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内斗

心理学研究表明，paranoia是患者的自卑心理造成的，因为缺乏自信，患者常为不安全感、受威胁感与受迫害感所苦，因此便作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性反应，换言之，因为自己觉得受到他人威胁，便先发制人，以攻为守，藉此掩盖自己的虚怯。

这似乎就是中央在会师后的战略：先发制人，以攻击对方迫使对方陷入自辩的被动地位，顾不上再去追究中央的“路线错误”，免去解释中央苏区为何失败的尴尬。上文已介绍，在见到张国焘前，中央要人们曾目睹四方面军30军的军容，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张国焘说，部下曾向他报告：

“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芦注，今四川小金县抚边乡），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的纠纷等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联邦政府，一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坐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我的回忆》，246页）。

此话看来属实。在与张会面前，中央便已决定了上述三条方针。第一条前文已经作过论证，多名高干诸如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都在回忆录里指责张国焘打听遵义会议与会理会议的情况，企图刺探中央内部纠纷，被他们顶了回去。由此可见，中央确实打过招呼，对张严格保密，将毛泽东与洋房子先生们的勾心斗角、张闻天和若干红军将领对毛的瞎指挥不满、一度试图罢免毛的烂事瞒得严严实实，以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第二条看来也是事实。两军会师后，中央先后开过四次会议，按官方命名，分别称为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以及毛儿盖会议。据张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与中央要人见面后次日召开的。当时两军还未发生摩擦，他参加时自然也不知道上述三项方针。前文已经考证过，会议气氛相当平和，谈的只是下一步的打算，并未涉及政治路线，张也“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但散会后张回到住处，即看见凯丰在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我的回忆》，第三册233-234页）。

这就是说，是洋房子先生们打响了“路线斗争”第一枪，未经在政治局内与张国焘辩论并作出决议，便发动突然袭击，在党报上批判一位政治局委员。

要明白这吵的究竟是什么事，得再补充介绍点背景知识。

前文已经介绍过，张国焘是“老右倾”，一向怀疑共产国际为中国规定的“苏维埃革命”是否行得通。他更倾向于比较温和的政策，亦即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实行大多数民众能接受的社会改革，诸如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但不进行土地革命，在政治上团结尽可能团结各阶层人士，与小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在红区内实行民主选举，在经济上鼓励商品流通，藉此增加政府税收。

他这套主张，其实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里系统阐发的政纲。借用中共术语来说，国焘同志乃是党内最先看出中国不能走苏维埃道路，而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只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也没有个秀才班子来为他从容阐发罢了。

早在鄂豫皖苏区他便作了点尝试性改革，停止靠“打土豪”（绑票勒赎）筹饷，靠去白区抢粮解决军粮问题，以及靠抬高物价增加政府收入等做法，代之以增产节约、提高单产来解决粮荒，以平抑物价吸引白区商品流入，以正规的政府征税制度来代替毛委员发明的制度化土匪抢劫。

转移到川北后，他便弄了个《入川纲领》出来，干脆扔掉了“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建立了个“人民政府”，在根据地内搞民主选举（但连他自己都说很不成功，盖那地方实在没文化），经济上不搞土地革命，只搞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严禁吸鸦片，但不禁止鸦片外卖，藉没收大烟和征收出口烟税来筹饷（因此，南泥湾道路并不是毛泽东开创的，毛的独特贡献只在于主动种植并外销鸦片，而川北原来就是罂粟王国，国焘只是利用原有的“特货”罢了，并未种植也未由政府垄断对外倾销）。这一套政策深获百姓拥护，繁荣了经济。但中央来电严厉批评，最后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若不改弦易辙便要撤销他的职务，改派他人作中央特派员。于是他只好放弃“人民政府”招牌，再走苏维埃道路，发动土地革命，清算斗争，短期内就使百业萧条，再加上战争破坏，川陕根据地很快就成了“挤干汁水的柠檬 ”。

放弃川陕根据地后，他又故态复萌，疯狂走资，成立了个“西北联邦政府”，那是因为他觉得川西北多是少数民族，苏维埃运动连汉族都不理解，对少数民族玩这套岂不是对牛弹琴？因此有必要对少数民族采取比较liberal的政策，团结其上层人士。不过这也只是个空洞设想，并未兑现，盖那个“联邦国家”不过是新占领的无人区，资源紧缺，人口稀少，跟在月球上建立的国家也差不多。

这就是凯丰在党报上攻击他的口实。凯丰的论据是列宁反对欧洲联邦，可见洋房子先生们是何等地没文化，连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科书都没能记住，以致把牛逼扯到了马胯上（excuse my French）。列宁主义标榜的一条就是民族自治，苏联本身据说就是个实现了少数民族自治的联邦国家，起码本区铁木同志坚信这一天方夜谭。若要翻着书干革命，则张国焘的“西北联邦政府”也可以说是写在了那本书上。

所以，据说是洋房子先生率先打响了内斗第一枪，这当然只是张国焘的一面之词，不过也有旁证。据李德同志说：

“关于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以及同少数民族的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执。……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决议一方面强调四方面军动员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方剥削者的功绩，赞同在未来的‘中华苏维埃联邦’中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已经着手建立的苏维埃联邦政府，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为时过早。”（《中国纪事》，180页）

他这儿说的“决议”是沙窝会议决议，只是他称为“毛儿盖会议决议”罢了。他是说，早在沙窝会议前，关于联邦政府的问题就已经争执了很长时间了，沙窝会议对此作了裁决，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张国焘的反击，同意民族自治乃是列宁主义的教义之一，另一方面仍然认为“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起码为时过早。

官方《人民网》介绍的沙窝会议决议隐瞒了谴责西北联邦政府的一条，却又承认“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并保留了第五条决议中向张国焘投降的那部分内容，宣告了洋房子先生们不如国焘同志精通马列，并间接证实西北联邦政府确实是双方争执中心问题之一，以致政治局不能不特地作出决议：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第二条对张方针“一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坐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也是真的，徐向前同志已经作了旁证：

“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电子版）

向前同志这儿说的“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也是真的。不过据国焘同志说，那是凯丰的挑衅引出来的反击。他看到凯丰的文章后很生气，适逢闻天同志来访，他便质问闻天，那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何不等他来参加讨论后再发表，为什么他到了抚边20小时还不给他看？难道可以在中央机关报上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错误见解，才能这么做，但他已公开提到联邦政府的问题，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无不同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批判，这么做是为什么？问得张闻天张口结舌，只好承认这么做不太妥当（《我的回忆》，第三册，234页）。

接着博古又来见他，抓住个别现象，指责四方面军的“军阀主义”。接连遭到这些突然袭击，国焘可能火了，待张闻天再度来见他时，便发动反击，记记打在对方的要害上。

此前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把中央红军的失败完全归结于中央军的飞机大炮厉害，他当时只觉得同情，并没有讥笑的意思。但会后可能因为凯丰文章和博古吹毛求疵的刺激，他便向闻天指出，苏维埃和红军遭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而是要从政治上去寻找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根据他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政治观念的僵化导致军事观念的僵化，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上执行的却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同上，232-223页）。

这就是说，中央过去的政治路线整个错了，失败便是这政治路线错误的结果。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然而却与同期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决定的策略改变暗合，连李德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屡次听到毛泽东和张国焘说，他们当时就已经看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远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能否认，张国焘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当然绝不是他的军事结论，比毛泽东和支持毛的政治局委员的立场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后者的立场是一种左倾宗派主义态度的表现。我后来看到有关文件，回忆这段历史，不得不确认这一点。（《中国纪事》，176页）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毛泽东跟洋房子先生们算账，同样指责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虽然他没敢怀疑苏维埃运动，但使用的语言基本是从国焘那儿偷去的。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学《毛选》，伟大领袖就曾指责“王明路线”的代表先是实行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则变为右倾逃跑主义。但从来也没能如国焘那样，敢说穿苏维埃运动不符国情，不得人心，因此只能停留在罗列军事失误上，从未能说出政治路线错误究竟有些什么内容。

更令洋房子先生们恐惧的是，国焘居然要“讲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在中央展开政治路线斗争：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同上，241-242页）

这也是真的，上引向前同志的证词就说“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最有趣的还是，向前同志还证明了上述中央第三条对张方针“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也是真的。他在介绍沙窝会议决议时，披露了被《人民网》隐瞒的重要内容，揭发了毛为了权力斗争，放弃正确的政治立场，包庇机会主义头子们的政治错误，和他们抱成团，硬要替错误路线涂脂抹粉，压倒了代表正确路线的国焘同志：

“（沙窝会议）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听说，不论在遵义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中央离开懋功后，张国焘即召开了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据他说，他在会上首次听到了手下报告的上述“三项方针”，这才知道毛泽东和洋房子先生们结成联盟对付他。据说那是“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往、寇亦能往’，不能老是乱跑，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我的回忆》，第三册，245-246页）。

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聂荣臻的证实：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聂荣臻回忆录》，278页）

《人民网》上的介绍也证实了这次会议：

“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纵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党中央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月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 /4611610.html）

关于“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李德也听说了，不过他说他自己从未亲眼见到，就是在后来分裂时也未见到过（《中国纪事》，176页），很可能是洋房子先生们为丑化四方面军散布的流言蜚语，却backfire，反倒吓得中央让了步，据《人民网》介绍：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2/4945164.html）

据杨奎松教授介绍，张在担任总政委的同时，还成了“军委的总负责者”（《西安事变新探》，15页），而徐向前同志的证词是：

“七月十八日，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二十日，对军队组织系统作了如下的调整。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
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李特。”

这就是说，伟大领袖根本无权指挥红军，因为军委没他什么事。张系人马不但控制了中央军委，而且还牢牢控制了具体指挥部队的前委。按中共规矩，整个军队都落到了张国焘手中。毛这一决定是个关键失误，它加剧了中央原有的恐惧心理，最后变成恐慌，以致丧失理智落荒而走，闹出天大的笑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