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外长拉约洛（Archbishop Giovanni Lajolo）日前一句“中梵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time is ripe）”，再度掀起两岸三地华人对中国同梵蒂冈可能于近日恢复邦交的诸多揣测。继位届满一年的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也首次表达了访华意愿，虽然时间还得“看神的旨意”。一周后，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公开表示，中梵正在就关系正常化一事进行谈判；此外，如果达赖喇嘛明确完全放弃西藏独立，中国可能会考虑让他访问中国。有鉴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在即，中国在这两个敏感话题上的开明态度颇为华盛顿的观察家瞩目。 “我的感觉是，最近有关中梵建交的谈论，比以往来得有实质意义（substance），中梵双方的公开声明也都十分正面，但双方还是面临极大的建交障碍，也就是主教委任权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China Initiative）主任杰夫里·贝德（Jeffrey A. Bader）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至于中国国家宗教局的声明，的确挺有意思的。这展现出中国有可能在宗教立场上采取较有弹性的做法。我相信中方不是刻意为胡锦涛访美铺路，因为中国一向不愿意为了取悦美国而在国内政策上屈服‘美’意。”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中梵建交整体来说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梵蒂冈同台湾断交，另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谁来任命中国的主教。梵蒂冈早在1999年就曾表明愿意同台湾断交。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任命主教时，北京和罗马教廷谁享有最后决定权。” 台湾早已不是中梵建交的障碍 “梵蒂冈早在很久以前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为了让中国天主教能够有一个在台面上以教皇为精神领袖的天主教会，他们必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断交，这是个梵蒂冈不得不作的外交选择，”贝德表示。 赵文词说，中梵在1999年差点就要复交，梵蒂冈当时就已经公开表示，与台湾的邦交关系是可以牺牲的。这7、8下来，梵蒂冈驻台北的大使已经不具有梵蒂冈最高的外交使节地位，即Papal Nuncio－－其地位等同于教廷的主教或大主教身份。梵蒂冈与台湾的外交层级已经不如以往讲究，他们刻意放低姿态正是为提前与台湾断交做准备。 “天主教徒只占台湾人口的3%，明知中梵建交将牺牲这些人的部分利益，但梵蒂冈还是愿意这么做。当然，梵蒂冈也会试着给台湾的天主教徒做好心理准备，强调教廷同他们的实质联系是不会改变的，”赵文词表示道。 现任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的苏珊·奥格顿（Suzanne Ogden）说，台湾的邦交国本来就不多，所以丢失任何一国都会是很大的打击，虽然梵蒂冈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个国家（state），但是冲击仍会不小。 “天主教近来在台湾的发展有些受挫，常听闻天主教在台湾找不到神父传教，这可能也是台湾被放弃的原因之一，”奥格顿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 美国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 东亚政治学副教授任雪丽（Shelley Rigger）说，台梵的外交关系能够撑这么久，倒是挺令她意外的。中梵恢复邦交的谈判进行了许多年还是没有结果，反倒让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得以“苟延残喘”下去。 “虽然台湾政府苦心经营（cultivate）台梵关系多年，但对梵蒂冈而言，他们从来没有所谓‘弃台湾，保中国’的问题，”任雪丽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道，“台湾虽然同梵蒂冈一样，都尊重宗教自由，但双方分享的共同价值与建不建交无关。” 对于台湾的天主教徒来说，台梵关系不保自然不是好消息，但是梵蒂冈向30万信徒解释台梵关系的变化要是有些技巧，或许还能减轻一些负面冲击。赵文词就说，梵蒂冈本身是个城市国家，这个政治实体虽然不再同台湾有邦交，但是教廷（the Holy See）这个宗教权威还是会同台湾的天主教徒和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两方的来往仍会如常，就算是断交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实际变化，只是没有了外交关系这一层表皮罢了。 “但一件事是肯定不同了：陈水扁无法再去罗马了，”赵文词说。 有鉴于台湾的邦交国几乎以每年丢掉一个的速度递减，目前仅存的25个友邦中，梵蒂冈是唯一一个欧洲国家，地方虽小，但在2005年4月好歹也让陈水扁以台湾领导人的身份到了罗马一趟，参加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丧礼，也成为“中华民国”唯一一位到访欧洲的在职领导人。台湾人对于这个欧洲小国冀望甚深，丢了不免感伤，赵文词建议台湾人往外交的现实面着眼。 “台湾的邦交国多是处在外交边缘的小国，梵蒂冈虽然是仅剩的欧洲邦交国，但实际上，在国际社会并没有重要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力，台海真要起冲突，这些国家也帮不了什么忙。有这些邦交国只是面子上挂的住罢了。”赵文词表示道，“与梵蒂冈断交虽然是个损失，但还不至于太糟糕。” 建交遵循“越南模式” 奥格登说，中国在1951年同梵蒂冈断交的原因在于，中国不愿见到国内的天主教徒对教皇－－也是另一个国家的领袖－－效忠。“中国其实是想效法英国国教的传统，认为中国公民应该效忠国家，而非他国宗教领袖。这个原因也是中梵互不往来这么多年的主要理由。” 然而随着天主教势力在欧洲的萎缩，南美洲现在已成为天主教势力的新重镇，2005年全球天主教徒中，拉美国家的教徒占到了45%，而欧洲仅占约26%。有分析家指出，罗马教廷欲积极向亚洲开疆辟土，以平衡南美洲天主教徒独大的势头。 “在中梵建交之外，梵蒂冈和中国都有更深层的考虑。”贝德指出，“对梵蒂冈来说，她不想让中国阻碍其在全球推广天主教信仰的努力；从中国的角度看，不论是任命宗教领袖还是（国有）企业总裁，委任权都应该在中国政府手中，这一原则不应被梵蒂冈破坏。” 2005年4月，本笃16世接替约翰·保罗二世出任教皇一位，也为中梵关系正常化带来久违的曙光。约翰·保罗二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波兰长大，从不避讳其反共立场，梵蒂冈更被指曾涉入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共产党下台的风暴。教皇本笃16世相较之下没有这个历史包袱，对中梵建交应有助益。 “新的教皇或许想有个全新的开始，而不是等到他的年纪很大了再来谈这件事，”赵文词说。 曾在克林顿时期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贝德则说，据他了解，中国政府早就经将梵蒂冈同波兰的牵连抛在脑后。“中方已经相信波兰这个事件是个特殊案例，梵蒂冈在其中的涉入并非不可或缺。因此，中梵建交的心里障碍其实已经打破了。” 曾经著有《中国的天主教徒》（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一书的赵文词说，中梵建交应可遵循梵蒂冈同越南协商建交的模式。1990年代末越南和梵蒂冈开始协商建交事宜，最棘手的问题同样是主教任命权，但双方后来取得共识，任命权虽在教皇，但梵蒂冈的任命名单需由越南政府认可并提供。2005年11月梵蒂冈以此形式册封了57名主教，由此看，梵蒂冈与越南正式建交只是个时间问题。 梵蒂冈越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较顺利，主要是因为双方建有正式官方沟通渠道，每年可就建交相关事宜直接商议。赵文词说，越南的天主教信徒众多，梵蒂冈在同越南政府谈判时的筹码也比较多，但天主教徒在中国仅占约1%的人口，所以梵蒂冈在同中国政府协商建交时，站在一个比较微弱的立场。 在越南全国8200多万的人口里，有大约800万天主教徒，是亚洲仅次于菲律宾的第二大天主教徒国。 任雪丽表示，她相信中梵双方都有“强烈欲望”（strong desire）想要恢复邦交，但还面对十分棘手的问题尚未解决，北京在这件事上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建交恐怕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实现。 “过去，主教委任权曾是个问题，但现在症结已不在此，而是中国内部（地下）天主教徒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声浪颇大，梵蒂冈对这些教徒采取什么立场，是中国现在最为关切的，”任雪丽说道。 教会分歧增变数 有香港天主教人士指出，中国地下教会的反对几乎已成为中梵建交的最大障碍，极需要有人疏导。赵文词也说，中国境内的教会分歧和梵蒂冈内部的不同意见，都给中梵建交增添了不少变数。 “中国内部除了有官方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外，另外还有约60%～70%的天主教徒因为某种原因，不在爱国会之下运作，双方关系有些紧张，互相指控对方不是天主教正统。”赵文词表示道，“教廷高层中也有不同的派系，不同的立场，对于中梵建交有些人积极，有些则不。” 赵文词说，梵蒂冈尊重这批约800多万仍以教皇为精神领袖的地下教徒，而他们希望能公开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认，因此在中梵谈判上或许不想让教廷退让太多；此外，中国的地下天主教教会若真得以扶正，爱国会的官方地位不免显得多余，所以爱国会可能希望中国政府对梵蒂冈和地下教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赵文词进一步强调，近来，这两派还能和睦相处，去年爱国会和地下教会在上海教区的主教任命上，通过私下协商方式取得共识，算是一个不错的示范案例。虽然这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管道，但至少给了中国天主教徒一丝希望。 考虑到中国天主教教会的分歧，中梵关系正常化对两国来说或许都有实质性的好处。“从梵蒂冈的角度来看，教廷同中国地下教会的主教们的沟通管道不是那么畅通，有时他们的作为不符教廷期待，教廷也无可奈何，中梵建交倒能使梵蒂冈对地下教徒们有更多的控制。”赵文词说，“反过来说，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缺乏对地下教会的管理。只可惜中梵两方难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赵文词最后也坦言，中梵建交的风声在1999年甚嚣尘上，媒体报道言之凿凿指称中梵建交在望，最后却还是不了了之，所以他建议，“当我看到双方真的白纸黑字地签了约，我才会相信它发生了！” 徐琳，《华盛顿观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