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轶事(1): 初到山村

天刚蒙蒙亮，父母送我到学校集合。好友陈辛也来了。他由于母亲生病，被照顾留城。我用自行车推着行李，向学校走去。路上碰见其他父母送子女，在若明若暗的晨光下，显得鬼影憧憧。我想起六年前的一个夜晚，在重庆市某中学的操场上，灯火辉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毛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姐姐正好初中毕业，就作为第一批知青，坐着大卡车，被送到四川万县插队。我和妈妈一道去送，那时父亲被关了牛棚，不能来。万县农村非常艰苦，姐姐经常是缺油少盐无菜断米。而且当地武斗非常厉害。发生过万余农民包围县城这样的事件，知青和当地农民也时有冲突。父母为此常常担心。后来家里去江西干校，不忍让姐姐一人留在四川乡下，把她从农村带到干校，一样干农活。但是户口三年后才调了上来。我们这届是北京市文革复课后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本来是准备直接上大学的。谁知毕业之即，正好赶上张铁生交白卷、黄帅反潮流的反复辟回潮运动，最终还是难逃下农村的命运。

和父母告别后，三辆捷克大轿车开向区里。工宣队李师傅说要先到区里开个欢送大会，电视台要来拍电视，还要拍电影，让大家积极表现，表情高兴一些。尽管如此，车行之时，车上车下还是哭声一片。我没有哭，因为在劫难逃的无奈，也因为在京郊插队，没有离家远行的感觉。那一届毕业生中，有几个激进的学生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毕业生去延安插队，扎根农村。但大多数学生对这些过分来事儿的做法都不感冒。

上车后，我有些兴奋，已经完成了从学生到知青的身份转换，马上要去迎接新的未知世界，这些都让我有些激动。我和车上新认识的其他学校的知青滔滔不绝地聊着天，交流着将来奋斗回城的计划。

车到了海淀，一队中小学生和居民夹道欢送。但他们的动作很机械。此时，我们成了最荣耀的人，所有的车子都为我们让路，就连外宾的车子也不例外，但是明天我们就会被全社会遗忘。区长也来了。工宣队李师傅连忙让大家鼓掌。没想到我们这帮学生已经变成知青，谁也不再卖他的帐了。有的人反而和区长开起玩笑了：“区长，给根烟抽吧。”知青在车窗上疯抢欢送学生手中的纸花，抢到手就哈哈大笑，用制造的热闹来麻痹惶惑的心。穿过欢送的人群，车子马上驶离了海淀，什么欢送大会，电视台，拍电影，原来都是骗人的，怕知青们闹事，哄我们的。此刻许多知青知道被骗了，在车上开骂了起来，可领导们早就溜号了。

车停在山脚下。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山是燕山余脉，水是京密运河。知青房在村口。远远离开村内其它房子。一溜五间新盖的石墙瓦房。最头一间做厨房。其余四间是宿舍。屋内迎面一张大炕，占了半间屋子。门边一个大水缸。旁边有脸盆，暖瓶和毛巾。地面没铺水泥，每次扫地都能扫起半簸箕土面。房顶上铺的是高粱秆，晚上能听见虫子啃高粱秆的声音。原准备两人一间，因为分来的知青太多，一间屋子要住五个人。为了避免麻烦，大队把男女知青分开在不同的生产队。队里许诺还要盖房，但是直到我们离开还没有兑现。厕所在房子的另一头，齐腰高的三面石墙围出的一个土坑，正对着进村的马路。日后常有知青一边解手，一边和马路上的姑娘大嫂搭话。

由于李庆霖给老毛写信反映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的无米之炊。我们这一批知青的条件已经改善了许多。北京的知青都改在郊区插队。国家拨专款给知青盖房。第一年每月每人还有十元的生活补助费。

队长和指导员也来了。指导员主要管政治，是军事化时期的遗留物。队长说话很直爽，自称外号“牛队”，牛逼队长的略称。指导员话不多，但也诚恳热情。公社管知青的副主任也来了，打着官腔告诉我们要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我们被交接完毕，干部们都走了。中午饭是面条，麦子里的石头没拣干净就磨成了面，吃在嘴里有些牙碜。吃完午饭，我们开始午休。刚才热闹的场面，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屋外突然一阵狂风，把满树的梨花吹得像下雪一样，纷纷落地。孤独无助之感，离家的别愁，对未来的惶恐混在一起，涌上心头。我开始意识到，今后在这里的生活会非常艰难的。同屋的知青挤在一张炕上午睡。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写下了到农村后的第一首诗：　　

　　　　咏落花
　　今春狂风严相逼，
　　梨林忽见雪飞急。
　　香飘百里曾几何？
　　凋落万片亦一时。
　　离愁莫对残景解，
　　苦恨宜傍短樽依。
　　仍存洁魂莫乞留，
　　待候明岁芳此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