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阿山舅

托尼！托尼！


认识托尼是在六年前的夏天。那天气温高达35°C。这在欧洲算是不多见的酷暑了。我穿着无纺布做的防护衣，带着防毒面具，独自在建筑物的另一面脚手架上干活，全身被自己的汗腌得生痛。滚烫的阳光和我手中电割刀的巨大噪音把我的神经拧成了一根紧绷着金属弦，一根细细的，轻轻弹一下就会断掉的弦。
这时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肩，先是轻轻的，接着显然是在擂我的背。我生气地关掉电割刀，转过身就想给那个擂我背的家伙一下。可当我转过身却忍不住笑了。一个看上去很滑稽，戴着金边眼镜的蓝眼睛，翘胡子小老头正在把他的手递过我，“嗨！你好！我叫托尼！”托尼的大手与他的个头极不相称，它粗糙而有力。“你是中国人？”托尼问。谢天谢地，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个白人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非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我总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这让我每次都全身不舒服。托尼这么一问，我顿时对他有了些好感。我问他为什么猜我是中国人，他眼一瞪胡子一抖说：“哪有你这么高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都很矮！”紧接着他好象和谁赌气似的说“越南人更矮！”
托尼和我分在一个小组，他干活时总是很认真，从不偷懒。工间休息时我们坐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打开各自带去的吃的和饮料，就着蓝天白云，边吃边喝边聊。我问托尼为何说越南人更矮，他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起了他在越南的故事：
“我是个美国人。1968年我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参军到越南和越共作战，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空降兵。那时美军作战全靠直升飞机作为攻击和运输工具。每当我们的机群快要到达目的地时，机上的高音喇叭了放起了瓦格纳的“女战神”，情形就跟电影《现代启示录》的场景一模一样。那时我们年轻而冲动，作战勇敢，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根本见不到我们的敌人。我们跳下直升飞机，朝着被轰炸机炸过的熊熊燃烧的热带雨林，拼命射光自己的子弹，然后回基地写家信或寻欢作乐。我们似乎感觉不到战争和它的实质，因为死亡显得那么不具体—我们甚至连死尸都没见到过。。。。。。”。说到这儿托尼的神情忽然暗淡下来，“你见过没有头的尸体吗？”他问我。我赶紧摇头。“你能想象一千多具没有头颅的尸体堆在一起是什么情形吗？”这时我感觉我的胃抽了一下。“一天，我们刚吃过晚饭就被紧急集合登上直升飞机，因为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都有些紧张。我们当时只知道我们将要去的地方被北越军队占领，看来这次是真正的打仗了。十几架直升飞机在离地面1米左右时我们跳下来并冲向村子，但是空气中除了飞机发动机的轰轰声和竹房在火焰中爆响，周围似乎过于安静。看来北越军队已经撤走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四面向村子的中心靠拢，来到一个小小广场。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全傻了，真的傻了，被吓傻了。”托尼有些语无伦次。“整个小广场有4，5个蓝球场大，上面密密麻麻堆满了村民的尸体，他们的头全没啦！。。。。。。有个战友忍不住呕吐起来，接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止不住吐了。”说到这儿托尼深深的叹了口气，“唉！我到现在都没搞懂，人类为什么如此残忍？”
托尼告诉我自从这件事后他们这个连队又经过很多次血战，他的很多战友非伤即亡，于是厌战的情绪慢慢蔓延开来。除了全团士兵在厕所卷筒手纸上的反战集体签名这件事让托尼念念不忘外，他说起抽大麻的神情依然是回味无穷的样子。退伍后托尼的价值观变得比较模糊，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于是他拿着他的退伍金来到欧洲闲逛，不小心爱上一个德国姑娘并结婚成家，在姑娘家乡开了个小饭馆，一呆就是二十多年。托尼本来想安安静静的度过晚年，没想到命运让他又一次碰到了价值观念的震撼。那是几年前托尼的老伴去世后他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卖掉餐馆后他来到巴西的里约城，还没过几天，托尼就被里约大街上成群结队乞讨的无家可归的孤儿弄得不知所措。他几乎把带去的所有现金全散尽了，但屁股后边还是跟着一大群孩子扯着他的衣服要钱，托尼没法只好在旅店里痛苦地呆着。半年后托尼用他和老伴的积蓄在里约郊区买下一栋废弃的别墅建成一所孤儿院，一口气收留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并雇了两个女佣跟他一起照顾这些孩子。
因为没有别的资金来源，托尼的孩子们和女佣眼看就要断粮，他想尽了所有办法到处募捐，同时又跑到工地打工挣钱。说到这儿托尼的眼睛放着光：“三三，你知道吗？我在工地干3个月挣到的钱在巴西可以让我的孩子们吃饱一年！”我看着托尼，只是呆呆地看着他，满脑子都是“巴西，巴西，巴西。”嘴里却说不出话来。
再接下来的日子我和托尼彼此都很熟了，我们有时也会谈一些世界观的问题。渐渐的我发现托尼不太和别的同事聊天，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便问他：“托尼！想你的孩子们啦？”他说：“不！我在想你，我在想你是不是喜欢巴西？”我笑着说：“巴西是我的梦！”他的脸马上笑开了花：“跟我到巴西去吧！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我想我的孩子们很需要你，因为你很会干活。”我认真的盯着他的蓝眼珠说：“不开玩笑？！”
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们商量好夏天一过就开始为我办理到巴西的合法签证。每天我和托尼都会挤出时间来做一些关于破别墅的修膳,自力更生的蔬菜种植计划和肥猪饲养计划等等。每天11个小时的活把我们累得够呛，很多德国小伙干了两三天就逃掉了。但我
和托尼还是硬撑着。我告诉托尼：“你千万不能倒下啊，你倒下了你的孩子们就完蛋啦！”他此时只是笑笑，说：“我知道。”
那时托尼差几天就要过他58岁生日了。繁重的工作压得我们有点喘不过气来。每天四点半起床，一直干到傍晚8点才收工。到最后我们变得像麻木的机器人，连说话都有些嫌累了。看着他日益消瘦了的脸，我真有点担心他坚持不到夏天结束。
终于夏天快结束时，有一天清早四点半起床没看到托尼来旅店餐厅吃饭。赶紧向工头打听，才知道托尼头天深夜忽然病倒，昏迷不醒，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了，而我竟没听见丝毫动静。托尼就这样和他的一小包行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时我才想起他竟忘了给我留下他的地址，而他也没有我的地址和电话。我们两人谁都没想到，事情来得太突然.唉！托尼！托尼！
以后我四处打听托尼的下落，均无结果。
夏天，德国最美最安逸的季节就这样匆匆在我的希望和失望的交错里悄悄地溜走，而托尼的故事却在6年后变成中文字符，贴在我故乡的小黑板上，供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