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我的心目中，它不仅仅是首都，也是曾经给我带来好运的地方。1988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北京，人们习惯说“上”北京，除了它在北方，也因为北京是中央高级权力机关的所在地。

那年六月底，我身着天蓝色的T恤，配一条白色的最时兴的超短裙裤，白色的皮包紧紧抱在胸前，包里面除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夹层里有一条拉链，锁着一封宝贵的信，它就是加拿大某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而我上北京，是为了去三里屯加拿大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

我从上海坐硬席火车，身体疲惫地经过一夜摇晃，于次日中午到达了北京。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念书的我中学的同座在北京火车站迎接我。24年后的今天，我带孩子从加拿大转飞到北京游览，我简直不敢相信，驻北京公司的总经理为我们预定的酒店，居然就在北京站。历史重演，让我感触良多。我在夜里看着北京站的灯光，对身旁的儿子说：“如果妈妈当年不乘火车来这里，就不会去加拿大，也不会有你。”儿子呵呵地笑起来。我习惯性地从标语探测政治气候，定睛注视着北京火车站对面花丛里的大幅标语：“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是北京290多万市民用18个月的时间投票选定的“北京精神”。



88年到北京的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从协和医学院我同学头顶的上铺爬下来，简单梳洗后，悄悄地推开宿舍的门，手里捏着一张地图，寻找到公共汽车站，在上班人流尚未形成前上了车，找到了三里屯10号加拿大大使馆。北京六月底火辣的天，它的早晨却很凉，我问过站岗的军人后，排在队伍中前十名，空腹等待着大使馆开门。不知道是冷，是饿，还是紧张，我手心里轻轻搓揉着那张写有密密麻麻蝇头英文字的纸条，身体嗖嗖地发抖。这字条上写的是以往别人面试成功的结晶，而我在最后冲刺前竭力地背诵着，比高考时的心情还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大使馆的官员会问我字条上或者字条以外的哪些问题。我在风中颤抖了两个小时，终于随第一批人流走进了大使馆。递上材料后，我坐立不安，像是一个犯人等待着法官对自己的判决。好久好久，我突然听到从窗口传出来我的名字，我猛地站起来。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像接待别人那样打开侧门让我进入里面，我想，完了，我这是被拒签了。但立刻我接到从窗口里传出来的一个大牛皮纸信封。我像是一个被宣告判了死刑的人，我的身子一下子软了下来，我不知道这里面载有什么。“这是体检表，你体检完寄回大使馆就行了。”短短的一句话，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欲问又止，那年代人们视大使馆工作人员为凶神。我半晕地拖着步子回到协和，寝室里的学生围上来，纷纷问我签证情况。我将手里的信封拆开，一群女高才生有的读中文，有的读英文，然后一起叽里呱啦说：“你签出来啦，你只要作一个体检就可以出国啦”。我看到女孩们的眼里有一种兴奋的光。以后几年，这些女孩都在完成协和8年的学习后去了美国。我就这样出国了，其实我当时还是很单纯并不懂得很深，我爱国，我曾经毫无主见地跟着党和老师的教导过了20多年的生活。是父母的暗示，让我走出国门。显然，经过十多年无休止的运动，父亲失望的情绪忍让到了底线，而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便把所有的希望都汇集到我这个女儿身上。

儿子起床后，我们去宾馆楼下吃自助早餐。经过连续十几天在中国猛扫中餐，儿子吃西餐的食欲又开始回升。

在他吃煎蛋和洋面包的时候，我却取了一碗馄饨来吃。宾馆煮馄饨的师傅不是北京人，他远离北方家乡来这里工作，他温和地笑着对我说：“是应该带孩子常回来看看。”

为了避免上下班拥挤的交通，我每天带儿子早上十点半离开宾馆，晚上吃完饭八，九点回房。我们第一天的目标是北京中轴线。坐地铁到前门，我们步行参观的脚步从正阳门南侧的“零公里标志”开始。此标志于2002年设立，起意于全国高速公路网布局中有7条是 从北京向外辐射的。据说这是模仿世界其他国家以首都为高速公路中心的举动，但我想从某种意义来看，它代表着以中央为中心的集聚。

天安门广场的安检十分严厉，除了检查包以外，从地铁出来进入广场，也有抽查身份证的。一进广场，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纪念堂前的人流，正在犹豫要不要排队瞻仰，我忽然看见广场边有一摊摊的包，用绳索捆着。经过了解，这不是小摊，是由于毛泽东纪念堂不让带包进，旅行社的导游帮客人看住包。想到我自己脖子上的相机包里有美金和护照，我犹豫不决。儿子在一旁说：“不必见毛泽东了，人死了留下的的肉体是腐坏的，精神才是永恒的。”

我们是在两会结束后到达天安门的，（由于霾天，无法拍摄广场，所以我抽了另外一天来补拍）走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虽然有围栏拦着，周边的武警和义工也来回巡逻，我还是向它行了一个注目礼。我看见红旗在纪念碑旁飞舞，我深思从何时开始政府要将他的人民界定在栏杆外面？三十年来，无论经济如何开放，中国要真正崛起，还是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北京精神中的“包容”两字，不该单指北京市民对外地人的接纳，更应该包括中央对全国各地人民不同政见的采纳。

走在北京中轴线上，我的眼睛一直看着天安门上毛主席的像，我寻思着天安门坐北向南，这“天安门上太阳升”，当年是谁写的歌词？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幅画就是要在天安门城楼上画个红太阳，然后用黄色的蜡笔一丝丝地向外发散光芒。而我却自作聪明，画蛇添足添了几朵云，结果遭到老师批评。如今看着天安门上的白云，我思量着老师当年对我们小学生思想的误导和限制。

那年代毛泽东被比喻为太阳，有多少人挤上火车上北京想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他老人家。而今当我站在广场上体验，站得远是根本看不见城楼上的毛主席的。当年没有大型显示屏，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到过天安门会是那么的兴奋和狂喜。

我们在午门前买了故宫博物馆的门票，北京的门票比起全国各地便宜很多，故宫淡季的门票只有40元人民币一张，2011年故宫门票收入6.5亿元，为国库带来很多金子。进入午门的时候，门上布有纵横各九的黄色铜钉，斑驳的红漆涂画出明清两个朝代二十四位皇帝的历史。

走上太和殿前的平台，注视着这“东方三大殿”之一，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的门被众人簇拥着，我在人群外围踌躇而无法靠近。 “妈妈，把你的相机给我。”儿子把相机举过他的头，从侧面挤入人群，像篮球运动员那样穿插于人群中，一按快门便挤了出来。境造就人啊，短短两星期的中国之行，让从小在北美坐私家车出入的孩子，已经无形中学会在人多的地方争一席之地。我接过相机看着儿子说：“你怎么这么没风度往人堆里挤呀？”儿子笑着说：“Lady first 在中国是不work”的。”

儿子拍摄到的，是太和殿内匾额上的四字：建极绥猷。其为乾隆皇帝御笔，现存的牌匾为复制品，原件在袁世凯称帝时被换下，其含义为“天子上对皇天、下对庶民的双重神圣使命，既须承天而建立法则，又要抚民而顺应大道。”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当了三年太上皇，实际掌握中国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他打击贪污，开荒种植，扩展兵力，如若照“建极绥猷”治国，本应国富民安。遗憾的是乾隆皇帝的专制和其疯狂残忍的文字狱，把知识分子和不同意见的文人定性为大逆不道，甚至连累到家属，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让中国错过了与西方之间的了解。“建极绥猷”，我再次默念这四个字，盼望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开放，更要在治国和走向世界上进一步开放。

走过外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我来到内廷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其中最引起我注目的是三宫中最前的乾清宫，这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批阅各种奏章的地方，乾清宫正殿宝座上方悬着由清代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这个匾的背后藏有密建皇储的“建储匣”。在当时，皇子之间夺取皇位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为了缓和这种矛盾，自雍正朝开始采取秘密建储的办法，即皇帝生前不公开立皇太子，而秘密写出所选皇位继承人的文书，一份放在皇帝身边；一份封在“建储匣”内，放到“正大光明”匾的背后。皇帝死后，由顾命大臣共同取下“建储匣”，和皇帝秘藏在身边的一份对照验看，经核实后宣布皇位的继承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都是按此制度登上宝座的。此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毛泽东当年钦定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中国文化中这种封建沿袭的思想，要到何时才能被彻底消除？

走出故宫博物院，我掠过阴霾笼罩的景山，向西去到北海。

从南门进入后立刻就被矗立在琼岛顶峰的北海白塔吸引。白塔建于清初顺治八年(1651)，是一座藏式喇嘛塔。据建塔石碑记载，当时"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寺，寿国佑民"，得到皇帝的恩准，于是修建了永安寺和白塔。白塔塔高35.9 米，沿着木阶梯层层而上，白塔渐渐显露出它的全体。它上圆下方，塔顶设有宝盖、宝顶，并装饰有日、月及火焰花纹，以表示“佛法”象日、月那样光芒四射，永照大地。

向北沿路下山，来到北海边。北海其实并非海，它是永定河的故道。三月的北京刚下过一场雪，游船并没有开放，我和儿子在小卖部买了方便面取暖，胖嘟嘟的北京小姑娘小心地帮母亲把面泡好端上来，“谢谢”，我儿子用他在中文学校学到的国语带着口音，向和他同龄的北京女孩致谢。两个孩子有很大的文化和地域差异，但他们都是中国人。

我错过的北海的九龙壁，伤痛的膝盖无力去追寻它昔日的辉煌，便由北门出了公园。沿着后海走，鼓楼在远处等待着我。后海岸边宫灯高悬，轻舟划过之处，留下了京韵大鼓的回音。

我在一座叫做“后海漫生活”的四合院外停步，它的招牌引起我的注意：
大碗“冰茶酒”，
小炒私房菜，
在幽静的院落里，
慢饮，
曼思，
漫生活。
新北京人，浪漫中带有朴实，忙碌中勤于思考，那种潇洒乐观的生活态度别有一格。

继续走，我越来越喜欢北京的人和事，姑娘美丽中带着爽直，小伙子的机灵流于洒脱的外表。

北京的老城在修建中，虽然灯红酒绿破坏了原始的气氛，但古老的建筑得以保存还是积极的。"新北京人"为北京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鼓楼前，我终于找到了烟袋斜街。不久前一位来自北京的摄友告诉我的时候，我便已经对它发生了兴趣。这是一条北京城最老的斜街，全长232米，在元朝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最繁盛红火的时间是清代光绪年间，是为贵族官宦服务的高档商业区。据说，当时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旱烟或水烟，由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斜街上一户一户开起了烟袋铺。除此以外，这条斜街的形状也像一个烟袋，故由此得名。

站在钟鼓楼间的广场上，我远观一艺人挥舞着长鞭，近聆花旦韵味醇厚的唱腔，举目仰视鼓楼红墙朱栏，雕梁画栋支撑起的飞檐翼角 ，冷冷地被隐落前突显的太阳温暖着。



三轮车静候在钟楼下弯曲的胡同里，我们终于走到了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但是，新延伸的北京中轴线还在继续，为了满足儿子对鸟巢的好奇，我们来到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是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主要场地，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儿子便要求我有机会带他去北京，他的愿望之一就是要亲眼看一下鸟巢。霾天里广场上的风很劲，鸟巢红色的灯光在灰色的天空下渐渐浓烈起来，孩子不停地欢呼着，手里的照相机闪个不停。

 

同时,国家游泳中心水力方蓝色的灯光也渐渐亮起，这座造价10.2亿的建筑物，是北京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修建的主游泳馆，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筑物之一。它的设计方案，是经全球设计竞赛产生的“水的立方”（[H2O]3）方案，总公花费四年时间建造完成。我最喜欢的是其外围形似水泡的设计，这种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给场馆内部带来自然光，可以节约能源。

参观后我们顶着强风朝北走遍了整个奥运匹克公园，儿子说“北京真大呀！”
我答：“你这才仅仅走在它的中轴线上呢”。
他问：“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长城？”
我说：“明天吧！”

谢谢阅读，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