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二年级，我们开始学一些比较专门的化学的课程。最有意思的就是有机化学实验了。这门课是排在星期六的下午开始。啥时做完实验就啥时回家。到了周末，大家想的就是早些完成实验，然后回家。那时候，我们用的都是酒精灯，一不小心，就着其火来。想想那个时候，除了一件实验白袍子，也不带安全眼镜，一年下来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没有意外，也实在不易。做完了实验，我们要把成品交出去。通常，助教会过秤，知道我们的产量。有的同学，摸了一下午，啥也没做出来。这个时候，只有向每位同学索取样品，再加一点原料这类的凑个数，混过去。想想，那个时候，系里也没有啥仪器可以检验产品，真伪不辨，一律照单全收。到了大三，我们就更专业了。我们又来了一批新的教授。这一批教授都是当年在新竹工业研究所的从事研究工作的。这个研究所后来就变成工业技术研究院。对台湾后来工业起飞是有莫大贡献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高等微积分的张教授。那时，他大概才40出头。那一年好像就教了我们一个徐龙丁格方程式。来来往往，重重复复。每次考试注定要默写这个方程式。张教授口才很好。时常介绍一下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后来，在美国研究所修量子化学时， 才发现我们当年的高等微积分，根本就没学到东西。想想，当年的教授胆子真不小。肚子没有东西，居然敢在课堂上开课。其实那时是很普遍的现象。主要的是我们做学生的太守规矩，没有人敢发问题，对老师必恭必敬的不敢挑战的结果。

我们物理化学的老师就更不上谱了。一上课就是抄笔记。一堂课，从头抄到尾。后来，有的同学就不上课了。只要把同学笔记借来抄一下，根本就不需要上课了。所以上课的时候，大家除了抄笔记就是讲话。各种陈年老事，花边新闻就是这样流出来了。这位老师，是个讲师，那时正在国内念博士学位。个字小小的。一口气开了三门课。另外两门是热力学及量子化学。结果，我们班上的大小姐，三门课全选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大小姐三门课都名列前茅。大家都说她实在很有眼光，选对了老师。那时大家都说，这位老师还是博士班的高材生。现在想想，不管学啥，如果自己真正搞通了，就应该能够把自己所懂的教会别人。后来，我在美国研究所修这些课程，看到教授，头头是道的讲解，同时要求我们注意听讲，在课堂上就要听懂。我才意识到，我们当年那些老师，根本自己就没弄懂，只有抄笔记来唬弄我们这些学生了。

从大二开始我们就修德文。德文一修就是两年。我们的老师是来自维也纳的神父。他有个中文名叫吕金源。从第一堂上课，他就用德文。所以我们是从德文会话开始的。这位神父，脾气有点古怪。尤其对女同学十分的不客气。我们班上的大小姐就成了他经常消遣的对象。每次上课，他说一句我们就揣摩他的意思付诸行动。大小姐被支使的脸红脖子粗的。我们大家就好乐。心想终於有个男子汉可以治治她。神父上课从来也不点名。他每次要求我们上课，按照我们的学号就坐。就这样他的脑子把每个同学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坐在我隔壁的同学，时常逃课。每次逃课，都拜托我把他的椅子移开。到了，学期末了，我的同学终于来上课了。这位老神父，一见到他，就说，你不必来了。这学期你的德文不会过的。原来，他记得清清楚楚，每位同学的出席情况。两年德文课，我们学会了会话，看德国电影，还会德文书信，作文。后来，还可以用德文与神父交谈。可惜，到了美国，忘得一干二净。

多少年后，我到德国开会。在巴顿巴顿小城呆了一个礼拜。晚上频看德国的电视。在小城的街上溜达，回忆着我当年学的德文。最后离开的时候，我的德文隐隐约约的回来了。到了法兰克福，我居然可以用德文问路了。我相信，如果再让我住一阵子，我的德文一定会很溜的。来美国后，就很少用台湾话了。那年碰巧有位台湾同事。我经常缠着他讲台语。后来，我的一位助手是个宝岛姑娘，我的台语就这样的又回来了。语言这玩意儿，就是要有环境用，自然就会了。 大学三年级时我的同房是个香港来的华侨。我使劲地想学广东话，学了半天，会的还是那几句。不过，多少年来，见到老广，我一开口，他们还真以为我是老广。可是，讲了两句，就露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