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忆旧

这次到西安，特意到我家老房子去看了看。

老房子在西安电子工程学院内。那里以前叫西军电。六十年代西军电门前是一条乡村土路，路旁是麦田，土路一直通到边家村。那时边家村是西军电周围最大的集市。我们家曾去边家村吃饭。爸爸用自行车驮着我，土路上很不好骑。碰见对面来人，就要从车上跳下来。现在西军电面对的是二环路。

进了西军电北门，迎面是一座大楼，依稀还是往日模样。这就是主教学楼，我父母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旺盛的时光。 那时全国大跃进，行行业业都要放卫星。学校也不例外，所谓卫星就是全班学生都要得五分。所以教员整天围着学生转，捧着，哄着，抬着，扛着，也要让差生考试得到5分。我爸爸妈妈一周要教20多节课。同时要搞科研大跃进，科技骨干集中到教学楼上搞科研。我爸爸连续四五夜不回家。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那时我们几个孩子还小，全靠保姆照顾。我们家的保姆姓谢，从我一生下来就带我，从张家口跟随我们家到西安。人很好。我一天到晚跟着她。广播员是她老乡，她常带着我去学院广播室找她的老乡玩。有一次喇叭忘了关，整个学院都听见了我的哭声。我妈妈也听到了。

穿过教学楼就是大操场。我对大操场还有一些记忆。小时候觉得这大操场很大。是周末放电影的地方。我还记得在这里看过电影《海瑞罢官》、《大闹天空》。听过相声《钓鱼》。有一次看电影，我睡着了，散场后，我哥哥把我背回家。大跃进时，操场上白天夜晚都是人山人海，炉火红亮。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操场变小了，现在觉得操场并不大。

操场那头是门诊部。现在已经盖起了新楼。有一次我在操场上的沙坑里玩得高兴，不肯回家。保姆一拽我，我的手就脱臼了，痛得大哭。后来在门诊部拍了片子，把手接上。门诊部前的马路是送小孩去幼儿园的大巴停车的地方。西军电的孩子上的幼儿园在城墙根。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每星期天巴士要开之际，就会听见车上哭声震天。我在幼儿园里从小班上到大班。我对幼儿园的老师已无印象，只记得她们十分严厉，动辄罚我们面壁思过。

从门诊部往左，就是住宅区。那里一排灰楼。又脏又旧，尘满面，疮满身。但还在发挥余热，现在仍有人居住。那是苏联老大哥的设计，蠢笨但十分耐久。50年后还能住人，现在盖的房子哪能站立如此长时间？当时我家分到三楼的一套两间半的单元房，带厨房卫生间，暖气。还有一个阳台，阳台外就是农田。还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阳台上杀鸡，鸡挣扎逃脱，从阳台上奋力展翅跳下。等我们出了门，绕到楼下，哪里还寻得见逃鸡的踪影。

小时候我性格倔犟。打架不肯认输，与大孩子打架，又咬又踢，吃不了亏。但也不霸道。和邻居小孩谢志刚还有一个小女孩玩得很好。一起过家家。我们的友谊一直到小学，到我们家搬到重庆。临走时小朋友悲情戚戚，情意绵绵，互留头发一根，相约永不相忘。刚开始还互相写信，后来失去联系。

出了后门，就看到西电附属小学。那时叫曙光小学。从西军电到小学要经过一片麦田。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在麦田里停下，拔下几颗麦穗玩。被几个好事的学员从宿舍的窗口看见，冲出来把我们几个小孩子团团包围，就像抓特务一样。批评我们破坏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麦粒作为罪证留下，还让我们留下名字，包括父母的名字。立了功的学员们把战绩通知到小学，第二天早上全体学生在操场上集合，校长在主席台上点名批评我们。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生大耻，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时正当三年天灾人祸时期，每天的午饭都是南瓜粥。天天如此，雷打不动。喝得我对南瓜伤了胃，从此后看见南瓜就腻。我父母属于军队知识分子，有一些优待。每月特供一斤肉，一斤油。一家六口，加上保姆，哪里够吃。只好去买高价肉（平价3-4角一斤，高价5元一斤）。一月去一次饭馆，买高价菜解解馋。饭馆里红烧肘子30元一份，吃不起。一人买一碗大肉面，上面有一片肥肉。我吃了跳了起来，说太好吃了。于是爸爸妈妈把碗里的肉都给了我。

离开西安时我七岁，上小学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