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名不见经传，却因为就在上海戏剧学院对面，同学中有很多有故事的人。
一年级的同班同学有个陶大雄。父亲在1949年前是有钱人。1956年公私合营，他家的产业归公，但是每月领取政府的定息，活得相当有派头。放学的时候和他一起经过附近一所民办小学，有个很漂亮的女教师指挥她的学生步出校门，陶大雄羞怯地叫了声姆妈，便径直走向旁边的家。陶大雄是帅哥，为人随和，但是一年读完他留级了，从此很少联系。等到上山下乡运动一来，我去了安徽，他去了东北。后来知青回城，他回到上海。母校的顾老师很喜欢他，把女儿介绍给了他。其实陶大雄天性聪明，他不知怎么学到的烘培技术，比别人的精。1992年他开了一家面包店，中西点心都做，非常受欢迎，每天队排得老长。这家店叫白玉兰面包房，在上海市徐家汇天钥桥路98号。到了2022年10月房东涨租，陶大雄关掉总店到别处开了好几家分店，依然火红。
一年级还有个同班同学叫蔡明圆，是个女生，随和友善。学校鼓励学生互相访问一起做作业，所以我去过她家，在巨鹿路889号。她是唯一一个家门口有解放军站岗的同学。只见她手一挥：“开小组”，就全进去了。她的家记得最清楚的是捉迷藏好，因为房间很多，五拐六弯的，很容易迷路。后来到了三年级老师突然宣布蔡明圆要搬家去南京了，蔡明圆难为情地站起来和大家说再见，就再也没见过。直到1971年中央公布了林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据点照片，我才明白蔡明圆的家就在空四军招待所，她的父亲是空四军1962年的军长蔡永。这次搬家是因为父亲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必须去南京赴任。蔡司令员去南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指挥新组建的导弹部队打台湾的U-2飞机。U-2飞机以前在中国长驱直入来去自由，家里大小隐私被他们看得精光，毛泽东非常生气。后来苏联打下了第一架U-2飞机，中国立即购买了相同功能的导弹。但是这种导弹的覆盖面只有五百公里，而且只买到两台发射架，不在覆盖范围就打不到。所以要猜准它的路线打埋伏。上级决定调蔡司令员去南京负责指挥。结果老蔡不辱使命，接连打下四架，还活捉了两个飞行员。飞机残骸运到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展览，风光无限。这以后U-2再也没有来过。
还有一个同班同学叫熊晓弘。她家也很大，在戏剧学院内，上下两层。她是个友善幽默的同学，功课也很好。但是她的哥哥很凶，我们去互助不能说笑，不能乱走，说再吵就把我们轰出去，所以我们讨论都用耳语。到了五年级的一天，熊晓弘戴着黑袖章来上学，她父亲去世了，我们都很难过，几乎在同时也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逝世的讣告，才知道正是她父亲。熊佛西先生在戏剧上很有造诣，作品不计其数。在文艺界颇受尊敬。
还有一个同班同学叫叶新建，住在学校旁边的枕流公寓。小时候的叶新建比较木讷，但很诚实。他和我打过架：我拿扫把他举粪箕，我听到老师来了赶紧扔了扫把，他反应慢，举着个粪箕得意洋洋像个唐吉可德，被老师活拿，挨了一顿狠剋。后来大家毕业互相不再见面。想到这一幕总有些许的歉疚。后来到了文革听说上海文联副主席叶以群自杀，才知道正是他父亲，不胜唏嘘。枕流公寓有7层，叶以群被斗得受不了，从顶楼跳了下去。父亲去世后，叶新建历经磨难，下放时去了黑龙江。四人帮被捕后才回到上海，以后在父亲老友的帮助下进入文联得到一份工作。如今全国闻名的街舞王子叶音就是叶新建的儿子。
再一位同班同学是黄晓幸。因为功课的原因我被老师指定去她家共同自习。她的父亲是军队干部。有一次剃了头去她家，被她父亲抓住头上挨了三下，说是传统。当然很轻。黄家大人不会做饭，小孩更不，到了开饭时间各人去附近的延安饭店就餐。延安饭店是当时的最高级酒店，只对军队干部开放。黄晓幸弟弟生来调皮，她的妈妈就给她任务看住弟弟，有事就汇报，所以她的小本本上记满了弟弟过错，全是某日和服务员吵架某日没有排队之类的琐事。但是这家人上下大小都相当谦恭和气，一点也不像武夫。1965年刘亚楼上将去世她的父亲参加了追悼会，我这才知道也是个大官。
再有一位是张恭怡，也住在枕流公寓。枕流公寓在静安区华山路691号，是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与人合资建造的。当时是上流民居，很多人白银买入。到了1956年这些自住的房子也经历了公私合营，统归房管处，交一点房租。我从一1班升到五1班再毕业，张恭怡从一2班升到五2班再毕业，互相认识但没交往。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到了中学不但又是同校还是同班。这时候才知道他的英语好得一塌糊涂。老师叫他念一篇英语文章，他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没有停顿，像B52扔炸弹，却没有读错一个词。认真说起来，我对英语的潜移默化始于这个时候。文革以后我和张恭怡一直没有联系，直到2012年的中学聚会。他告诉我他在上海办了一家厂，生产什么我没有问。他还告诉我张爱玲是他的姑妈。可是张爱玲据我所知只有一个终生未婚的弟弟，没有侄子。不过大户人家喜欢把堂房亲戚都算在内，所以很可能是五服之内的姑妈，而同一个祖宗是张佩纶，也就是李鸿章的女婿。我从来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作品，这时候也关心起这个人来。她的最后居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旁的一座公寓内，以便利用那里的图书馆写文章。这个居所离我家10英里。看看她的房间照片，想到她的文章在三十年代风靡上海又经久不衰，再读到她晚年把餐巾纸一张一张擦过就扔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扔完去世，直到一个星期后被房东发现，我的耳边不知不觉地响起一种落寞的悲鸣，象是一列远去的火车，载着每一个人生消失在地平线，提醒我们自己何其渺小。
再有一位是张翔南，是白区革命干部的儿子。他和张恭怡一样，小学和我在隔壁班，到了中学才是同班。此人善良，从不与人争执。中学一年我很喜欢找他玩。后来我们上山下乡，他参军走了。我们都很羡慕，因为前途无量。再后来出了电影庐山恋，我才知道张翔南就是张瑜的亲哥哥。可是过了不久张翔南又自杀了，让我懵了好几年。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再一位同班同学是薛晓育，为人大方友善，组织能力很强。父亲是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薛邦祺是无锡人，可是薛晓育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会南方话，可能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关于她家更多的事我是在文革的大字报上读到的。1965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成都喝酒引发胰腺炎，开刀后竟然去世。这个主刀医生就是薛邦祺。当时没什么，到了文革江青说这件事很可疑，结果造反派找到几百条证据人是他杀的，紧接着就不断批斗，把他吓得半死。四人帮入狱后事情真相揭发出来，是柯庆施有胰腺炎根本不能沾酒，那天几个要好诸侯在成都李井泉家聚会，夫人们都不在，柯庆施被贺龙李井泉怂恿喝了酒，结果倒下了。薛邦祺后来被证清白，但是过度惊吓摧残使他一个老年病医学专家68岁就去世了。
我的同学中也有平民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陆震，一个是余良龙。陆震和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心地善良且通情达理，我常和他讨论从街头旧书店蹭来的知识。平时我觉得他穿着简朴从不花钱买东西。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双亲。他的父亲因为反革命罪坐牢，死在监狱。父亲被捕后母亲也病死了。他和哥哥陆军还有奶奶三个人相依为命，没有一个有工作能力，靠里弄的微薄接济维持着非常艰辛的生活。但是陆震酷爱知识，每次到附近的旧书店蹭书看，他早就在那儿了。我们于是交换偷来的学问，很有意思。文革时期地方政府瘫痪，造反派接管了政权，把他们隔代三个苦瓜赶回江西老家自食其力。他是我们班第一个插队落户的，且没有下放补助。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非常凄惨。余良龙的情况稍好一点，父亲也是反革命罪坐牢，但妈妈是小学老师。他和妹妹还有妈妈三个人相依为命，生活简朴，但也过得去。陆震和余良龙都很聪明，但只有余良龙才叫我知道自己功力的不足。每次他的考分高出我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粗心的所在。这叫我有点嫉妒，又没有办法。余良龙并不喜欢我，但总是很有礼貌，有什么矛盾总是刻意回避，而有共同之处却总是乐意合作。我大概是用了一辈子才明白这正是他比我高明的根源。
回首小学五年，感慨同学的父母多受人尊敬建树颇丰，这在我后来的经历中很少遇到。然而真正叫我尊敬的却是这些同学本身。那种童年时代的友爱，朴实，和见识，让我受益终生。记得语文课老师要学生自告奋勇讲故事，立即有人站起来说了一个：从前有个地主去镇上办事，临走告诉自己的傻儿子：今天邻居可能来借牛，就说畜生还在山上吃草。但是如果他问墙上的画是谁的，就骗他说是唐伯虎的古画。结果邻居真的来了，但是没有借牛，而是问他爸爸去哪儿了。傻儿子按着记忆就说畜生在山上吃草。邻居大吃一惊：“这是什么话”？儿子一听该下一句了，洋洋得意：“唐伯虎的古画”！
童年诸仙，如今各据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