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郭两人都是烧菜好手，我们每天轮流烧饭，做出各种不同的菜肴。然后品尝着，批评着，不断的改进。逢周末，我们两人出面邀请一些单身的男女同学聚聚，吃饭，然后瞎聊。大家的背景相同，又都来自台湾。一谈起来，都是互相认识的。这聚会，给我们大家在外求学的游子的确减少了些许的思乡之苦。和老郭同室一学期，也对学校的中国教授，学生们有了深刻的了解。那时候我们来自台湾的同学非常亲近。好像大家也不觉得特别的孤独寂寞。更没有听说有像现在未婚同居的情形。我想那个年代，我们在台湾教育出来的孩子，一般说来还是蛮乖和保守的。

有位矿冶系的孙教授大家都叫他打狗托损，那时在学校已经呆了20 几年。除了教书之外，另外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专门买卖中国的罐头食品，干货。这个店就由他的博士生负责经营。每隔一阵子他们就开车往纽约中国城采货。最了不起的是他们还为教授经营房地产。在哪个大学城，打狗托损买了不少的房子。进入大学城，只要看到有漆红色栏杆的房子，就知道那是他置的产。这些房子就成了我们台湾来的留学生住处了。一个房子，有几个卧室，加上客厅，餐室等等可住上好多人。有的同学来晚了，他会再用三夹板，在那已经拥挤的空间，再挤出一间。告诉您，在打狗托损的房子里，那些年真的不知出了多少博士。同学们，靠着区区的奖学金，在那样的环境下把书念完，是值得一笔的。大家来了美国，都以为可以住上洋房，再也没想到，为了求学，在美国住的房子居然比台湾还差。

打狗托损的小气是有名的。他从来也不参加同学会的活动。说实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教授，是很看不起我们这些留学生的。似乎早就忘了他们当初是怎么样走出来的。这些教授，见到我们中国学生就像见了瘟神一样。要说，这些中国教授可真是歧视我们的一群了。反而一些美国教授对我们还挺照顾的。一直到了尼克松总统访问大陆后，这些教授才出来参加一些中国同学会的活动。那时候的中国同学会都是台湾和香港来的留学生组成。而香港留学生大部分都是倾向中共的。可是中国同学会大部分还是台湾出来的为多数。两方人马，一个反共，一个倾共，壁垒分明。学校里有许多来美多年的国民党籍的学生。经常有一些爱国活动。什么保钓，抗议中共入联合国啦。周末，时常有各种演讲。有代表台湾右派的，也有左派的，好不热闹。还经常有从纽约来的左派打手。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同学会为了家丑不可外扬，也都是以息事宁人为主。

我的同房虽然是台湾黄埔出身，可是当年在学校中可算是个大左派分子。他时常与一些亲大陆的同学来往。也借机讽刺国民党在台湾的所作所为。我们两人的政治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尽力彼此打圆场。终究还是相处的非常融洽的。和老郭只住了一个学期。因为老婆毕业后搬来与我团聚。所以老郭也就搬出去了。我和老婆也终于在婚后两年过起了实质的夫妻生活。老郭后来在短短的两年内也完成了博士学位。他又风尘仆仆不甘情愿的回台湾去继续他的军职生涯。多少年后，老郭终于服役期满退伍，又举家移民美国。我们后来又见面了，这是后话。

老婆来后，没多久我们就申请到已婚的研究生宿舍。一房一厅，另带浴室及厨房。水电等一切包刮每月支付80 元。那时我在学校拿着全额奖学金，每月425 元。老婆来后，不想念书了，就在学校谋了一份差事。我们两人的收入近千元。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日子是多么的宽裕，滋润。不多久，我们就买了一部三千元的全新车子。每月贷款才付150 元。当年，我们做学生几乎都是买的二手车。还听说，有一次几个同学结伴到纽约。在回来的路上，坐在后座的同学，大叫停车。原来老爷车实在太老了。开着开着，居然看到脚底下的大马路。为了自己的安全，又怕买旧车上当，商量之下，就决定买新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