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轶事(11):县城开会去

1974年的黑画事件后，江青号召贫下中农占领农村文艺阵地，从批林批孔开始，批《三字经》，批《女儿经》，批《千字文》，批《增广贤文》。批来批去，没啥剩下的了。想想不能只破不立，自己也要拿出点东西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于是有赛诗会，再后来是公社下达任务，要求每个大队拿出几部文艺作品。本村支部书记不甘寂寞，从公社接下一篇长篇小说，转手交给了几个知青。经过访贫问苦，搜集素材，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写出了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交到了县里。

 这天县上来了通知，让我们去开创作会议。策马离山村，来到县衙前。先到县文化馆报到，发饭票，分房间。招待所房间很大，住十几个人，十分热闹。安置好后，就去礼堂开会，传达市创作会精神，然后分组学习讨论。会上遇到很多知青，像崔村的小张，南邵的小苏，十三陵的张伯华，中越友好的杨炼（现在已是海外著名诗人）。大家交流作品。杨炼，张伯华朗诵了他们的新诗。俩人的诗作都不错，张伯华的诗更朴实老练一些，受到农民作家的喜爱。张伯华在农场插队十年，已创作多年，在《北京文艺》上发表过多篇作品。他又念了他写的一个小快板，歌颂批林批孔后涌现的新事物：男嫁女。快板节奏明快，活泼有趣，受到大家的喝彩。 

食堂吃饭是份饭，有荤有素。还可以自己换点菜票，另外加菜。我们买了一份酱驴肉，一份回锅肉，可惜无酒。但比起村里知青的伙食，已然大大地改善。难怪干部们都喜欢到公社和县里开会，既不劳动，又有好吃的，还有钱粮补助。

 第二天学习“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简称）。念了一会儿，众人都觉得枯燥。主持人让大家结合自己的作品谈体会。有人点名请我们写长篇小说的发言。推辞不过，我就谈了写小说的经过和体会。最深的体会就是如何处理劳动和写作的关系，不脱产，就没时间写；脱产写作，又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同来的小孙就是因为脱产多了，今年的工分被生产队刨了半分。作为任务搞创作，就像挤牙膏，确实很辛苦，每天都要写得很晚。 

小苏介绍他写剧本的经验，刚到农村时，什么都写不出来。后来挑水跌伤了，受到老贫农的细心照顾，很感动，一下写出了一个独幕话剧。自此文思泉涌，三天能写出一个六幕话剧。知青里真是藏龙卧虎。农民里的人才也不少，写小说，写剧本，写歌词的都有。老谷是老高三的，大串联时跑过很多地方。李启全写了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崔景泉上过师范，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在村子里等分配，到大队部帮忙，就不让走了。现在正在写电影剧本，他一天能写出个四千来字的短篇。听这些农民作家聊天很有意思，语言特生动。

 县文化局的老刘来参加我们座谈，谈到在市创作会上遇到浩然。浩然是当时“全国八个戏一本书”中一本书《金光大道》的作者，中国的头号作家。浩然作报告说业余作者不要过早变成专业。有个业余作者给他寄稿，修改后发表，就飘飘然，被请到基层作报告。浩然劝他不要去，说你一个短篇能谈出什么体会。他还是去了，谈了四个小时，还说带来了浩然的指示。浩然听说昌平县搞创作的还管买菜，县创作组的老谢答是，他就兼作食堂采买。老谢邀请浩然来昌平。浩然说，去，一定去，去吃你买的菜。 

晚上看县宣传队的表演，节目精彩，短小精干。其中也有知青，能歌善舞就从村里调了上来。当时学而优则仕这条路断了，有心人只能靠一技之长出人头地。很多知青都从小学习一门艺术。所以民谣说：“能干的不如能写的，能写的不如能说的，能说的不如能唱的，能唱的不如能看的”。宣传队每人发一件军大衣，国防绿是流行色，宣传队男男女女，不论天冷天热，都整天裹着绿皮，蔚为景观。回到宿舍，别人扎堆打扑克，我和崔村的小张聊天。我和他很谈得来。他会拉小提琴，还会画国画，当场表演，几笔就画了两只虾，又画了一只奔马。小张内秀，外表却很朴实，像一个农民。

 第三天，大家都混了个脸熟，口没遮拦，什么都说，谈到了许多社会上的落后现象，结束时赶紧补充一句“这都是个别现象，整个形势还是大好的。”听说《北京文艺》的编辑要来座谈，众人激动起来，又打扫房间，又擦桌子。来的是编辑老谭，问到几个作者，包括我们的长篇小说。酒厂的一个胖子自称文革前在中学就是创作爱好者，投稿《北京文艺》，从来缈无音信。北京日报如有一线可取，就帮助作者修改，发表。小苏说他往《北京文艺》投过两篇独幕剧，没有下文。老谭答应回去查查。尽管众人都宣称要为工农兵而写作，不追求名利，但是想发表作品的欲望是掩盖不住的。 

出来开个会，结识三教九流，开开眼界，很有趣，顺便改善改善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