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国焘说，他当上总政委后，双方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毛旋即再度发动突然袭击，突然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与军委的联席会议。会前他对议程一无所知，到会后，毛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情况。徐报告完后，毛乃指责四方面军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二是没有使用足够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阻。张答辩说，当时他们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兵力有限，不能分散使用。即使在苏区留下较多兵力也守不住。若他们全力北向攻打松潘，岂不又成了隔岸观火，见死不救？双方争执了许久，最后未作出决议会议便结束了（《我的回忆》，第三册，253-255 页）。

从张的介绍来看，他说的是官方所谓“芦花会议”，但据官方的介绍，会议可是作了决议的，重要内容拷贝如下：

“与此同时，与会者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1．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仗又打得不好。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2．在胜利的情况下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3．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大家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4．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都带出根据地，这是战略上的失误。”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这决议是不是后来塞入档案的，只有天晓得。但无论是否作了决议，会议只能有一个效果——激怒我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的忠勇将士：鄂豫皖既然能守住，那你们为何又丢了更大的中央苏区？咱们丢了根据地，却立即又从头创造了新的川北根据地，并没如你们一般无地自容，只好当流寇。为了救援你们过长江，咱们扔掉现成的根据地倾巢而出，你们倒反过来指责咱们犯了战略失误！咱们西渡嘉陵江后，你们在贵州打圈圈跳猴皮筋玩出瘾来，却就是不过江，后来又跑到云南去走弓背路。咱们无法肯定你们到底还来不来，不知是否还需要再度接应，当然只敢在川西北混，免得需要救应时来不及，你们倒指责咱们没有北上，“抓紧向川陕甘发展 ”！

据国焘说，当时在会上附和他的只有陈昌浩，那就是说，敬爱的徐向前元帅在会上一言不发，但此公却在50多年后披露了中央和军委1935年1月22日给他们的命令：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中央要他们“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只留下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在东线钳制敌人。军情如火，徐为此“从前线匆忙赶回旺苍坝，出席总部举行的紧急会议，讨论这一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问题。……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大家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同上）

如今毛泽东却倒打一耙，反过来责备四方面军不该倾巢出动，轻易放弃川北根据地！这能是人说的话么？

国焘和昌浩的心情可想而知，散会后他们便把消息扩散下去。据他说，“那次会议的经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同志们纷纷谴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公平、偏私，甚至扬言要检讨中央领导是否正确，指控中央以打击四方面军来掩饰它的领导失败，担忧被失败主义笼罩了的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什么新生之路（《我的回忆》，第三册，255页）。

这些情报反馈到中央那边去，当然更要吓得他们灵魂出窍。尤其现在军权又统统交给国焘了，中央军委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若是国焘变了脸，使出伟大领袖在富田事变中解决红20军那一招来，则无论是润之也好，洋房子先生们也好，还不是一个个只有延颈受刀？

这结果便是上文提到过的“鸿门宴”那一幕，只是国焘和李德把它称为“毛儿盖会议”，而官方称为“沙窝会议”。

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国焘和昌浩去开会，到了山沟口，来迎接的闻天告诉国焘只许政治局委员参加，国焘只好让昌浩在外面等着，带着一个警卫员单刀赴会，经过重重关卡，进入警戒森严的会场后，毛泽东即将事先拟好决议交给他过目，“要点是，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经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他看完后即传给其他人看，但别人都冷淡地说已经看过，看来他们都在事前看过甚至还讨论过，无非是等他来表决罢了。

国焘于是反击，他批评了预拟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事实无法否定。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只当作军事失败，他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接下来他便使出杀手锏：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我的回忆》，第三册，256-259页）

李德的证词与此一致：

“在争论过程中，张国焘还直接攻击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他认为五中全会，尤其是在遵义召开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无效的，理由是这些决议不是由选举的、而是由委任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遵义甚至是由非中央委员和非政治局委员作出的。只有两个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即他自己和周恩来，是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按照章程选举出来的。毛泽东补选进政治局和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是违反章程的。除此之外，中央委员会本身在遵义已经宣布了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因此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并矫正政治总路线，必须把第四方面军合适的干部吸收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国纪事》，176-177 页）。

这一下正中政治局的命门。按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须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而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出。若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要增加名额，只能从候补委员中选拔。所以，当下召开的所谓政治局会议，只有他和周恩来是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润之虽然是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却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并非六大选举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而洋房子先生们开六大那阵子还只是旁听生，连代表都不是，遑论中央委员。这些人凭什么坐在政治局里，裁判他们的上级国焘同志？

国焘还比较客气，没有指出所谓四中全会根本就是不合法的，那会议开到半截，何孟雄等多名中央委员便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等于是被事故打断。所以，王明混进政治局，成了中央领导，根本就未经中央表决。他还不知道，所谓“临时中央”只是王明和恩来与远东局的秘密商定，乃是临时应急机构，博古、闻天等人参加进去只是因为他们是海龟，叛徒顾顺章不认识。他们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就必须把权力交出来。然而洋房子先生们到了苏区后却没这么做，而周恩来竟然也就闷声大发财（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页）。

此事直到延安整风才被王明为了立功赎罪揭发出来。他说，博古和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闻天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等人到了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这秘密极大地震动了被蒙在鼓里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强烈地刺激了毛泽东本人，整风运动因此改变了原定计划，开始了触及灵魂的党史大讨论（同上，127-128页）。

这秘密的披露提出了一个问题：四中全会是否合法？彭德怀就曾有过疑问：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干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毛泽东需要它合法，因为他是在五中全会上被选进政治局的，而五中全会乃是临时中央召集的。四中全会既不合法，那五中全会当然也就不合法，而毛泽东那政治局委员也就是由一个非法机构选出来的。接下来的当然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无效，他被塞进常委也是非法的。

国焘知道四中全会半途流产，但不知道临时中央那档子烂事。勿过，他是建党元老，最初的党章就是他拟定的，深通我党的“组织原则”，说出来的话字字占在理上，根本就无从辩驳。的确，无论是临时中央还是五中全会选举的许多中央委员，都不是六大选出来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而这两届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有许多连六大代表都不是，遑论中央委员。不符合党章当然就是不合法（党法），共产国际的批准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只能说国际的批准是错误的，因为它践踏了列宁同志制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蹂躏了自己批准的中共的党章，抛弃了中共六大选出的领导机构，批准了不是经过基层选举而是由个别人私相授受成立的非法机构。

这个炸弹扔出去，我想洋房子先生们可能都被“雷倒了”。但富贵所在，岂能不争？据国焘说，到会者一致支持预拟决议，以毛发言最多，他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今后无论到什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的党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工作。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我的回忆》，260页）

这完全是诡辩：既然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两个方面军的，那当然就更不仅是一方面军的，那遵义会议又是怎么回事？为何有许多一方面军高干参加进来？那是不是也在军事行动中么？为何又能谈党内民主，而不一切按中央的命令办事涅？国焘同志已经质疑了中央的合法性，莫非还得一切以这个合法性大成问题的中央的命令办事？

据国焘说，会后他请王稼祥作和事老，弥合双方的分歧，但毫无结果。此后由于军情紧急，他遂提议暂时搁置双方的歧见，先迅速北上。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他的计划，于是会议暂告一段落，他和红军总司令部随即西行，那意思是这次会议又没有通过什么决议就散了。

国焘此说显然不实，根据政府介绍，出席沙窝会议并不光是政治局委员，还有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因此其实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还通过了决议，共有七条，其中重要者有：

◇ 形势分析：苏维埃运动在南部中国虽遭受到部分损失，但广大的游击战争继续坚持着，“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 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 肯定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 关于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要开展反对“左”右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

◇ 人事变动：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李德记录的沙窝会议（和张国焘一样，他也称为“毛儿盖会议”）决议与此基本一致：

“（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的苏维埃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在对中国政治形势，特别是对革命前途的判断上，毛泽东在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下胜过了张国焘。……决议逐字逐句地写道：‘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中国纪事》，179页）

“会议最后既反对那些‘对革命高潮表现怀疑’和‘认为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反对那些因轻敌而可能走到军事冒险主义的极左情绪的代表。决议对这个问题讲得很笼统，没有点出姓名，但是实际上却明显地包含着对张国焘意见的批评。张国焘经过努力，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干部参与负责的政治工作，并接受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

总而言之，毛儿盖政治局会议的倾向表明，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分歧缓和了，后者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委员的支持，双方都作了让步，但基本上还是贯彻了五中全会上确定了的中国共产党原来的总路线。决议根本没有谈到建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就这一点来讲，甚至比五中全会更后退了。张国焘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微弱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同上，181页）

因此，看来李德和官方介绍的基本精神一致：中央靠多数击败了张国焘对形势的基本分析，否认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拒绝考虑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五中全会确定的错误路线，甚至比它更左。

张国焘的回忆与事实的出入，有可能是日期不同造成的。张只描述了头天的会议情形，好像那会议就只开了一天。但据官方介绍：“沙窝会议开了3天，8 月4日至6日。”看来头天开的确实是政治局会议，陈昌浩给挡在了外面。但老张忍无可忍扔出重磅炸弹来后，政治局可能作了妥协，同意四方面军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毛张等人为了平衡他俩的票权，便干脆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凯丰、邓发等人引入，换来老张同意肯定中央的反动路线，由此达成了妥协。

但这妥协是脆弱的。据杨奎松教授介绍，8月6日，中央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时张国焘应该回到总司令部去了，但有张派的陈昌浩、傅钟等人参加。这个会议应该既非沙窝会议，又非此后的毛儿盖会议（芦按，当时在毛儿盖附近开过几次会，以致命名混乱，不但李德和国焘将沙窝会议称为毛儿盖会议，而且《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也这么说，但《人民网》和其他官方媒体又把张国焘并未参加的8月20日的会议称为毛儿盖会议），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个会议。据杨教授介绍，陈昌浩与傅钟在会上委婉反对毛的外逃主张，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芦注，这是毛几十年后的语录，并非陈、傅的原话，不过两人说的意思也差不多，可见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一点不错，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从张国焘死党那儿学去的，而且晚了几十年）

这对毛和洋房子先生们肯定是个很大的刺激：当初毛决定不放党权放军权，图的就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但万没想到国焘同志居然扔出个重磅炸弹来，直接就质疑中央的合法性，逼得中央不得不在放了军权后又放党权，让国焘同志把沙子掺进了政治局。此例一开，以后不是没完没了了么？国焘若再继续往里塞人，又有什么理由去阻拦他？目前中央制约他的，无非就是政治局的多数，一旦国焘在政治局里取得多数，那润之和洋房子们岂不是枪杆党杆两落空？

何况洋房子与润之的权宜婚姻完全是同床异梦，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前已述及，四渡赤水之后，在遵义会议期间支持毛泽东最积极的闻天和林彪都反水了，公开指责新三人团“在敌人面前逃跑”，“军事破产”，彭德怀和杨尚昆都或多或少赞同他们的意见。闻天甚至还找李德谈话，暗示准备以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取代“三人团”，只是因为博古和李德都不同意，新的政变才未发生（《中国纪事》，155页、157页）。

两军会师后，一方面军将领暗中向张国焘输诚的也大有人在。前文已经提及，张国焘和聂荣臻都这么说。据荣臻同志揭发，林彪很可能就是一个，而且荣臻和他为此吵起来后，左权和朱瑞都耐人寻味地保持沉默。后文还要讲到，在一、三军团私逃后，一方面军还有将领在张国焘召开的大会上带头控诉中央。

因此，当时中央能控制的部队，大概也就只有彭德怀的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是洋房子出来的，而彭德怀与张国焘的关系一直不好（可能是因张国焘觉得他有政治野心而不喜欢他），更何况他过去一直是前敌指挥，如今却不得不让位给徐向前，与许和尚那种老粗同为军级干部（会师后原来的军团都改为军），羞与绛、灌为伍。如果国焘翻了脸，区区几千人的一个军只不过是体积比较小的一堆肉。

这就是毛为何要说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刻”。如果张国焘具有他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魄力，那他也就不会活着出草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