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呆了三十几年，實在已經習慣了美國的守法，規規矩矩，按部就班的做事，過日子。在上海呆了兩年，所有记忆中以前在臺灣耳濡目染的旁門左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詭計又慢慢的借尸还魂了。我始終認爲，做一個知識分子，尤其像我們這些在國外拿到高等學位又呆了好多年的讀書人，縂應該對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有所了解及把持。竭尽己力，脚踏实地的做自己分内的事。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无论你走到那，始终有无数雪亮的眼睛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的。

多少年來我心中始終有一個疑問，一直到了上海工作后，我才找到了答案。我一直无法了解為什麽自中共建國后，那麽多的运动, 三反五反，大曜進，人民公社，文革等等。我們的善良老百姓就這樣的逆來順受，任其擺佈。那年我第一次回老家，問起了还在世的叔叔。他老淚縱橫的說了一大堆。我還是不能完全了解。文革前，很多臺灣留美的學生，響應着祖一片大好的號召回归。到了文革的時候，因海外关系,一个个被打入大牢，牛棚。他們不也是逆來順受。在我的想法裏，这的确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難道就沒有人反抗，替自己辯駁。難道真的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説不清？

再也沒想到在上海的兩年，我居然就經過了改革开放后的一場现代文革的洗禮。我的領導和同事們都是哪個苦難時代長大的。似乎對清算鬥爭，求生存的来龙去脉很有一套。首先，我的年紀比他們都大，再來我的工作經驗及技術是遠遠超過他們的想象。令我至今不解的是，我來的目的就是要幫助公司完成任務的。我再三的向領導保證我會完成工作。但是在他眼裏，我就是個普通技術人員 （那又何必把我聘来？）. 爲了使我自己能夠平平靜靜的工作，愉愉快快的過我的日子，我告訴自己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必須以低姿態出現。我也隨時提醒自己要效法鄭板橋的“難得糊塗”。也因此，雖然我經過好幾次文革式的清算，鬥爭，檢討，到了最後我還是能夠很心平气和的按照我自己原定的計劃，把我分内的工作完成。順便提一下，在我向美國葯監局申報兩個批文案子，我是全權負責化學部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化學部門的審核人，並沒有對我的部分提出任何疑问。不僅如此，爲了完成整個案子的申報，我還在美國為公司網羅到了解美國葯物法的專家。我們兩個人的齊心努力，為公司至少節省了幾十萬美元的費用。更在短短兩年内完成了兩個一級臨床的批文。也使得公司後來能夠順利上市 （拿到两个美国批文是上市的最基本要求，不管药的前途发展）。

在美國葯物界工作了近三十年。因此對藥物的研究開發多少有一些了解。由於每個人了解的程度不同，很自然不同的意見就存在了。在美國，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很虛心的學習，不懂就是不懂，但絕不裝懂。有問題，就問，就請教比我們有經驗的人。首先，我們自己要懂到一個階段，才能知道如何去找到哪些可以請教的對象。而且要能夠判斷所谓专家提供的意見是否可行。很遺憾的， 这兩年，我所接觸到的這一批海龜分子，個個都具有裝懂，死不認錯，赖帐，还有大白天，睁着眼说瞎话的本事。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还会时常对天起誓干願做人子人孫的。说实在话，经过了那两年的会议，我不但早有了好几个儿子连孙子都有了。尤其是我们的那个领导，自喻是天下第一才(菜)。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有机会就指鹿为马。而且開起會來，就凭着那尖叫刺耳的歪理來鎮住与他不同的意见。每逢這種情況下，我们那些同事们, 立即就趋炎附势, 就象是当年的红卫兵一样跟着在旁起哄, 摇旗呐喊。我只有臣服表面了。我就不禁想起当年在文革时，报纸上看到的图片。老革命家头戴者高帽，跪在地上, 低头不语无奈的神情（好像是陸定一，羅瑞卿吧）。我也只有滿足他时时渴求的領導權威及一人甲天下的欲望。心理所想到的只是赶快回应 ”是，老板说的对，有道理”。无非是希望尽快结束斗争大会。我好下班，上市场买菜作頓好饭，好好犒赏，庆祝自己又过了一关.

那年他用公司的经费与他家乡的一所大学搞了一个研究的合作项目。听说公司花了好几百万人民币。结果是连个蚊子都没抓到更不要说是找新药了。我去的那年次月，正好公司来稽查。每逢     总公司来稽查，整個公司如臨大敵。所有的正常运作几乎停摆。加班開會，千命令，万嘱咐, 交待，不能出錯，绝不可以亂講話。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这一批拥有博士学位，在文革长大又在国外打过滚的人精，他們的官官相护，能让你找出破绽吗？不过，我知道的是后来两年，再也没有人提出出钱与国内学术界合作了。我想他们都十分明白，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的。

过去两年，他经常被一个在美国华人的学术团体邀请回美开会演讲。为了他的出国演讲，公司对内，对外发表新闻，搞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实讲的并不是学术上的发现，而是一般有关公司药物发展策略的介绍。说起来有点象是当年文革时发出的大字报。好几次，公司内都议论着，到底他有何能耐，屡次被邀请而且都是同样的讲题。结果发现原来公司出了五千美圆赞助这个会议。这个学术组织还挺活躍的。早年在美国刚成立时，也有人来邀我加入。我对来者，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啥好处。那位仁兄跟我挤了一个眼，很神秘的告诉我，可以免费旅游祖国，同时并对国内药业的发展提出贡献。我一听，又是那一套。好多年以前就有人邀请我了。想到又要准备演讲，接受邀宴，抽空才能旅游。还不如自己出钱去旅游自在。当时我是很委婉的答应考慮。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想去填哪个申请表格。最近美国政府拼命的在抓华人学者间谍，我真的很替这一批人担心，怕他们早晚要捅娄子的。公司裏几位新近的海龟博士，不就是拿者自己以前在美工作單位的幻灯片，在公司的讲坛上大吹大擂自己的本事有多大，发现这个新药，发现哪个新药，到了最后，才发现自己居然被炒鱿鱼了。因为所有他发现的新药，经过临床实验，毫无药效，只是一个普通化合物而已。你说美国这些一切以利为主的公司会留下他来继续吹捧自己的发现吗？据说，目前这位仁兄又开始宣布发现好几个新药了。我是衷心的希望他能够搞点东西出来。说实在话，这些人也真够钝了。一五一十的拿这原来公司的幻灯片，就没想到稍微改一改，总应该知道照个葫蘆，画个瓢的道理吧。难怪不学无术，自吹自擂。殊不知自己已犯了間諜盗窃罪了。我还真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

去年暑假，美国有一个策略组织，在上海举办一个半学术及半商机的会议。大会主席邀请我发表有关中国及美国药监局对化学药物申报的异同点（我在国内也申报过一个三类药）。我当时就想到如果他知道了，不跳高才怪。实在也是拗不过主席的好意，我就答应为主席撰稿，但是我知道他不会让我顺利参加的。后来果然就百般的刁难，屡次找我谈话, 再三地警告我不能把公司机密泄露出去啦。其实光看题目，即使你是外行人你都知道这是一个法规的问题。绝对无关公司的技術机密。况且公司实在也没啥玩意好叫别人偷的。说白了，那些东西，你贴钱给美国的小公司，人家都还懒得沾边 (所以一直找不到美国的合作伙伴)。经过几番的折腾, 你猜猜看，他对我说啥？他说他已经不是技术（骷儒）官僚了，终于答应由我出席发表。但是一再声称我的讲稿必须通过公司科委的同意。想想也蛮幽默的，他们居然人五人六的为此事设计了一个表格，把每位东方红战士的名字都摆上了。我還很謙虛的一一拜訪并取得每一位大人龙飛鳳舞的英文签名。这件事就这样的落幕了，后来我也很顺利的在与会者一片赞美声（绝没吹牛）中完成我的任务。

当我们很顺利，平安的接到美国药监局第一个批文时，那可是大出他的意外。在此以前他一天到晚，大呼啸叫的说我如此的愚蠢。犯了这个错误，犯了哪个禁忌。红卫兵们也跟着迎合着。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我对自己的信心。我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伟大的舵手（俺可是飄洋過海來的），伟大的领袖（领导我自己拉），伟大的统帅 （嘿, 偶手下还有五位小朋友助手哪）。一来申请案子已寄出，马后炮是没有用的 （這絕對是他獨一無二的專精, 以后,有闲情我可以用专文报道）。在寄出前，有好一阵子，我一直提醒他，要提意见，给批评，我是再三强调一定会虚心学习。有错一定坦白（但不一定听你的）。他也实在是忙于应酬，接待内外宾 （他告诉我们，这是公司给他最主要的任务）。道白了，他根本就没有哪个闲情去看那好几十页的报告。但是在寄出后，有一次他又居然心血来潮地提出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实在把我惹毛了。除了回答他的问题，我又斗膽的告诉他，这算是我第二十个向美国葯監局申報的一级临床申请案子。请他相信我的工作能力。并且顺便提醒他，我有将近30年的申报经验了。他居然说，我在用我的30年经验来压他。所以当批文拿下时，我就认为我在公司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因为结果证明了他的无知及无理取闹，也着实在他的脸上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坦白告訴你，我当时喊的是一极棒万岁）。 

对我這個在台灣長大，從未經歷過任何政治运动的台湾之子。上海兩年的停留，居然也让我體會到了文革的滋味儿。而我那两个美国药监局的批文也算是給自己平反的最好證據了。我多少也體會出當年我的叔叔及在文革中那些被斗人的無奈。所不同的是，我未受丝毫的损伤。反而学会了越挫越勇。我可真是由衷地感谢郑板橋先贤的那句“难得糊涂”的至理名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