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刘尧汉对于南诏王族的族属识别

                                                                                  边城秀才



        南诏王族的族属识别，这是一个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展开争论的课题。争论的核心，是南诏王族是否为彝族。争论双方最有说服力者，为方国瑜与刘尧汉。
刘尧汉所著《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以下简称《新证》），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并于“1979年略加修改”，后收入刘尧汉所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
      刘著之所以称“新证”，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已有学者提出南诏王族为彝族的论点，比如《新证》中一条注释说：“凌纯声说：‘南诏蒙氏……即今之倮倮民族，而非摆夷民族。’（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载《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2月出版）”
《新证》重新提出南诏王族为彝族之论点，而列举三个论据，即从现今所存的三份宗谱，一些彝族的灵台，以及彝族巫画，来支持其论点的成立。
正如刘尧汉在《新证·引言》中所说：“1953年夏秋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西南民族研究室，派我赴云南西南部哀牢山脉区域，作彝族现状调查。为欲解决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的民族成份问题，特往南诏开国君主细奴逻的故乡——蒙化（源注：今巍山县），进行实地考察。及至哀牢山区，幸获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后裔的父子连名宗谱三份，皆可上溯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逻；并查知南诏蒙氏家族也具有彝族现存的文化特点——灵台，而且发现彝族现有巫画也与南诏相关。这些事实，都可证明南诏蒙氏家族与彝族实有其亲缘关系。这给予南诏蒙氏家族属于彝族这一说，提供了有力的新证。”
下面，把这三个论据逐一简介：
宗谱
刘尧汉说：“这三份南诏蒙氏后裔的彝文宗谱，是附在清代夏正寅氏所著《哀牢夷雄列传》手稿之末。这一文献，是写清代咸同年间（源注：1851——1874），在哀牢山区及其附近地区以李文学为首的彝族革命运动中的十四个彝族主要人物。……他所搜集的这五份宗谱中，就有三份是南诏统治阶级蒙氏家族的后裔；夏氏就根据这三人的宗谱，分别在其传中，追溯他们的祖先源流。”
这三份彝文宗谱，分别是张兴癸、杞彩顺和杞绍兴的，此三人皆为彝族。刘尧汉说：“上列三份宗谱，张兴癸一份已上溯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逻及其父庞迦独，杞彩顺和杞绍兴两份可上溯到细奴逻及其祖舍庞。”这是一个简单明瞭的推论：张兴癸等三人是彝族，所以他们的祖先也是彝族，而他们的祖先是南诏王族，所以南诏王族也是彝族。
对此，方国瑜在《彝族史稿》中特加辩难。他说：“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根据哀牢山区彝族宗谱三份，都以细诺罗为先祖，即南诏始祖细奴罗，所以结论说：‘南诏统治阶级蒙氏家族的现在后裔既是彝族，则南诏统治阶级蒙氏家族属于彝族，当无疑义。’他的结论未必正确，但他所引证的资料是可靠的。”又说：“我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蒙氏家族确属于彝族，我们要从民族融合来看问题。哀牢山是彝族小聚居区，当有其他族的人口迁到哀牢山彝族区域而融合于彝族，哀牢山彝族可以有蒙氏子孙，也可以有从其他各地各族迁来的人户。并不能以某一家族的子孙融合于彝族就说他们的祖先确属于彝族。祖先原是甲族而子孙成为乙族，这种例子太多。南诏蒙氏自言哀牢之后，但哀牢不是彝族，不能说‘蒙氏确属于彝族’了。”
灵台
刘尧汉说：“彝族的灵台，相当于汉族的祖先牌位，但不单纯是一座祖先牌位。”“在彝族的社生活中，只要同宗，其灵台的质料，也必定相同。”
又说：“哀牢山上段各县属地区的彝老们……不约而同地说：‘蒙化王细奴逻是彝家，他家供的小木人（原注：即灵台）是白花木制的。’”
刘尧汉又列举《哀牢夷雄列传·李文学传》中一段记述，大意说，李文学与田四浪会盟于者干街，在“土主神前，则插白花树一枝。传土主前身为蒙舍细诺罗宗族之神主（源注：灵台）木乃白花树。”
以上所用推理方法，与前面无异，都是以近人推古人，而忽略其间千多年的历史变迁。
巫画
刘尧汉说：“哀牢山上段任何一个彝族巫师，都有其一幅巫画，绘有各种神象。各巫师画上的诸神虽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土主神为其众神之主。”
此后，刘尧汉采用胡蔚校订的《南诏野史》盛逻皮条下所说：“开元元年，唐授特进，封台登郡王……开元二年，立土主庙。”而后得出结论：“哀牢山彝族巫师自己供奉诸神画象和巫师为一般彝民所画祖先画象，都以土主为主神。这是南诏蒙氏族系属于彝族的另一个佐证。”
这也是用相同的推论方法，把近代彝族巫师所画的土主庙与南诏土主庙沦为一谈，而不顾其间千百年的历史沧桑。
应该指出，刘尧汉研究历史的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把古代的记载和今天的实物或传言直接联系起来，用今证古。比如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与今天的云南人联系起来，硬以为元谋人是今天云南某个民族的祖先，而其间一百七十万年的历史变化，则“忽略不计”。这种方法，不足以言科学，不足以令人信服。
方国瑜深研彝族史，在其所著《彝族史稿》中，彝族的来龙去脉，已然清楚。他的方法与刘尧汉大相径庭，那就是注重史籍的记载与考证。他在云南史籍上所下功夫最深，非一般学者可与比肩。就说本题，亦即南诏王族是不是彝族这一问题，他采用的是唐代人并且亲到南诏的樊绰所著《云南志》（又称《蛮书》）的资料，并对“乌蛮”、“白蛮”的语义加以辨析，他列专节“‘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而后说：“有些人认为所有‘乌蛮’是彝族，南诏为‘乌蛮别种’就是说南诏是彝族。最近看到光明日报《民族生活》第二十八期的少数民族简介说：‘早在八世纪中叶，云南的彝族同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了以彝族为主的南诏国。’这就说明洱海区的居民是彝族。无论从记录上或在历史发展上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大概是以南诏为‘乌蛮别种’的一个‘乌’字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字事小，社会历史的事大，为何死啃一个字不放而判断了整个历史呢？何况这一个字的涵义都还没有弄清楚呢。从历史发展来说，所谓西爨白蛮、东爨乌蛮，都是彝族，但洱海区的乌蛮白蛮记载都不是彝族，至于洱海区有彝族，那是后来才迁去的，不能与樊志所载混为一谈。”
本文之末，要提醒当前还要研讨南诏王族族属的人，须知《旧唐书·南诏传》就这样记载：“南诏自言本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川为渠帅。”而且可以与此映证的记载甚多，而哀牢人非今之彝族先民，也为民族识别之常识。如果有人想用什么“新证”来证明南诏王族为彝族，则你必须首先推翻《旧唐书》这一记载，以及诸书相同的说法，然而这是轻易可以做到的吗？
2005年5月18日星期三于鹿城东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