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一样，都有坚强的心理素质，无论他或她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都不会丧失爱的能力，也不会让仇恨和报复主宰自己的心理。法国大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恩仇记》，可以被当作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来读，其教义是：受害人心理发作，不仅不能实现公正，反而会在毁灭自己的所恨的同时，毁灭无辜和自己的所爱，陪葬的还有你本想实现的正义。

不久前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像早春季节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正在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人群是那些心理还在脆弱期的未成年人，以及刚刚成年的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为暴力行为，我们在“文革”中曾经有过痛苦的经历，被浪费和糟蹋的不仅是青春，还有国家的精血。

害怕被石头绊倒的人是懦夫，但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则是笨蛋。每代年轻人，都有不怕被石头绊倒的勇气；但作为中华民族，我们也有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智慧。

一，打武松的老虎

人有一种夸大并神圣化自我感受的冲动。

自己摔一跤，全世界都疼；自己亢奋得坐不下来，会认为那些能坐下来的人，必定患了小儿麻痹症，站起来困难；我为什么不快乐？绝不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美人爱我，而是有一个叫美国的国家想害中国，如此等等。诗人老巢对人性的这个弱点深有感悟，写过一首反讽的诗《首都服从我的心情》：

“今天以我的病容亮相
灰蒙蒙的
能见度很低
出门的人普遍感到压抑
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日子
首都服从我的心情
我不流泪
就没有变天的可能”

现在有几个人比老巢自我反讽的更夸张，他们要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自己心里别扭，愣说是“中国不高兴”，还用这个短语做题目出了本书。那么，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呢？在他们看来，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老大。那本书的5名作者之一王小东说，“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如果必须这样，他们才高兴，那他们的不高兴就不是个情绪问题，而是个角色问题了：他们不高兴的，是他们目前扮演的社会角色；要让他们高兴，就必须让他们扮演领导中国，特别是领导中国的“四月青年”或“火炬一代”，以及“英雄集团”去“领导这个世界”的角色。

这让我想起了1962年中国上演过的一部很有趣的动画片，名字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在影片中，没头脑丢三落四忘东忘西，不高兴愁眉苦脸怨天怨地。当旁人感慨他们长大后该怎么办时，两人就想立刻长大做出一番事业给旁人瞧瞧。结果，一瞬间两人真的长大成人，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成了演员。

没头脑设计的千层少年宫建成后，只有九百九十九层，他少设计了一层。当小朋友们排着队去少年宫看演出时，全都成了落汤鸡，原来他把喷水池设计在了大厅中央，成了喷雨池。他还忘了把电梯画进图纸，小观众们要爬整整一个月的楼梯，才能进入顶层的演出大厅，看到演出。好戏终于开场，可扮演老虎的不高兴很不高兴演老虎，在演出时，老虎不但打不死，反而打起武松来。

人如果像老巢那样，偶尔不高兴，某个早晨醒来，“以病容亮相，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可能是身体有病（当然也可能是某个具体欲望暂时受阻）；如果像某个失业者那样，在一段时间内不高兴，那是生活有病，部分是社会生活病了（社会没有能提供充分就业机会），部分是个人生活病了（自己缺乏适合社会需要的技能）；如果像“不高兴”那样，从小到大都不高兴，那就是心理有病，甚至精神有病了。

心理抑郁的人，他无论干什么都不会高兴，除非他是一个施虐狂，只有在对动物或人类实施虐待时，才会达到一种病态的亢奋。缺乏足够的资料来诊断动画片里的“不高兴”到底患了哪种心理疾病，但从他不愿扮演挨打的老虎，做老虎也要打武松的情况看来，他应该不是受虐型抑郁症患者。

根据精神分析学说，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上经受暴力或非暴力侵害事件，容易触发当事人的“急性应激状态”， 这一状态会使人的心理产生许多负面情绪，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闪回，当时的恐怖情景总在脑子里浮现，挥之不去，控制不住；二是恶梦，总会梦到当时情形，重新经历侵害情境，睡不稳觉，且容易被惊醒；三是易惊，一有动静，就会瑟瑟发抖；四是回避，比如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对于一个国家，就是闭关锁国，不愿打开国门），等等。这种急性应激状态如果得不到及时消除，就会积淀成一种被称为“受害人心理”的心理疾病，这样的患者，感染的就是“不高兴”心理病毒，恐惧，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伴随终身。不过，这种情绪也可能通过施害或报复来寻找发泄，曾经被武松打的老虎，反过来要打武松。

“不高兴”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可以感染一个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经受异族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民族。历史上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民族，不仅被战败，还被《凡尔赛条约》惩罚和侮辱：割地赔款，限制军力，协约国企图一劳永逸地废掉德国武功。德意志民族这只老虎自然很不高兴，在其潜意识里，留下了受迫害的精神创伤。

另一个案例，就是曾经创造了四大文明之一和汉唐盛世的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备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切割和凌辱。我上大学时永远看不完的一本书，就是《中国近代史》，我真正痛饮到了被“不忍卒读”这个汉语成语深深封藏的情感烈酒，痛苦和愤怒的炽烈冲动，每每让我掷卷拍案而起。那时候我想，如果需要，即使我是只虫子，也要向任何一只来犯的公鸡坚定爬起，更不用说，假如我是只老虎，我会对武松做什么。


二，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

正是这种被一个民族每个成员共同分担的痛苦的心理创伤或历史记忆，能够在特定气候和环境条件下，被发酵成一种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推动这个民族自立或自利，自强或自戕。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那要看被发酵出来的“民族主义”采取了哪种形式，宗教的还是保守的，自由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的还是平等的，财产保护的还是财产充公的，开放主义的还是保护主义的，整合的还分离的，领土收复主义的还是散居民族的，经济主义的还是战争主义甚或恐怖主义的，如此等等。

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的，和向后看的。东方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印度的甘地主义，以及埃及的纳赛尔主义等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本民族与过去的骄傲自大，闭关自守和盲目愚昧的状态决裂。

而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则经常发着高烧，带着痉挛，过分强调本民族历史上的辉煌，领土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范围，谋求最大限度地恢复这些领土。拿破仑主义、墨索里尼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就是这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显然，健康的民族主义是和平共处的、和平竞争的，病态的民族主义是自恋排他的、向后看的，暴力和侵略性的。历史表明，健康的民族主义推动一个民族自强，病态的民族主义导致一个民族自戕。

那么，用《中国可以说不》（下称“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下称“不高兴”）两本书来推销的某些人的民族主义，身体状况如何呢？让我们来稍稍进行一番体检。出版于1996年的“说不”，没有任何核心概念和理论，没有任何主张和纲领，也没有任何章法和逻辑，发泄的只是情绪，看几眼目录就知道了：“亲美心态”，“亲美的心理瘟疫何以蔓延”，“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以后，还很欢喜”，“拿开你肮脏的手：我们不要性骚扰”，“焚烧好莱坞”，“暧昧的日本”……这发泄的是什么情绪？是一种用自大掩盖自卑的受害人情绪。这种情绪很像是几个进入叛逆期的孩子聚在一起控诉自己专横的家长，大声喊叫着：“我以后绝不听你的！”“我要在一切方面和你对着干！”这种心理虽然病态，但还不能说危险，病态又危险的是刚刚出版的“不高兴”这本书。它不再仅仅是情绪发泄，更像是行动动员。它有自己的信念——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第28，144页）；有自己的“大目标”——外争族权，做世界老大（第99，100，108页）；有自己理想的领袖——“理工科”“摩西”（128—130页，第65页）；有自己的精神文化——与“文艺腔”对立的尚武精神（第61，102页）；有自己依靠的力量——“火炬一代”加军事“英雄集团”（第22，102页）；有自己动员群众的方式——“民间”或大或小规模的“凝聚”（第103页）；有实现“大目标”的手段——“军战”+“商战”，“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第40，90，93页）。

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有四个基本特征：

1，把伤疤当勋章。在“不高兴”的5位作者之中，宋晓军这方面的情结更浓些，在他看来，“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是“我们的财富”（第13页），“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第11页）这段倾诉让人胆战心惊的地方是，仇恨主义在演变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演变成国家主义。

2，自恋且排他。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民族，只要不带种族偏见的人，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说我们民族伟大，并没有比较其他民族的意思。不过，“不高兴”的作者们可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做世界的老大，中华民族能不比别的民族，甚至比声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优秀吗？首先，中国民众比美国民众强：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王小东——本文作者注）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第243页）

基于这种认识，王小东当然有底气这样喝问：“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第136页）

不仅如此，中国人甚至比自称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犹太人更优秀：“犹太人已经被其他民族反复打败、反复征服，国家早就不在了，居然还能凝聚在一块，还觉得自个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被打成这样吧？从文明史上的实践成绩来看，中国人比犹太人好太多了”。（第143页）

3，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他们口中的未来，不过是已经远逝的中华帝国的背影，他们最推崇的是秦帝国：“我（还是王小东——本文作者注）曾经说过，秦国的战斗意志连续保持了几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后由它来统一中国。……我觉得中国保持这样的战斗意志不用保持几百年，只要几十年，中国的很多大事就全办好了。我希望中国能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光辉道路上来。”（第145页）

不知道王小东是不知道，还是装着不知道，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汉代大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里对秦帝国短命的教训有过千古不刊的定论：“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毁，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样沉痛的历史教训，到了王小东嘴里变成了这样：“当然统一之后它的战斗意志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第145页）在他看来，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不是不施仁义，而是残暴得还不够。

不仅如此，他们对中国一定能做世界老大的信念也来自于后脑勺上的眼睛：“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天命所归’，最有条件带大家走一条新的路？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我们在历史上的成绩是摆在这儿的。我在前面说了，跟那些历史上消亡了的相比较短暂的文明比，甚至跟确实也很了不起的欧洲文明比，我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是最好的。……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一个国家，是不是要根据他过去的一贯表现？”（第145页）这很像是“文革”中流行的“成分论”：未来是由你和你老爹的过去决定的。

4，好战。通观“不高兴”全书，5位代表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不高兴”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经济表现不好，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说明市场认可我们的管理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世界资源在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更好的利用。”（第98-99页）那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第一，中国还没有做成世界的老大；第二，中国还没有为做世界老大准备打仗。“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第90页）宋晓军这样说。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第24页）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请看王小东为我们讲的两个故事：

“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献俘。……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第103页）

这种好战和扩张精神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第96页）简单地说，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如果说，1996年出版《中国可以说不》时，他们发泄的还是“受害人心理”的话，当下这本《中国不高兴》让世界看到的，则是某些人的“暴发户心态”，中国经过30年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有些人就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了。他们喜欢说美国用白条美元绑架了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他们也想用中国人深入骨髓的爱国情愫来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病态的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


三，自由的民族主义

为了推销自己的民族主义，“不高兴”的作者们，一边妖魔化西方，特别是美国，一边妖魔化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尤其是妖魔化被他们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们。

他们总能从中国精英身上闻到一股臭味：“精英阶层日渐腐朽，”黄纪苏说道，“势不可挡的腐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金钱，一个官位，把精英捆得跟大闸蟹似的。”（第27页）但他没有说，是不是要等到“我花开后百花杀”时，把这些大闸蟹统统捆到菊花台上蒸了下酒。

他们最痛恨的似乎还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斥责这些倒霉蛋是“逢中必反”：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决然对立”。（第49页）

接着控诉他们“卖国”：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第99页）

有没有不能区分一个国家的体制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当然是有的。这样的人因为反对中国的现行体制而反对中国的利益，比如他们曾经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反对中国加入WTO，等等；或者反过来，他们因为喜欢美国的制度而拥护美国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国女足在世界杯上并不怎么公正地击败中国女足后，有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并不觉得惋惜，反而为美国高兴。也有的学者，反对在任何意义上谈论中国的国家利益，似乎当前的中国，只有专制利益，没有国家利益。

实际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民族主义，他主张的是自由的民族主义。他们可能批评中国现行制度缺陷，但绝对不会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同胞的利益不可能决然分开。就拿加入WTO来说，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加入了全球工人工资平均化过程，中国工人工资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扯平，发达国家的工会会反对，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呢？反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像耗子一样，可能连自己家门前的街都上不了，上街就会挨打，还谈什么实现自己的主张？

自由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民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明确地区分西方价值和西方利益，国内的游戏规则和国际的游戏规则。西方价值有普世的成分，可以为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分享；西方利益就是西方利益，不会变成中国的利益。就像黄纪苏所调侃的那样，西方人自己烧石油，希望我们烧“天人合一”——就是烧了还能长的树枝和树叶。他们以前还烧我们的圆明园呢，还把抢走的东西拿回来高价卖给我们。学习西方的价值，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自由民族主义还能够区分西方价值的国内部分和国际部分，国内部分更多用于维护各自国家内部的人权，国际部分则更多地用于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国内可以是宪政政治的，所有的权力都可以得到限制；国际是无政府状态的，谁制订游戏规则谁就可能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西方国内人权价值可能是普世的，但国际游戏规则则通常是国家化的。美国不签订东京议定书，不是说它不符合普世价值，而是因为它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承认200海里专署经济区海洋公约，也不是因为它违反了什么全球通则，而是因为它限制了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

因此，在尊重现行国际游戏规则的同时，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谋求游戏规则朝着不损害，甚至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修改，是中国自由民族主义者所赞成的。中国监视美国海军测量船在中国南海专署经济区的活动，就是想维护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国际游戏规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将特别提款权(SDR)改造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也是想修改国际金融的游戏规则，让货币权力与实体经济对称，改变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25%，而美元占世界储备、结算和流通货币60%以上的不正常状况。

我同意徐波和陈林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一文里表达的看法：“几乎所有严肃而客观的学者和政治家，都看到了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双刃剑的作用。”自由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伟大的美国独立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孙中山、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儿以及埃及纳赛尔领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之一；但狭隘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也种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病根。病态的民族主义起源于一个民族病态的心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政治领袖不是利用自己民族的负面心理为自己的狂想服务，而是要治疗民族的心理创伤，让她恢复自信、包容和爱的能力。

这正是我们拒绝“不高兴”病毒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