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分家后，那时一无所有。父亲分给我两间平房，又同时分给我300元债务。大家庭时父亲因为子女多经济抓得比较紧，我外出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和走亲访友费用都是由父亲控制的。现在分家了怎么办，两个孩子要念高中，为了生存我与老伴商量先做贩卖水果水产的生意。1977年教师整编后，陈宜森同志又回到大队任书记，于是我就为大队企业跑外勤采购木材，我单枪匹马，从福建泉州几吉林长春两地采购了200立方的木材。后来大队木材加工厂处理连起事故被上级命令停办。我自找门路通过朋友竺本成粮油食品公司一起在崇明办“海明食品厂”和新泾仓储公司。由于存在交通运输和资金链困难，这些项目最后都搁浅。在这过程中我不但没有收入还贴掉了不少车马费和交际费。生活更加困难。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又是陈宜森书记要我继续做公桥五队的领导小组组长以维持目前的生计。1980年女儿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她当时很苦恼，但为了弟弟，她愿意放弃复读帮父母做工干活以确保弟弟的大学梦，真是我的好女儿。我多次向乡党委提出安排我女儿的工作，几经周折终于由周锦文书记亲自点名安排在花桥农机厂工作。在厂里她认识了知音李海宝，他对我女儿一片真诚，特别关怀，也帮助我家度过了很多困难。

按照农村惯例如果没有楼房以后儿子对象也难找。我想好了，在原有二间小平房的基础上，分别向20家亲戚朋友筹借了些建房款，民政上也分配了些砖头和木材。作为长子，照顾到二弟家有两个儿子的困难，我尊重父亲的请求，做通老伴的思想工作，决定搬出老宅在大田中盖起了近200平方的楼房。建成封顶时还办起了45桌酒席宴请了亲朋好友庆贺落成之喜。1984年儿子幸运考上南京河海大学真是喜出望外，我终于盼到了我们大家庭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生产队的第一个秀才。楼房盖了，儿子中了，喜上加喜。但同样生活上也增加了负担，借的债务怎么还，又怎样供儿子上大学。女儿懂事安抚我们会帮助父母的。但不管怎样，我总得想法挣钱。我决定放弃经商丢丑的爱面子思想，向工商申请开一家烟杂店，没有店面怎么办，我联合庄仁杰一起冲破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在镇马楼河上盖起了两间门面（石记振兴烟杂店）和（庄记理发店），后来洪水冲掉了店面又重建还盘下隔壁的茶面店经营。从83到89年的六七年里，我和老伴起早摸黑，肩挑手提，人走车拉，酸甜苦辣都尝遍，大年初一还要守店，老伴手上生疔坚持不休息。凭着老伴烧的一手好菜和热情服务。小店倒也开得热火朝天。经商的日子里苦是苦了些，但心里踏实，这才是真真用血汗和劳动换来的。1986年我去看看儿子的学校和学习情况，女儿坚持也要去。谁知去了弟弟的学校，触景生情萌发了她也要考大学的决心。我很高兴也很支持，男朋友更支持。于是停工去张浦正义补习不到一年，她也成功考取了江苏师范专科学院。工作三年不放弃理想，这一举动博得了许多人的好评和赞赏，不愧是一个有志气有向往的孩子。两个孩子都念大学了，我身上的负担更重了。但我不怕除了开店，我还搞家庭副业，养猪养羊养兔，我心中没有苦只有骄傲和自豪。

1988年女儿毕业分配到了花桥中学工作，儿子也相继毕业去上海工作。毕业前夕，父母亲提出要求要去南京看孙子，我们欣然乐意关了店陪伴二老去南京，双老高兴极了。儿子陪我们游了中山陵。总统府。玄武湖。父亲劲很足爬上中山陵顶。我们还去当时最高的金陵饭店俯瞰整个南京城。双老玩得很开心。南京人多车多，公共汽车也拥挤。我儿一直照顾着我们，特别是祖父母。南京回来后，我又带父母去杭州游玩。

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他们都工作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经商做生意是权宜之计，根据我的性格和本质不适合经商也不会赚钱。我从1956年创建民办小学开始到参军后到花桥中学，1963年下放无意又被迫做了十年队长，再后来重操旧业去公桥小学代缺代民办，几十年多吃下岗失业，无奈开了七八年店，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我十二万分的苦恼，我究竟为了什么，我难道不为自己想想吗？我这个气要争的。为了孩子我放弃多次机会，现在我应该努力去实现我后半生的愿望，走进政府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