祸福人自招、祸福之机难测、祸福难测而有一定方法趋避之。而我认为，只有深信祸福人自招者，才能用心研究祸福之机，才能获得一定的趋避祸福的法门。而若干的法门何在？这就是愚者与智者的根本区别了。

注释：

⑴高诱《淮南子序目》说：“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

⑵高诱《淮南子序目》说：“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

⑶见卢育三《老子释义·绪论》。

二○○四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