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青岛，一个德国式的城市。两岁时，就随着父母逃难到了台湾。所以，我对青岛是毫无印象的。初到台湾，我们住在高雄乡下。等我开始有记忆时，已搬到市区了。

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很清晰，也是很悲哀的。那年我四岁不到，我两岁的小妹妹因病离开了我们，那天，老娘把她放在一个用四块木板临时拼凑成的长盒子里。有两个雇来的工人，就把她抬走了。小妹妹长的样子，我是后来从照片中看到的。有几次老娘还带着我到妹妹的坟上。每次去，老娘总会在附近的小店买些糖果之类的祭品。到了土坟，拔拔杂草，把甜点摆上，也不知老娘嘀咕甚麽。后来，听说那块坟地，被填平盖房了。我的妹妹也逐漸淡出我们的记忆了 。

五岁，我终於到一个教会办的幼稚园上学了。我仍旧很清楚地记得，每天上课前老师会带着我们小朋友一起向天父祷告。有一天，老师要所有的小朋友为俺娘的住院求神的看顾与保守。也不知老师是如何知道俺娘生病的。祷告完了，老师要我放学，吃完中饭后到老师家带她去看俺娘。到了老师家，我站在门口，一直不敢进去。只记得没多久，老师看到我了，要我进去。还给了我一根香蕉。告诉您，台湾的香蕉是真好吃。

我一个小不丁点，带着两个老师，搭着公共汽车，居然也找到老娘的病床。只记得两位老师拉着俺娘和我的小手，实在不知道，也不记得说些甚麽了。老师临走，俺娘要我把老师送到医院大门口。我出了病房，老师已经走远了。我站在医院的走廊的窗户，看着老师出了大门，我才回到病房。多少年后听老娘说，自己没多久就被医生送到了太平间。然后梦到有位穿白袍的老人，把她从一堆死人中推回。就这样又活过来了。不多久，老娘就信教归主了。

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学，带着老娘给俺缝的新书包，削好的铅笔，垫板，跟着小姐姐高高兴兴的走进了教室。小姐姐再三嘱咐，要记住自己的教室和座位。不多久，所有的小朋友都到操场排队升旗。当伴着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的歌声再回到教室自己的位置时，发现我的书包不见了。马上大哭起来。老师来了，问了我的名字，就把小姐姐叫来了。原来我居然走错了教室。从此，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被家人公认为是个腦子有问题的小孩。

那个时候，我们下了课没有啥看的， 就是玩。我的哥哥念初中，是我们这一群的头头。课余的时间，我们成天跟着他。那个年代生活条件差，也没有啥像今天琳琅满目的零嘴。最好玩的就是烤番薯了。我们分批到附近的田里偷挖番薯。另一批就挖土砌土炉，到处找柴火。一块块泥土叠起来，像个小土丘。把干树枝，树叶，点起火来烧土。土烧黑了，老哥一声令下，打翻土堆，番薯也随之丢入。最后把番薯埋在滚热的土里。这时候，老哥要每个小朋友回家睡午觉。也不知经过多久，反正，大家又集中在番薯土堆旁了。终于到了最期待取番薯的时刻了。每人手上都分到了一个滚烫的战利品。告诉您，吃起来又甜又香。长大了，有时做梦都梦到这一幕，醒来还满嘴的口水。过年，是最高兴的日子了。有好吃的，好穿的。还可以去看电影。那天邻居的贺大哥骑车带我上电影院。看完电影要我在一旁等他， 他去取车。 结果等了好久，又下起雨来了。 我就自己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了。并讲好了价钱。结果，大哥哥找不到我，一人就回家了。 被贺妈妈臭训了一顿。正打算报警时，就看到我坐在车上人五人六的回来了。贺妈妈当时高兴的要多给车夫车钱。我还再三象个大人似的阻止。说价钱已经是讲好的。那年我还不满五岁呢。后来，完成了学业，老一辈的人都还津津乐道此事。一致说，从小就看我有出息，那麽小，迷了路，就知道叫车回家。

小学二年级，告别了南部的好朋友，我们搬到台北了。有一天下课后就我一个人留下清洁教室。我用抹布，擦桌子，椅子，窗户。詹筱兰老师来了，问我其他小朋友呢，我说他们都回家了。老师摸摸我的头，夸奖了我一顿。到了学期末了结业典礼。校长还颁发给我一个服务奖，有奖状及奖品。回到家，老娘说我，不错。总算拿了个奖。不过要是象三姐那样年年拿学业奖就好了。到了三年级， 我的级任老师曾丽明，那时刚从师范学校毕业。长得好好看。老师不知咋的，就是喜欢我。我的繁体字写的方方正正，老师尤其欣赏。任何时间，老师要填表格，都是我来代劳的。那个时候，我的手并不是很巧。可是老师每学期发新书时，就是要我帮忙包书。老师很有耐心的教我。每次都还夸奖我聪明，还要我到老师家去和她的弟弟妹妹玩呢。其实我是受之有愧的。

那个时候，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排位子了。按着高矮，女生先入座，然后，我们男生就会算算看跟那个女生坐。这一坐就是一学期。似乎都想和漂亮女生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被分到的女孩叫杨秋月。长得很黑，不好看。我几乎天天欺负她。她家那时开个小杂货店，时常从家中拿抽奖商品用树胶做的小人，小动物来讨好我。我还得寸进尺，每次要她带那个最难抽到的关公像给我。有一次把她逼急了，她哭了。她说她阿母不准，因为家里做生意，要靠那个大的关公像来吸引小朋友花钱去抽。后来长大了，我还好几次为自己的无理而自责。让我最高兴的是和一个上海女生张曼曼坐在一起了。她长得好看。还会唱歌。每次拿个本子，就唱起上海戏来了。我是不服气的。我就拿了家里的口琴来吹我们当时学的儿歌。其他小朋友听到我吹出美妙的口琴声，都过来合唱。我那时在她面前真是神气极了。到了四年级，有一个女生叫葛似瑾，也是个可爱的上海小女生。她对我最好了。也很会拍马屁。我那个时候，当排长。谁要是不乖，我会罚他们抄书。有一次，她向老师告状，说我最坏了。别的排长只罚抄一遍，我都是罚十遍。虽然，她对我很好，我还是照样罚她。老师当然是站在我这边的。我越罚她，她就对我越好。多年后，她还到处打听我，要和我见面呢。

到了五年级，我们搬家了。我也跟着转学了。这一次，我不喜欢。因为全班都是男生。我们是男女分班的。那时，小学毕业考初中是我们的一大关。因此，每个学校都有恶性补习。 每天的功课，作业一大堆。又是国语，又是常识，还有最讨人厌的算术作业，什麽亂七八糟的和差问题，植树问题（两端都种加一，两端不种减一，一端种，一端不种，不加不减），鸡兔同笼问题（真無聊），水流问题（顺流，逆流），流水问题（一邊開水，一邊放水），时钟问题 （長短針相會，成15度），年龄问题，蜗牛问题（近一退三），这些问题可真把我们这些小孩制造出了不少问题。老师对我们这些好学生的要求是百分的。只要不到一百分，就是打。我们的级任老师陈照明是个日本时代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我们自然接受的是日本式的教育。那个时候老师们之间讲的都是日本话。但是我们老师的国语说的非常标准。我就是我，绝不会发成偶。 事就是事，绝不会花(发)成数。.

每天上学都是一个苦难的日子。早上七点钟，背个大书包，驼着背, 托着疲惫的身子走入教室。一进教室，就开始做老师头一天留在黑板上的算术题。七点十五分，老师就拿着一根藤条，站在教室门口。七点十六分进教室，就挨一下屁股，这叫开门见喜。你要是七点半才来，那这一天你有的板子要挨了。没有美术课，音乐课，只有三门课，那就是初中要考的国语，算术，常识。我们每天最渴望的时刻就是放学回家了。每个小朋友排在教室外的走廊。老师训完话后，我们使出所有的劲儿喊出“老师再见，同学再见”。我们心中其实所渴望的是希望永远不要再见了。

最高兴的事,是不用上课了。有一次有个同学逃学， 老师要我们分头去找。大家好兴奋，可是很快的就找到了。 那时学校附近有小火车通往新店。那个同学很聪明，顺着火车道走，没有多远， 我们这一组就看到杨锦钟同学坐在路旁。回来后老师用藤条,  往他头上敲了一下。老师说， 他是在敲钟， 大家可以开始上课了。我们那时最盼望的就是教育单位的督学来查恶性补习了。来的前一天 , 当天， 我们不会挨打。老师说要让我们习惯不挨打的日子。每个人要装出是个快快乐乐的儿童。 更高兴的是我们可以上音乐课，美术课，还有打躲避球。督学走了，我们坎坷的日子又回来了。我们都觉得好日子过得特别快。我们那时是多麽憧憬着督学天天来查我们。

那两年， 除了几个固定的节日，我们是天天上学的。到了六年级， 连星期天都要上学了。老师是准许我们去看电影的。 但是回来后，要向所有的小朋友詳詳细细报告电影的故事。一个小时的电影，就要讲一个小时。少一分钟要打一下。有一次，有个同学真的去看了。结果回来， 只讲了第一句， 就被老师打断了。老师说，他讲的是台湾国语，而电影讲的是标准国语。而且， 他还忘了從関灯，唱国歌開始。当老师打他屁股时, 发现声音不对。结果他穿了好几条裤子， 口袋还塞着手纸。 老师知道他是有备而来，从此他就被 贬入放牛大隊了。從此，老师對他再也不闻不问了。好多年后, 听说他成了某一个黑社会帮派的老大了。

每天度日如年的日子， 随着考试日子的到来就更难过了。好不容易，到了考前的一天， 老师发给我们准考证并带着我们去看考场。下午又回到学校， 老师一个个把我们叫到面前， 揪着每个人的耳朵，问我们有没有把握。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耳提面命吧。到了考试那天, 他又出现了,  要我们好好的加油。.我们都料到他會是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遇到最负责任的老师了。

放榜了，我们考上好学校的,  第二天都不约而同的回学校了。老师好高兴看到我们。 见到我直说我算是扬眉吐气了。老师把他所有的月光香水牌的铅笔, 笔记本, 当作奖品全奖励了我们。毕业后, 第一年校庆，我们几个考上建中的同学也都 很光榮的返校了。老师看到我們好知足，還一再对他的新一批学生, 夸奖我门当年都是最好的学生。我是最感到惭愧的了。 因为, 我之所以考上实在象老爸所说的”瞎猫碰着死老鼠, 傻人有傻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