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相聚，只有到了分离的时候才觉得特别的短暂。早晨，我拉开越秀宾馆的窗帘，居高临下望着小北路对街 越秀公园内的小湖，在广州住了一星期，我们忙碌地探亲参观，我竟然还没有这样凭窗静坐过。今天傍晚，我们要告别孩子的爷爷奶奶飞往北京。这次我学乖了，我 在宾馆的礼宾部订了一架商务车，让宾馆服务员把行李寄放在服务台，便约了我的公公婆婆，请他们在宾馆旁侧的北园酒家喝茶。

北园，是我第一次拜见我公公婆婆时他们请我吃饭的地方。那年代，我和我先生都持学生签证，无条件担保双方父母去加拿大参加我们的婚礼，于是，我先生带着我 南下广州见他的父母。当年北园优雅的园林环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聚北园喝茶，竟是又一次团聚后的别离。

北园酒家创建1928年，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它是广州最早建成的园林酒家。抗战期间北园遭到破坏并停止营业，1958年由著名园林建筑师莫伯冶按岭南风俗以及西关古老大屋的格调修建了北园酒家，之后又在1985年扩建，目前是国家特级酒家。

一进大门，著名艺术家刘海粟的题词“其味无穷”镶嵌在墙上，那是1982年刘海粟在87岁高龄于北园就餐后挥毫所题的字。北园聘有很多高级厨师，点心师和宴会设计师，其“油泡虾仁”、“郊外鱼头”、“蚝油鸭掌”等十大名菜脍炙人口，真是其味无穷！

广州人有句俗话，“吃饭去北园”。郭沫若在1964年出国前路过广州，喝茶之余即兴作词：“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到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当今，我们海外的游子回到广州，都喜欢到北园请家人喝茶吃饭。

身穿黑色镶金唐装的美貌小姐踩着娥娜多姿的步子，将我们引领到北园的楼上，沿着回廊缓步，楼下庭院中的山石姿态各异，绿树与红花相伴，游鱼戏水于青砖白墙映现的池溏中。

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入座，背靠典雅的红木镂花屏障，借着从满洲窗套色玻璃中透过的日光，静观黄色镶金 的桌布上那壶刚沏好的寿眉，叶片轻盈地在水中舞动，仿佛相聚初时那一刻喜悦的冲动，继而渐渐地沉落，带着分别前的那份凝重。我将茶斟入公公面前蓝边细瓷小 杯中，公公屈叩他微肿的指关节，岭南文化中那种细腻的礼仪，此时无声胜有声。

公公说：“你们在加拿大难得吃乳鸽，我们叫乳鸽吃吧。”这么多年来，公公饮食上的偏执，和其生活上的单调 有秩，反映在他每天永不改变的一杯浓茶，一份报纸，一碟红烧肉上，这是很多机关工作人员退休生活的写照。我对公公是敬畏的，我从来不敢象对着我自己父亲那 样调皮嬉笑，每次吃饭，我总是安静地听他讲他的故事，而每当他的故事提到任何一个我陌生的名字，公公就会引用一串很长的高级职务来描述这些跟我丝毫不相干 的人，我只能无奈地听着，或许，在中国认识高层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事，不精通关系日子便不会过得红火。而我的公公婆婆一旦退了休，只能躺在半旧的藤椅上从报 纸上读一读他老同学或者校友今日的光彩。我常想，我公公婆婆从中学里就入了党，如果不是受资产阶级家庭的连累，或许我们今天也吃不到北园的乳鸽，说不定吃 的是王府井的烤鸭呢。

北园的乳鸽用的是幼鸽，精致得一只乳鸽斩开只有两块，它的肉嫩滑得带着甜甜的香气，翅膀和腿骨酥脆得留香 于齿间令人不舍得吞咽。我婆婆将自己的一块省下来，用筷子夹到我儿子的碟子里，祖母和孙子推让的时候，我的鼻子有点酸。望着我婆婆满头的白发稀疏地散落在 额前，同是女人，我无法去体会她的一生。在她好几次来加拿大探亲的日子里，她跟我讲到很多她年轻时的往事，她年幼的时候失去父母，中学入党后去北京读书， 和在清华读书的我的公公结婚，毕业回上海生下孩子后交给祖母，便和我公公分别被分配到不同的地方，在山沟里工作。一个结过婚有过孩子的女人，只有每年过年 的时候可以去上海看孩子，并与从外地过来的丈夫相会，她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听从党的分配和组织的调动。她把自己微薄的几十元工资，分寄20元到上海作为 给孩子的抚养费，再挤出10元给在异地的公公，因为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一个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出身的少爷，要在一毛不长的荒野里工作，他需要多一点钱买一点 肉吃。我婆婆节俭和礼让我公公的美德，现在又在她夹给我儿子的那块乳鸽上重现。想想我们这些在国外结婚的夫妇，各人用刀叉吃着自己盘子里的菜，难怪婆婆看 着我这样背着相机独自走天下的媳妇，真是“謨眼咍”！

北园的点心在二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推着车叫卖的传统点心不见了，服务员也从穿传统围裙的阿姐变 成浓妆艳抹的小姐。我在点心谱上，除了点一点虾饺凤爪等传统点心，尽量找一些在海外吃不到的美食，尝试后发现，实际上它们也大部分脱离了广东传统点心，而 我以为，北园的点心最宝贵的是它制作的工艺。

在品味点心的时候，我和公公婆婆谈到了加拿大政府向中国公民颁发十年签证的事情，而我公公婆婆却说，他们 在晚年只想再次横跨美国和加拿大旅行一次，并不想常住加拿大。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尽管我们常通电话，他们常说对我们的思念，我们之间也常互相探亲，但以一 般中国人的看法，两代人分离总是一种很深的遗憾，尤其是当我想到我的婆婆一辈子只能见上她自己的儿子20-30次，我总是看着身边被我亲自带大的儿子而为 婆婆叹息。或许公公婆婆那时代的人和我们这一代不同，他们要比我们勇敢和洒脱。

我丈夫说，他小时候，父母每一年只在过年的时候回来看他一次，临走总是对他说：“你要好好听党话，因为你 所有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而我自己的父母在我反叛的年龄总是跟我说：“不听父母话，吃亏在眼前，我养你这么大，看你以后怎么孝顺我。”呵呵，为什 么同一代人，我父母和我公婆的思想差异那么大。我不得不说，有信仰的人在看待血缘关系和亲情 上，或许是超脱的。

点心上到最后几碟的时候，我公公说，他身体不好，就不去机场送我们了，我叫婆婆也不用去了。我们在北园的 庭院里照了很多合影，我去卫生间擦掉了眼线和眼影，并在口袋里悄悄准备好了纸巾。出国20年来，这是我每次告别我自己父母所必然经历的最难受的时刻，如今 他们都已经安息在天堂，可我还有公公婆婆在。我常看到我办公室的西人同事圣诞节带着孩子去探望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异地的父母，一个拥抱见面，一个挥手告别， 那种喜悦和潇洒，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子女和老人做不到呢？是我们间相隔太远，还是我们的文化让两代人的情感更深?

我请司机在麓湖放下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儿子为他们开了车门，在路边拥抱着他们久久不能松开，我听不见我公 公婆婆对我儿子的吩咐，我只是在墨镜后流着泪看着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去广州机场的路程是漫长的，我想起李商隐在少年时所作的“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不仅仅 是告别情人时的情怀，更是海外游子告别祖国亲人时共有的心情。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给儿子看我在广州时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北园门前，我的公公为替他拉门送客的小姐举手致谢，我笑着说，“孩子你看，爷爷的额头象毛 主席，下巴象江主席，他是胡主席的校友，举手投足还真像检阅仪仗队呢。”我和儿子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转眼又想，我公公婆婆这代人无论是团派的还是党派的，最失败的是手上没钱，害得我老公在海外读中学大学 到处打工，新婚时还娶了我这个媳妇一起剪“酷胖”过日子。而我公公婆婆这辈子晚年是舒适的。他们的工作，工资，房子都是党给包办，所以他们爱党是真心的。 可我认为我公公婆婆这辈子是最没有自由的，组织把他们的户口调到哪里，他们就奔向哪里，最强壮的年纪里被迫妻离子散搞革命建设，贡献给祖国一生最终还是没 居住自由，一个医保划定了他退休后的居住范围，搞得他晚年叶落无法归根，唯一最高的享受是居住高级单人病房。

每家有每家的故事，每人有每人的过往，这不是一句话能概括，一段文字能写完的。

北京，我在黑夜里到达。88年我在三里屯加拿大大使馆拿到留学签证，在我的心中，北京不仅仅是首都，也是我海外生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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