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媒体报道，在广州市 6 月 26 日首次举行的市、区、镇三级政府官员大接访活动中， 近万名市民冒雨排队上访，场面十分壮观。 市长张广宁在五个半小时的接待中，一共接下了 436 名群众的 142 份信访材料。 张广宁说：“我希望能自己带头，告诉我们的官员，群众利益没有小事。” “市民交一份材料给我，就看到一份希望。” 在全市范围内，各级领导干部 26 日共接待群众 4576 批 8350 人次，规模之大全国首见。每个访民的背后，都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甚至是法治受到破坏、腐败得以横行的故事。

从 25 日晚上 7 时开始，就有好几百人来打地铺排队。当时正值“风神”携狂风暴雨汹涌袭粤，为伸张正义，为公正公平，访民不惧风雨。一名访民称：“为这一天，我等了十年。”这声呐喊令人辛酸，更有几许无奈。不少群众由于常年信访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情绪激动 ， 一见到张广宁就握住他的手死死不放，一边流泪一边反映情况，突显出其压抑已久的心情。

群众上访，是因为碰上了冤屈、压迫和苦难无处申诉而迫不得已。身为工人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任何报酬；身为土里刨食的老农，耕地被村干部悄悄出卖，承包的山林被无理褫夺；身为市民，房屋被强行拆迁，一家数口从此流落街头；身为守法公民，儿子被公安刑讯致死，女儿被干部奸污；想耿直做人，揭发腐败，结果飞来横祸，从此身陷囹圄……有些人慑于强权的势力而忍气吞声，多数人会采取各种手段抗争。对于稍有法律常识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会首先考虑寻求法律保护，打官司。而相当数量的无权无钱的权益受损者，或因司法途径其复杂的程序、高昂的费用而望而怯步；或因当地官官相护、司法腐败而无法申冤。于是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上面”，上访成了他们的选择。他们希望通过上访，能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把问题向上级部门讲清楚，企求得到公正的解决。

在当今中国，上访潮已成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又成为当今上访潮的特点。成千上万的“小白菜”、“秋菊”风尘仆仆、餐风饮露，长年累月跋涉在白山黑水、滚滚黄尘之中。从县乡到中央，经常能看到政府门前坐着上访群众，信访机关的院子里更是人满为患。他们有的挤在混乱不堪的旅馆，有的露宿街头，靠捡垃圾、废品、打临时工维生，有的沿街乞讨。随着人流剧增，近年还出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上访专业户”和“上访村”。

这些来自各方、口音各不相同的人，在包袱里背着上访材料、血衣、乃至儿子的头颅，手里拿着“江泽民收、朱镕基收、胡锦涛收、温家宝收……”的大信封。他们所要控诉的案件各有不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他们的问题在地方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像“小白菜”一样，被逼的一级一级往上告，最终告到京城；二是他们对对“党中央”、对“国家领导”的深切信任。他们盼望着能遇到一位清官、一位当代的“黑包公”。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要舍上命来争取。因而，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中央纪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权威机构，就成了他们鸣鼓伸冤的地方。

告御状是中国百姓自古以来的传统之举。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击登闻鼓”的申诉方式，有冤屈者可直接到皇宫门前击鼓，面陈天子；汉代更允许“邀车驾”即在皇帝出宫或出游时拦车鸣冤。类似的申诉方式一直延续至清王朝，深深地扎根在国民性格之中。清末“小白菜”拦轿喊怨﹑成功“上访”成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故事。文革后，大批被冤屈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国家干部通过上访而得以平反。上访已成为被逼的走投无路时的唯一希望。

国家信访局曾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采访时，提出了引人注目的 4 个“ 80% ” : 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 80% 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80% 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 80% 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80% 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有关专家分析说，近两年百姓反映的信访问题主要涉及 9 个方面的问题，包括“三农”、企业改制、劳动及社会保障、法院判决不公或执行不力、拆迁安置、干部腐败、基层机构改革、环保污染以及部分军转干部要求解决待遇和安置问题等。在这些上访案件中， 40% 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3% 和政府行政工作有关， 13% 反映单位腐败， 11% 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还有 3% 的人被认为“属于精神错乱”。而在这 3% 被判定为“精神错乱”的人中，无人能说清他们是否真有冤情，而他们当中又有多少是好端端的人而最终被冤情所逼疯的。

不可否认，今天的上访潮，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多年来中国社会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在 GDP 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积累和扩散。细分析，地方政府的腐败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则是导致上访高潮的重要因素。

目前一些省市、行业及单位的有关部门对群众来信来访，采取充耳不闻和应付了事的态度。甚至在个别官员眼里，“上访”就等于“闹事”，“给当地政府抹黑”，“闹事”就是“坏人”，因此对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的群众，总是变着法儿进行压制、打击、报复，甚至提出“越级上访就是犯罪”的口号，扼杀民众权力，混淆矛盾性质。有的地方和部门为减少上访量，不在办理、落实上下功夫，而是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结果矛盾反而越来越激化。

有些 地方政府，出台了有关法规，但大多是单向性约束法规，对上访者的行为做出种种限制，但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行为却没有或少有相应的法律约束，以至一些地区出现了对上访者采取辱骂、殴打、强行拘禁送精神病院、劳教等手段， 使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造成了因上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贫、因上访被地方公安追捕无法回家而在北京流浪、因上访被侵权而上京重复上访的信访 “ 大军 ” ，甚至出现了不该出现的自杀事件。

那些以上访人员为敌的官员们是否想过，抓捕上访人员，是帮倒忙添乱，还是真心为党和政府分忧？如果真正对人民负责，有什么理由不为公民解决问题呢？如果把民众上访当成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这送上门的民情民意怎么可能是坏事呢？退一步 说，有了问题找上级部门诉诉苦，不管能否解决，总算有一个可讲话的地方，有一个宣泄的渠道。“ 上访”总比“上山”好 ， 如果堵塞了一切民意沟通渠道，把公民围追堵截赶入绝境，断了 他们活在世上的希望， 不满的能量一旦释放，秋菊、小白菜变成了陈胜、吴广，那才是真正的不稳定因素。

6 月 28 日，在贵州瓮安县城，当地方公安机关被指控在一个青少女的死亡事件上进行不公正的护短包庇后，引发了中国最新的爆炸抗议事件。上万抗议民众放火焚烧警车与政府的大楼泄恨。一个县城的公安机关的不公正就能引爆这样大的民愤怒火，显示出当地民众积怨早已很深，像干柴遇到烈火，一点就燃。

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相继亡党，根本问题就是共产党长期脱离了群众。 中国的信访浪潮，是政治改革滞后的结果，是官僚们严重脱离群众的结果，是多年来改革与发展矛盾积压的后果。对于致力革新的新领导人来说，既是巨大的挑战，也蕴藏着推进政治改革的难得机遇。

胡锦涛曾批示说： “ 重复上访，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究属何原因；是不符合政策规定，还是我们官僚主义；能否做点具体分析。关心群众疾苦是具体的，必须狠抓落实 ” 。胡锦涛的批示体现了 “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 的“ 执政为民” 施政方针。

情为人民所系是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利为民所谋， 权为民所用 。这就 要求政府努力 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而不是堵塞渠道；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不是割断联系； 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损害其利益； 依法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和诉求而不是视而不见、上推下卸； 积极化解矛盾去促进社会稳定而不是激化矛盾 ， 在实践中体现出执政为民，在实践中提高执政能力。

广州市在市长的带领下，为民众敞开大门，倾听群众的冤屈，至少体现是在 努力 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而不是堵塞渠道，至少是希望把问题解决在本市。但愿这不是一场做秀。

话说回来， 一个信访接待日，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显然是该负责任的基层领导不作为，甚至是胡作为，没有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基层，导致矛盾积累，最终爆发于市长面前，这说明政府的执政体制出了问题。一个市尚且如此，全国还不知有多少。

解决一件具体问题，不如解决体制内的问题，如果市长能从接到的材料中，既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又找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按照职责分工，细化措施，强化监督，狠抓各级部门责任的落实。同时，对于推诿、扯皮造成的常年解决不了的信访案件或因腐败等原因造成的冤假错案件，实行责任追究，该亮“红牌”的亮“红牌”，该严办的严办，信访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一个部门或一级组织的问题，能造福一方百姓。这才叫真正的为民办事。

张广宁市长已经拉开了序幕，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看这场为民执政的戏如何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