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就在中西部一个大的化学公司就业。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老中全都是具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大家平常也很少往来。似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前途打拼。除了认真的工作，还是认真的工作。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促使你卖力的工作。更何况，对我们这些所有员工来说，这都是我们步出校门的的一个工作。而且，当时在这个城里，一提到你在这个公司上班，大家都会投以羡慕的眼光。良好的待遇，福利，安定的家居生活环境。使得每一个人多少都体会到了美国梦的梦境。

那是我到公司的第四年，我的经理被擢升。紧接着换来的是一个才到公司不到五年的小伙子，克拉克经理。他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生，然后作了两年的博士后。进了公司后，一路被看好。在五年之内，三级跳到经理，在当时被大家公认的是一匹黑马。来后，他擢升了一位在公司了近二十年的一位技士为组长。由这位仅有学士学位的组长来带领我们这些博士的研究员。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创举。这位组长比斯莱先生，照 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像是一位二大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人看上去还挺学乎的，戴个金丝眼镜。唯一遗憾的就是化学的基本常识，比我们略逊一筹。但是他可是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来驾驭我们这一批算是刚开始在工业界的小孩子们。

我的前任老板在临走前再三的嘱咐我，不能因工作与他引起冲突。一定要学会将计就计。同时强调，工作上的表现不是首要的，而是要如何与他好好相处才是最重要的。那时，我们同组的一共有五位研究人员。这五位研究员中，我和我的好友雷诺博士算是外国人。他是墨西哥籍美裔，比我晚进来一年。到了年终考核期间，我的一分研究报告必须经过老板的审核及签名。放在他的桌上过了两个月都没有消息。经过几次催促，我就不再去过问了。后来，我知道他故意不去看那份报告。为的是不愿意给我一个好的考评。碰到这种情形，我和他讨论了几次，有一次也几乎到了争吵的地步。然而想到，我先前老板的警告，我立时就打住了。可是我这位雷诺好朋友，就偏不信这个邪，完全不理会我的好言相劝。事事与他辩驳，没事 还要教他一些普通化学。这当然对一个在公司呆了二十年的二大爷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几番与老板争吵后，在经理的同意下，老板给了他一个留组察看的警告。要他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两个项目。我当时给他的劝告是，赶快找工作，离开公司。因为这只是一个借口，早晚会把它炒鱿鱼的。无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我的这位阿米格好友就是不信。他一再信誓旦旦的说只要把工作完成，他们没有理由让他卷铺盖走路。他与老板每周一次例行会面，讨论工作的进度。当时在组里面，只有我一人与他交往。所以我就变成了当然阅读他的实验记录本的签名人。每次会议结束后，这位老板会发个媒末给他，给经理，给公司的法律小组。当我看完第一个媒末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好友，这是准备书面资料，最后好让他走路。可是，就是有的人会顽固到还坚信只要把工作做完了，他们对他是无可奈何的。他还再三强调，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决不至于丑陋到这个地步。

三个月的期限到了。我最后也在他的笔记本上签了我的名。他的确是把工作完成了。到了那个星期五下午。他被召唤到经理办公室。当他进办公室时，除了克拉克博士外，还有一位配枪的公司警卫人员在旁。经理很客气的告诉他，他已经被解雇了。我的好友，当时就反驳说，他的工作如期完成，一切都记载在公司的笔记本上。而且上面还有第三者（我）的阅读签名。克拉克经理很慢条斯理的告诉他，他没有看到结果。他是根据组长的建议而采取行动的。同时强调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这个决定。我的好友，立刻要求回到办公室去拿笔记本来证明工作完成了。同时要求见那位组长。这时经理还是很客气，慢条斯理的对他说，你现在已经不具有公司职员的身份了。这时警卫人员就拉着他的手臂，强行地递解他离开办公室。我的朋友想要回办公室去取私人物品，所得到的答案是只能拿他的车钥匙。其他物品，需要另外约时间来取。

他出了公司的大厅，用了公用电话把我叫出来。我在公司的停车场，把他叫到我的车内。他把刚刚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五一十的向我描述一遍。这时有位警卫人员过来，警告我，他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不能在公司的停车场逗留。我当时很愤怒的告诉他，他是我的朋友，我还是公司的职员，我有权利在我的车上招待我的朋友。谈了不久，我的朋友怕给我添麻烦，就这样离开了公司。

往后的日子，我的朋友找到了州政府平等待遇办事处，试图以种族歧视的案子来控告公司。这个办事处也打电话与公司的律师小组联络。律师小组也介绍了小组内的一位黑人律师与他见面。我这位好友兴致冲冲的再一次回到公司与这位黑人律师碰面。结果，所得到的答案是不必再浪费时间在这个案子上了。这位黑老美人很好，也很实在，他劝我的好友，赶快找工作，如果需要他的地方，他会尽力帮忙的。

我的那位组长，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每天来上班，都可以闻到一股酒味。面对着我们小组这些人，表面上大家还是尊他为主。但是内心对他都怀着一颗敬而远之的心理。不多久，我就要求转组。很幸运的，刚好那时有个小组愿意我加入他们的团队。经过这件事后不久，这个组长终于知难而退。在公司一个提前退休的优惠条件下，他选择了退休。又过了几年，克拉克经理被外放到欧洲。举家迁往，呆了没有几个月，在回来述职的时候当时被炒了鱿鱼。原来，公司所有外方人员，回美国述职时，都可以乘坐头等舱。但是在上机前可以改换普通舱。这一来一往，机票的差额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落入私囊。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已经实施好几年。最后，他自己反被这个行之以久的潜规则扫地出门。后来，听说他把全家又搬回美国，找了律师打官司。好像也是不了了之。多少年来，在我工作的不同的公司里，我曾向很多我的非美国同事提起这件事情。我们这些外国人都会同时摇头，也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丑陋的美国人“。当他们决定要联手对付你的时候，你对他们可是无可奈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