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由来

2007年09月14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想必不少人都听过这首气势磅礴、激越昂扬、铿锵有力的歌曲。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忠于使命、英勇善战的威武形象和勇往直前、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投身军旅、报效祖国。这首历经60余年而生命力不减的歌曲，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由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公木(1910.6-1998.10)作词、中国现代著名音乐家郑律成谱曲。

1989年8月2日，对于公木以及郑律成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而言，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们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政治机关――总政治部的褒奖。两位老人分别从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手里，庄重地接过了特地为他们制作的纪念品――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谱的纪念牌。凝视着手中闪闪发光的纪念牌，公木和丁雪松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往日的记忆就像开了闸的洪水，在脑海中汹涌澎湃……

延安，一片雄浑壮丽却又偏僻贫瘠的土地。自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里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坚定的抗战宣言。一时间，全国人民心向延安，大批国统区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在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有一位身背小提琴和曼陀铃的清瘦青年尤为引人注目。他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喜悦，身上还带着烫金封皮的《世界名曲集》，这个青年就是出生在朝鲜南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家庭的郑律成。这一年，他才19岁。

到达延安后，郑律成的音乐才华很快被发现，被安排进了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又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边区抗日军民热情四溢的生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热情。一天，延安城里召开大会，郑律成和鲁艺文学系的女诗人莫耶从北门外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山野田间到处飘荡着年轻人的歌声，整个延安都在歌唱！郑律成激动地对莫耶说：“写个歌颂延安的歌词吧！”莫耶早就被火热的生活所感染，连夜写出了《歌颂延安》（后改名为《延安颂》）。郑律成读完后，兴奋地说：“我去谱！”没过几天，在一个有毛泽东等领导出席的晚会上，鲁艺的女歌唱家唐荣枚唱起了郑律成作曲的这首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毛泽东也连连点头称道。以后，郑律成的劲头更足了，又一鼓作气谱写了《延水谣》、《生产谣》等歌曲，同样在延安军民中迅速传唱开来。

一首歌曲能否广为流传，曲调很重要，歌词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郑律成长于作曲，自然渴望遇到一个与自己有着同样激情的词作者。不久，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8月，受党组织的派遣，一直在晋绥军区从事宣传工作的公木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公木原名张松如，1910年6月出生于河北辛集市北孟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是擅长写诗。抗战爆发后，张松如携妻带子从北平赶到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介绍，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1938年5月，张松如以“公木”为笔名创作出了优秀叙事诗《岢岚谣》，从此便一直使用“公木”作为笔名。抗大未毕业，他就被调至抗大文工团专职写歌词，不久又调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政策教育干事。在延安，他的创作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诗人火热的抗日激情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1938年底，郑律成调入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与公木同住一个窑洞。一个是作曲家，一个是诗人，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创作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使他们在延安窑洞里的相聚，不仅升华了彼此的战斗友谊，而且也造就了一对天造地设的合作伙伴。这天，郑律成偶然在公木的笔记本上发现了一首题为《子夜岗兵颂》的短诗，一下子就被那优美的诗句和意境所感染，便背着公木用咏叹调谱上了曲。成谱后，郑律成用他那不标准的中国话唱给公木听。“太美了！多么动听的旋律啊！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水乳交融吗？”公木听了之后，大为惊奇和高兴，用力地握着郑律成的手，两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共同地为首次合作成功而激动。停了一会儿，郑律成大声地对公木说道：“你是从前方来的，经历过战地生活，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八路军歌唱吧！”

公木平时的工作比郑律成忙，经常很晚才能回窑洞，郑律成等不及，就把公木抄在本子上的手稿全部翻了个遍，尽可能地给每一首诗安上音乐的翅膀，就连两百多行的《岢岚谣》也谱了曲。1939年7月，在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的率领下，抗大数千名教学员工奔赴华北敌后办学，政治部只留下了公木和郑律成。他们两人原本是要被安排到即将成立的抗大三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的，由于各部门人员一时还难以调配齐全，工作上也就出现了暂时的空暇。“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让我们实现多日来的夙愿吧！”郑律成和公木彼此心照不宣。

恰在这时，郑律成听说了从晋西游击区来延安医治跌伤的诗人光未然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合作写了一部《黄河大合唱》的消息，他立即向公木建议道：“咱们也搞一部大合唱吧！你写一组歌词，我来谱上曲，叫它《为虎作翼》。”公木先是点了点头，后又摇了摇头：“大合唱可以写，但叫《为虎作翼》不怎么恰当吧？”郑律成不服，说道： “咱们的虎，是吃日本鬼子、吃反动派的虎，生了翼，更凶、更猛、更厉害，有什么不好？”经过一番商议，大合唱的名字最终敲定为《八路军大合唱》，为了突出“八”字，两人还决定用八支歌组成大合唱。

虽然决定很突然，可内心的创作泉涌却是由来已久，不到一周的时间，公木就创作出了《军歌》、《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如此，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公木都依照郑律成的要求完成。郑律成设想《骑兵歌》中有马蹄嗒嗒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有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则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四个字的短句，诸如此类，公木凡能做到的都统统照办。每写成一篇词，郑律成就立刻拿去作曲。窑洞里没有钢琴，也没有风琴，郑律成就时而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哼哼，时而绕着窑洞里一张白木楂桌子绕圈圈，还经常用鼻音哼出一个调儿来，征求公木的意见。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琢磨，9月初，《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编曲始告完成。这部大合唱从多个侧面塑造了八路军将士的英雄形象，有着锐不可当的前进气势，堪称中国音乐史上一部表现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优秀大合唱作品。

大合唱完成不久，抗大三分校正式开学，郑律成被调到了鲁艺音乐系工作，公木则在三分校做教育干事。郑律成虽然离开了抗大，但他经常回来为三分校的官兵们教唱《八路军大合唱》。一时间，不论在学习课堂还是在训练场上，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集合会场，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路军进行曲》，歌词写道：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驱逐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抗战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疆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敌人的后方/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冈。

《八路军进行曲》在音调上吸收了进军号角的特点，嘹亮而刚劲，带有一往无前的战斗气魄；在音乐进行上连续呈向上跳进的趋势，充满了阳刚之气；在节奏上连续使用切分音，突出了音乐的冲击力和雷霆万钧的气势。这首在军歌创作的民族风格化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歌曲，迅速成为表达八路军将士情怀、激发官兵斗志的有力武器，深受广大军民喜爱。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并由郑律成亲自指挥，在中央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奏，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八路军大合唱》不仅在抗大学员中传唱，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也相继传唱开来，《八路军军政杂志》还正式刊登了《八路军进行曲》。为了鼓励郑律成和公木继续合作，多写好歌，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特意请他们到文化沟口青年食堂吃了一顿“红烧肉”，这在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延安，属于相当高级别的奖赏了。1941年8月，《八路军进行曲》荣获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捐助的“五四”青年节奖“音乐类甲等奖”首位的殊荣。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这首歌的歌词做了相应的修改，并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49年，该曲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演奏曲目。1951年，总政治部统一修定了歌词，刊登于《部队歌曲选集》第一集。同年2月1日，总参谋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中，将它定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1日，总参谋部颁布的第二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将这首歌仍改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其歌词也最终确定为：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60多年来，军歌就像行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全军各部队传唱，成为鼓舞广大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力量。(杨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