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并不灿烂的日子”（２） 信江遗事

“回忆是心灵的防腐剂。”—思芦

    才辞重庆渣滓洞，又见上饶集中营。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和革命集中营结缘。1970年，我随父母去江西上饶五七干校。干校设在上饶市郊罗桥。这里原来是上饶通信学校，现在就要铸雷达为铁犁，垦兵场为农田了。

    上饶的江南的田园景色很美，一片红土丘陵地带，远山侧影，恰似一个倒卧的少女，高低有致。原野的色彩非常丰富。土地是红的，秧田是绿的。满山如火的杜鹃花，金黄的    油菜花，黄色的稻田，紫红的紫云英在不同的季节遍染田野。这种大片的鲜明色彩是视觉的盛宴。

    上饶得名于物产丰饶，供应明显好过重庆。肉不再限购。蔬菜品种也很丰富。刚到上饶那几天，家家都是肉香，放开肚皮大碗吃肉。住的是原来通信学校的教室，屋子大得可以骑自行车。

    干校就是劳动，小孩也不能幸免。双抢(抢收抢种) 时更是日未出而作，日已落未归。中午饭都在地头上吃。我们和大人干一样的农活，插秧，割稻，在打谷桶里打谷等等。

   干校附近没有正规的中学，五七战士的子女们都到城里的一中上学。上饶一中是文革前的省重点中学。校园颇大，宿舍礼堂一应俱全。很多设备都已在文革中严重受损。一中就在铁道边，我们住校，每星期六坐火车回家。第一天到学校，半夜从梦中惊醒。蚊帐里爬满了吃得圆滚滚的臭虫。身上赫然已是一串串的大包。第二天，我们把床缝都用六六六农药抹上，方保来日安卧。

   刚到班上时，看见有一个学生孤零零地坐在后面。也就十二三岁的年纪，怯怯的样子。刚想和他打招呼，却被其他同学止住，告我他是个反革命分子。此人每天照常上学，平时无人理睬他，一到大批判时，无论批刘还是批邓，他都被押到台上，挂牌子，乘喷气式。这样的活靶子，每个班里都有一个。

   满街都是法院布告，很多都是打了红勾判死刑的。那个年代盛产反革命罪和流氓强奸罪。有一段时间，判刑的大权交给了群众，包括我们中学生。由革命群众开小组会讨论案例，每念完一个案例，大家就齐呼“死刑”。重判才能表现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革命性在争先恐后中升级加温。记得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例是一帮农村青年在一起看大毒草《苦菜花》，罪状上说他们以此小说为行动纲领。其实那部小说反映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略微加了些性描写做调味。按今天的标准，就太素了。可是在那时性饥渴的农村青年中成为抢手物。不知道这本革命小说怎么会成为反革命组织的行动纲领？还经常参加公审大会，死囚们跪下一排，背后是蓝衣蓝帽的警察(当时旧公检法被砸烂，警察都穿蓝制服)，举枪瞄准，当场枪决。枪决的时刻，大家都往前涌，万人引颈，争看杀人的场面，空气中杀气腾腾，弥漫着血腥的味道。有一次我们从街上顺手牵羊抱回来一只可爱的小猫，但是学校不让养。我们商量如何处理它。有个大孩子提议把它杀死。说可以作为对我们革命意志的考验。如果心肠太软，以后在战场上又如何能杀阶级敌人？最后还是无人通过考验，小猫被送了回去。

    上学没意思，整天都是批判会，小组讨论。到校办工厂学工绕线圈，到农村学农插稻秧。我们经常逃课，在宿舍里插起门来看小说，老师派人来叫也不开门。学校拿我们这批干校的孩子没办法，干脆睁只眼闭只眼。那段日子真是自由，学校不太管，家里管不着。

   住校期间，食堂伙食不好，我们就冒充铁路职工到附近的铁路职工食堂吃饭。铁路食堂的饭菜品种多，价钱也便宜。有时也到街上去搓一顿。常去的饭馆有两个，一个是市中心的第一食堂(那时的饭店都叫食堂)。印象最深的是三鲜酸辣汤，三鲜者，肉片，炸猪皮，笋丝也。另一家饭馆是信江桥头的回民食堂。在那里最喜欢吃的是牛肉炒年糕，再喝二两当地的名酒“信江春”。饭毕，微醺地上街。在街边，化上一毛钱，买一个上饶有名的刚出炉的肉馅芝麻烧饼。然后去市中心的唯一一家电影院。那里常年累月地只放映一部片子“列宁在十月”。我们每次只看其中天鹅湖芭蕾舞那一段。

    上饶人忌讳秃子。一次我们一起把头剃光，到照相馆照相留念后，十一个人排着队走过上饶市的大街小巷。那天，上饶市万人空巷，跑到街上看秃子游街。一群小孩子跟着我们后面，用江西话喊着“秃瓢儿亮光光”。我们更加无比自豪，昂首阔步。

   回到学校，夜幕已经降临，我们摸向了学校旁边的农田。那里是大片的西红柿和黄瓜地，有看青的农民打着电筒巡夜。悄悄钻进地里，摸到凡是圆的或圆柱形的东西就往书包里装。一不小心弄出响声，看青的喝道“谁？”我们一起跳起来，一阵狂奔，跑回宿舍。余惊未消，即开始享受战利品，刚摘下来的黄瓜西红柿清脆甘香。冬天的时候，一群人穿着军大衣上街。商店柜台上摆着许多玻璃罐，里面装着各种糖果糕点。我们涌进商店，一个人佯装买东西，吸引住售货员的注意。另外一个孩子乘机把糖果罐抱进怀里，用大衣挡住，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店。其实吸引我们的并不是战利品，而是冒险的刺激。屡次得手，但最终被一个旁观的小孩看见，大嚷：“老解把罐子抱走了。”上饶人管解放军叫老解。售货员追了出来。大家四散而逃。当时虽然逃脱，但是我们这帮军队干校子弟已经臭名在外，商店仍然告到学校，学校大为恼火。准备除掉我们这些害群之马。

   我们很快就提供了让学校动手的导火线。在宿舍里待着不去上课，手头的书都看遍了。就想再找些书来看。一中有个很大的图书馆，这时早已封存。我们发现窗子上虽然有栏杆，但是从铁栏间隙伸手就可够到书架。受孔已己的影响，觉得窃书不算偷，我们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午时间，攀上窗子，从铁栏之间伸手掏书。掏了几本，就被对面楼上玩的几个小孩看见，嚷嚷起来。我们嫌他们吵，捡了几块石头砸过去。小孩们吱哇乱叫，抱头逃窜。喊声惊动了一个正睡午觉的老师，他将我们告到校方。校方把家长找来。声言如果我们自己不退学，就会在全校批判，还要处分。家长们也觉得我们在外面上学，无人管束，同意让我们转回家去上学。

   干校附近没有好的中学，但学总是要上的。大局如此，学校好坏也无差别。这时江西流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电影《决裂》中的那种。我们上的“大学”名叫枫岭头公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特色就是劳动，只有星期二和星期四两天上课。上课也是和劳动相结合。比如语文课是写大批判稿，数学课是打算盘计算水稻亩产量，物理化学变成工业基础知识(拖拉机原理)和农业基础知识(八字宪法)。劳动则是替公社白干活。好在我们这些伙伴们都在一起劳动，没有人管，边玩边干，热热闹闹。高兴时干一阵，不高兴时就歇着。我们仍继承着夜袭队的光荣革命传统，干到哪里就吃到哪里。红萝卜，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地瓜，白薯,凡是能生吃的，都进了嘴。有一次，劳动大学要求我们每人开垦一分地。开垦的荒地与当地农民的一块白薯地正好邻接。我们顺手牵羊，把白薯刨了。生吃已吃腻了，地头上点起一堆柴火，要烤白薯。青烟徐徐，引来一位老表。指责我们偷白薯，我们当然否认。老表从火中拨出一块白薯作证，并要拿走我们的锄头。看看不妙，大家一起冲上去，从老表手里夺回锄头。老表一声大喊，无数农民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我们拔腿狂奔，跑回干校的家属区，窜进一个家属楼。追来的农民不敢贸然闯入，把楼团团围住，把住两个出口。等了一会儿，看看农民不撤。我们钻进厕所，反穿外衣。然后一个一个地，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从楼门口出去。老表们只是疑惑地看看，没有敢动手逮人。

    本来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们内部出了甫志高。一个外号萝卜头的孩子向家长坦白了我们的行为。他家长向学校告发了我们。劳动大学大怒，把我们都开除了。

   其时正逢征兵开始。当时中学毕业之后，只有插队，招工和当兵三条道路。其中当兵是最为人羡慕的。虽然年纪小，但干校嫌我们屡屡破坏军民鱼水之情，想把我们打发了事，专门送我们到上饶人武部去体检。结果我的视力没通过。回来路上打死一条蛇，有人说生吞蛇胆可以明目。闭眼生吞而下，腥气满喉。赶紧吃了一颗糖除腥。蛇肉剥皮送干校食堂，红烧之后，大家分享，其味鲜美如鸡。可是眼睛视力却依然如故，体检复查仍未通过。看到朋友们被敲锣打鼓送去当兵，心里羡慕得不得了。过了几天，接到朋友来信，说半夜急行军，累得要死，回到营地，瘫在地上不起。

    这阵学会了抽烟。第一次抽烟时，才抽了两口，就头晕眼花，栽倒在山头。那时最好的烟是上海产的凤凰，闻着有一股很香的味道。我们常去军人服务社买来分享。

   这时父亲把我和邻家的孩子叫到一起，学英语和数学。我们疯玩惯了，乍一学习，倒是感到蛮新鲜的。这段时间虽短，却使我们初识学习之趣。这时上饶又新办了一个三中。家里把我们送到了这个新学校。三中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无自来水和电灯。我们住校，每天早上从一个很深的井里打水洗脸，其水冰冷刺骨。从井里打水需要绝技，井绳左右一摆，向下一沉，提起就是一满桶水。如果技术不精，不是打不上水来，就是桶沉井底。宿舍里点的是煤油灯，鼻孔经常被油烟薰成两个黑洞。晚上自习点汽灯。汽灯也烧煤油。煤油汽化后喷在高温的网罩上燃烧，比煤油灯亮，但是烧一会儿就需要跳到桌子上给汽灯打气。后来在墨西哥城郊游览一个修道院，就令我想起三中的生活。学校虽然简陋，但学习空气还浓。开有英语，化学，物理等课，经常考试。学校重视学习，这在今天是理所当然，可在七一年那种环境就很了不起了。每天都有早读，晚自习。早读是天天读，学得都是毛选著作。晚自习学得都是文化课。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好学生，考试经常是第一名。后来有个从一中调来的老师不相信地说：“这不是一中的那个有名的捣蛋孩子吗？怎么在这里变成好学生了？”

   三中尽管稍稍重视学习，但在当时的国内大气候下，也强调劳动。三中有自己的稻田，果园和茶山。每星期有两天劳动，农忙时更要停课。我们给稻田插过秧也薅过草。上山采过茶叶，也炒制过茶叶。炒绿茶不用铲子，而是用手掌。炒茶的温度要掌握得很好。太高则茶叶易焦，太低则大部份水份不能脱掉。温度全凭手心感觉控制。炒时间长了，手心被烫得发红，起泡。还要边炒边揉，手掌就更痛了。

    两年里，我换了三个学校。最后在三中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挺愉快。我的浪子回头就开始在这里。正当我沾沾自喜于成为好学生时，父亲突然被调到北京, 我在上饶的生活就这样突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