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乃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谎言专业户，几乎无话而非谎言，然而因为把持了国家宣传机器，再加上中国人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愚昧透顶，种种弱智的弥天大谎便成在国人心目中成了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尤以林思云为代表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为然。在他们看来，所谓客观的历史态度，就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我党对中国革命的解释，否则就是因为反共而丧失客观立场。

这其中影响最大、流毒最深广的弱智神话，就是说中共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压迫，丧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乃至一切谋生手段，不得不起来造反。中共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广大农民翻身解放的要求，获得了他们的全心全意拥护，而蒋介石未能解决这问题，于是便被中共领导的农民推翻了。在我党领导下，广大农民首次获得了土地，过上了海皮日子，整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明快。用林思云的高度概括话语来说，就是“共产党救了农民”。

然而事情真是这么简单明快么？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解放”前农民真是因为土地兼并被逼得活不下去，看到的只是近年某国内学者（NND，老年性痴呆发作，想不起名字来了，等有空查查）基于翔实调查写出的严谨学术论文，证明“解放”前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地主对佃农的剥削也绝不是共党宣传的那么严重。

恰好相反，地主反倒常常处于佃农的挟制之中：若地租按收成分成，则佃农可以虚报产量而赖去部分地租。这根本就无法验证，亩产到底是多少，还不是佃户说了算？即使是固定地租，佃农仍可自称减产而长期欠租，而地主并不敢轻易夺佃，因为未必能立刻找到接佃的人。这与租房还不同——驱逐欠租的恶房客后一般能较快地找到新房客，而租田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佃户只能是居住在附近的农民，其需求很容易饱和。若夺佃后找不到接手的佃户，错过了农时便全年无收；若夺佃后自己招募长工栽种，在没有广告手段的农村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夺佃只会给地主招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地主与佃户或长工的关系，并不是共产党宣传中的那个一边倒的刀俎与鱼肉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即使忽略孔孟之道与佛教因果报应的洗脑对地主行为的约束不计，地主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能不善待佃户与长工。

前段在国内网上看见，在大陆家喻户晓的《半夜鸡叫》，完全是高玉宝的文学创作。据知情人揭发，“周扒皮”的确是个小气鬼，但给长工的待遇比对自己还好。根本就不曾有过他钻进鸡棚学鸡叫的事，那完全是高玉宝瞎编出来的。

这也确在常理之中：长工既非古罗马的奴隶，亦非欧洲封建时代或毛共公社里的农奴，而是出卖劳力的自由劳动者。两者是自由雇佣关系，并非公社社员对党官僚的全面人身依附关系。地主并不能如公社全面控制社员那样，控制长工或佃农。何来什么半夜鸡叫的神话？真要半夜鸡叫了，长工躺在炕上不起来，请问地主能有什么办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进城去找活路。“旧”社会农民并非“新”社会体制外的贱民，毫无户口约束，乃是走遍天下无约束的自由劳动者，在乡下给地主老财扛活，与在城里给资本家老爷扛活，到底有何区别？农忙季节得罪了长工，人家撂挑子走人，庄稼烂在田里，那损失可就惨重了，地主敢得罪人家么？就算不走人，难道连怠工都不会？公社社员既能在大田里耍奸使滑磨洋工，又胡不可在地主的田里来这一手？难道地主比我党干部还厉害，监管的更周密？

以上所说，本是常识范围内的事，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而且与我本人耳闻目睹完全一致。我在回忆录中写过，1963年，我校去支农劳动，团支书请来了本村的老雇农对大家进行阶级教育，可人家忆的苦全是大跃进大饥荒之苦，思的甜尽是当年“恶霸地主”某老爷农忙时以大鱼大肉侍候他们的甜。

回忆录里没写的是我太太讲的故事。她的姥爷就是佃农。人家租种了几十亩农田，农忙时忙不过来，便请短工帮忙，照样是以大鱼大肉侍候之。他老人家枪法通神，打来无数斑鸠腌了，届时以斑鸠作下酒菜，侍候请来的短工们，宾主皆大欢喜。小日子过得肥里流油。因为他长得仪表堂堂（可惜没传给我太太，sigh），又善于舞狮，常在集市和庙会上大出风头，最后竟然引动东家小姐的春心，和他私奔了。我太太的姥娘她爸是该县的大地主，开头倒也暴跳如雷，但最后还是原谅了女儿，承认了这门亲戚关系，让这幕真实的《小姐与长工》获得了圆满结局。

以后若有空，我当帮太太写出这段真实的中国历史来，庶几破除我党捏造的那弱智神话，帮弱智“自由知识分子”们醒醒水。


二、传统社会的土地兼并机制


实行土地国有化乃是我党早在上台前便已决定的国策，这是那个党亦步亦趋效法苏俄主子的必然结果。但若把这政策说穿，则农民便不会上当，因此我党把抢走农民的土地搞成了两部曲，第一部是暴力土改；第二部则是所谓“集体化”。我党搞集体化时的欺骗宣传，就是说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土地自由买卖必然要导致土地兼并，造成两极分化。因此只有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弱智欺骗宣传至今尚未被多数国人特别是弱智知识分子们识破，他们以为我党此举真是为农民的切身利益着想。正因为如此，刻下中共放出风声来要允许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知青们便开始忧虑，一旦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还能自由买卖，则下一步便是土地兼并，穷富两极分化了。

不容否认，土地兼并的确是历代必然发生、而且从未得到彻底解决的传统问题，也是历代皇朝被倾覆的主要原因。但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该知道，土地兼并并不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结果。

所谓自由贸易，指的是严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贸易，其前提乃是没有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干扰。西方所谓资产阶级革命，说穿了就是“钱 ”对“权”的反抗，目的就是要排除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扰。所谓“贸易自由”，就是彻底排除了权力干扰、只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贸易的人权。

不幸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与《血酬律》讲得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纯粹的经济活动，发生的交换基本是官僚集团使用暴力进行的敲诈，与土匪绑票并无本质差别。他没敢说的是，中共革命的唯一结果，就是造出了一个实力空前雄厚、对人民的控制空前严密的官僚集团，从而将这种土匪式暴力敲诈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

土地兼并就是这种官府敲诈农户的结果，在明代发生得最严重。现在土法西斯知青们自李泽厚以下，动辄骂“满狗”，认定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让满狗们掐掉的，可谓无知至极。他们不知道，朱元璋才该为此负责。清朝不过是萧规曹随、继承明朝的作法罢了，而且还比明朝干净清廉到不可胜计。

根据茅海建教授的研究，宋代民间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以致国家税入的大头都来自于商业税，而朱元璋却扭转了这进步趋势。（说明，以下的话是我说的），如果蒙古人不入侵，朱元璋不趁乱上台，这趋势持续下去，则中国有可能在西方之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道理并不难明白：朝廷为了税收，必然会扶植民间工商业这会下金蛋的金母鸡，逆转孔孟之道对商业的压制，限制官僚集团对商人们的敲诈勒索，建立起一个相对排除了权力干扰的比较健康的市场体系来，如同晚清新政一般。以中国人的苦吃苦做精神，只要放松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对他们的压制，资本主义很快就能冒出头来，正如改革开放的经验提示的那样。

然而朱元璋上台却改变了一切。据茅海建教授说，朱元璋出于小农心态，压制工商，中断了宋朝的进步作法，以农立国，使得国家岁入完全建立在搜刮农民上。其实在我看来，朱元璋并不是什么小农而是游民出身。他之所以如此倒行逆施，其动机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我常常怀疑毛泽东是不是他的转世，两人的相似实在惊人），乃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千秋大业。他从自身经验中得知，游民乃是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是巩固政权的大敌，因此上台后严格禁止人民流动，就连农村进城交易乃至农村集市都严格加以限制。商业意味着人口与资金的大量流动，对巩固他万世一系的统治极度不利，当然要遭到他的铁腕禁止。

把孔孟之道的农本主义推到极端的结果，就是农业成了朝廷以及官僚集团的唯一收入来源。从黄土地中刨食能刨出几个钱来？这结果当然只能是官府的敲诈变得特别凶残。马克思把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我看官府敲诈也可以如此划分。论敲诈所得，现代贪官绝非前朝可比，但因为现代贪官敲诈的是财大气粗的现代工商业，其“相对凶残度”就要远逊于前朝。

如吴思指出的，朝廷和官府乃是互相争饼的关系。大饼就只有那么大，官僚集团抢多了，朝廷所得就要减少，为了维持原有收入，朝廷便只能增加税收，进一步加深人民的苦难。他没有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只会发生在以农立国的原始社会。土地收入成了GDP的主要来源，不但使得国民经济失去增长可能，而且使得土地变成了both朝廷这“冤大头”以及官僚集团的主要勒索目标。臭名昭著的“投献”就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

所谓“投献”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也就是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们踊跃把自家的土地无代价献给豪门。为何会出现这种“知青自愿下乡”的怪事？原因很简单，朝廷不断加税，而税收的主要方式就是土地税。当税收高到超过种田所得之后，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们能做的“利益最大化”，便是把土地自动献给不必上税的豪门，自己投身为奴。

由此可见，政治权力才是驱动土地恶性兼并的最强大的杠杆。如果土地真能不受权力干扰而自由买卖，由此造成的“兼并”一是有限的，二是良性的，只会有利于国民经济。

这道理其实很浅显：从黄土中刨食乃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根本就刨不出几个铜子来。冯友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家乃是家有几千亩土地的大地主，然而也掏不出多少现金来。而买地要的可是白花花的银子。自耕农们再苦吃苦做一辈子，也未必能买田置地。毛泽东他爹要不是加入湘军，跟随曾家兄弟去南京抢了一把，能变成小地主么？因此，传统社会的大地主祖上或本人一般都曾是官宦，属于或曾属于暴力敲诈集团，这才有可能大量买地。

由此可见，如果摒除了政治权力因素的干扰，把土地均分给农民并允许自由买卖，则为知青们担忧的土地兼并根本就不可能大规模发生。即使发生，也只会是小规模的，其实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良性作用。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并不一致，有懒有勤。所谓“贫农”与“富农”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惰农”与“勤农”之别，如大包干显示的，把土地均分给他们后结果并不一致，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们入不敷出，而勤俭持家的人家则步步登高。80年代中期我曾回过一次原籍，发现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们又变成了贫农，而地富又变成了地富，看来勤与惰乃是写在基因里头的遗传性状。

据此不难看出，如果土地因自由买卖而从惰农流向勤农，那其实是良性兼并，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得土地能在勤农手中出产更多的财富。这对惰农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盖务农是自由职业，需要的是自由职业者的“主动的勤快”，不是雇员那种“被动的勤快”。像老芦这种有惰农基因的人若去经营自由职业，必然要饿死，只能去为人打工，从而实行“被动的勤快”，反而足以糊口。

由上论述可知，如果把土地均分给农民，并彻底摒除政治权力的干扰因素，真正实行土地的自由买卖，由此造成的“土地兼并”只会产生出中小地主，没有可能产生大地主。这其实是一种良性变化，它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能解决那些因天性必须靠“被动勤快”谋生的惰农的生计问题。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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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台湾土改更接近日本。希望路过网友能详细介绍一下日本土改的情况。 -- 金唢呐 - (0 Byte) 2008-10-13 周一, 下午11:44 (9 reads)
o 老金好。听同事朋友们说过一些日本土改的事儿。等忙完了工作， -- 路过 - (8 Byte) 2008-10-14 周二, 下午12:55 (13 reads)
* 开始说的头头是道，中间论述生搬硬套，结论错的一塌糊涂 -- 司徒兰 - (405 Byte) 2008-10-13 周一, 上午11:25 (107 reads)
* 国内“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汪晖在一次演讲中宣称，“土改”虽然充满暴力，但推动了历史进程，因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当然，他决 -- 沧浪之水 - (195 Byte) 2008-10-12 周日, 下午12:38 (111 reads)
o 但问题是，即使看结果，也没有什么鸟的好结果啊！要不是共党土地革命制造出无数后患来，今日又何必改革？ -- 芦笛 - (0 Byte) 2008-10-13 周一, 上午5:10 (8 reads)
o 这是这些弱智思想家、学问家的必由之路，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的每一段是必须有意义的 -- 土土007 - (165 Byte) 2008-10-12 周日, 下午1:31 (138 reads)
+ 顶土土一下。很精辟！ -- 路过 - (0 Byte) 2008-10-14 周二, 下午3:34 (5 reads)
+ 正是，一针见血！ -- 芦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