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快三十年了。从八三到八五年我在科大留校两年，在基础物理教学中心（简称“物教”）当了两年助教。当时方励之正好在“物教”教物理。

不记得是八四年还是八五年，也不记得是新年还是春节，在一次“物教”的聚会上，我有幸见识了方教授“活泼”的一面。

聚会的会场是一间很大的长方形教室，桌椅都沿墙摆放，员工们都坐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圈”，隔着桌子面对教室的中央。领导自然是坐在离黑板最近的那一边。因为方励之是领导，而且是不久就要成为副校长的领导，他自然也是坐在离黑板最近的那边，而且首先被邀请站出来讲话。

方励之一开口，第一件事就是批评会场的布局。他的许多原话我记不得了。他说的大意是国外大学里的聚会上，员工们都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交谈，包括领导，不象我们这样规规矩矩的按指定区域固定就座，而且领导还要讲话。最近网上传得很火的一张中外比较图里画的正是这种场面的反差，只是少了领导讲话的部分。大概领导讲话的部分比较难画吧。说起来该图的作者或许应该标明方励之的话为构思的出处之一呢！

接下来，方励之的话就更冲了：（领导在这种聚会上讲话）“是封建残余。我现在讲话就是封建残余！” 当时请他出来讲话的人想必颇为尴尬。

中国毕竟是中国，这时仍有人拍马屁（也许是打圆场吧），请他唱歌。他似乎对多年的右派待遇仍忿忿不平，说他要唱一首意大利民歌，叫做“桑塔露琪亚”：“这是当年列宁被流放期间唱过的歌，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方励之的演唱有一点“业余”，但他的声音，甚至体态，倒也有一些意大利歌唱家的风范。但当时恐怕没人会料到，他自己的半流放生涯也正在向他一步一步地走来。

接下来轮到另一位领导讲话时，那位领导忙摆着手说他没有什么要说的。

这是我和他的接触中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平时他给学生上大课，记得他还是很能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只是他经常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所以有专门有一位代课老师常常给他代课。八四至八五年期间，我是他的助教之一。每次他上课，代课老师和包括我在内的两个助教就坐在阶梯教室的后面。

我就这样混过了在科大的最后一年。

我临出国前曾到他家去看过他，但说了些什么我已毫无印象。

其实，他的许多“激进言论”只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会说的牢骚话。在留过洋的中国知识分子眼中，他的观点其实更是很平常。他只是比其他人早了一步，而且是在别人还不敢说的时候把这些观点大声地说了出来。

这就象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一样：一个人的伟大之处，也许正是他比别人早一步的先见之明。

谨向伟大的先行者方励之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