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往往过多的被从政治层面或道德层面评判，而非就其学术层面定位。鲁迅是一个典型。“鲁迅”这两个字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风风雨雨中经历着拍打，“革命家”“思想家”“五四旗手”等等头衔是鲁迅的标签，而其文学作品在中学课本中的进进出出真实的反应了时代的烙印。

其实，陈丹青说的好：“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的人”，该是对一个故人最有价值的评论吧？

杨宪益或又是一例。

由于各种机缘，我对于翻译界的名人大腕都不陌生，杨宪益自然是如雷贯耳的。傅雷先生虽然是翻译大拿，但是谁要是没有能力把离骚翻译成英文，该不会有胆量和杨先生一比高低吧？

当然，杨宪益的翻译是和他的妻子戴乃迭的协助分不开的，杨、戴二人的学术成就毋庸置疑，杨戴的爱情佳话也值得称道，虽然用今天的标准看，这段姻缘也有各种各样的无奈，但是几十年的相濡以沫足以让今日的夫妻们肃然起敬。

人世间的很多事很没有道理，当年戴乃迭的母亲曾警告女儿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戴母的警告不是偏见，更不是歧视，作为传教士的她非常清楚当时中国的现状，对于中西经济文化的差异也了如指掌。但是爱情是瞎子，至于几十年后对于婚姻有没有后悔，别人真不知道，不过表示下辈子还嫁同一个丈夫的女子（当然也包括娶同一妻子的男人）一定是稀有动物。可以肯定的是，杨、戴二人回中国后的家庭生活是极其不幸的，甚至是痛苦悲惨的，就杨宪益的个性而言，他极具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却算不上是一个“好玩的人”。

与其说杨宪益是一个绅士，不如说他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满腔的爱国热情，极端的理想主义，以齐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想是一地的鸡毛。晚年的杨宪益只能痛苦的写打油诗以排解遣心中的痛苦。

当年，家境殷实的杨宪益意气风发，坐着头等舱去了英国留学。在欧洲期间，杨与当时的许多留学生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40年杨宪益完成牛津学业后谢绝了哈佛的聘请，携未婚妻回到中国。当时，他在中共地下党员妹夫的引荐下来到红岩村中共办事处拜访，希望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被婉拒。此后的数十年，杨宪益忠心不改，一直积极申请入党。

也许，党是要考验他吧，杨虽然没有成为党员，但不妨碍他为党做事。杨宪益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通过英美等国在华使馆官员，以及他在国民政府担任高官的牛津大学学长，探听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及时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到南京后，他又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继续收集情报。他经常在老朋友、英国驻华武官伊文思处看到国民党情报官员郑介民送给伊文思的《战情通报》等文件。这些材对中共指挥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腐败的国民党终于溃败，杨宪益拒绝了送上门的飞往台湾的机票。。。

解放之后，中共要求杨宪益再次与党合作，利用夫人是英国人的特殊条件，了解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侨民的动向，及时向组织汇报。杨宪益痛快地答应了。他希望以的实际行动，取得党的信任，早一天实现入党的理想。

当然，杨宪益也相应的得到不少好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保证杨宪益开展社交，宴请、招待各方客人，有关方面为杨家提供了充足的鸡、鸭、鱼、肉、黄油、奶酪、巧克力等食品，还有咖啡、名烟、名酒。杨宪益的烟瘾酒瘾是出了名的，他的养生之道是：“喝酒、抽烟、不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杨宪益没日没夜的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议，还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车上慰问回国的志愿军伤病员。人们都知道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很少人知道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也几乎倾其所有捐了一架（比常香玉捐的更多）。此后，杨宪益又两次无偿将自己珍藏的文物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馆。但是，如此的忠心耿耿也没有让杨氏夫妇逃脱文革迫害的厄运。夫妻二人因“特务嫌疑”坐牢四年。

令人不解的是，出狱后的杨宪益仍痴心不改，继续向党靠拢，终于在1986年冬成为“党的人”。然而，64的枪声彻底打破了梦想，他公开声明：“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此后，杨宪益退党。

说到杨宪益，不能不提及他的儿子杨烨。和父亲一样，杨烨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正如父亲入党一样，杨烨的入团也是历经千辛万苦。有官僚资本家的祖父和外国传教士的外祖父，在那个年代想要进入组织几乎是异想天开，但是杨烨如愿以偿了，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共青团员。文革中，杨烨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他特别欣赏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观点，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台油印机，刻印大字报文章和印刷传单，并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他高呼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

然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杨烨无论如何努力也洗不干净自己的“血统”，他终于越来越郁闷，越来越自闭，这期间，杨烨的精神出了问题。他拒绝说汉语，拒绝承认自己的国籍，整天嚷嚷着要“回国”。他三闯英国驻华使馆，最后一次竟然用母亲的护照闯关成功，不过最后却被送了出来。在经过“思想教育”之后，有关方面终于同意杨烨在母亲的陪同下去英国。

此后的一段时间，杨烨和英国的姑妈希尔达一起生活，直到1979年。

以下内容摘自《杨烨之殒》（范玮丽）

1978年的圣诞节期间，希尔达应邀去弟弟家里过节，他们也邀请了杨烨。但杨烨表示更想一个人清静。这当然正是杨烨的性格，希尔达也没有坚持杨烨同往。1979年元旦刚过，希尔达携大女儿璐斯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回到伦敦家中；几个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后几天游览伦敦。

家中寒气袭人，供暖的锅炉不知何故停止运行，杨烨似乎全然不觉。冰箱里只有几杯酸奶，尽管希尔达给杨烨留下了足够的钱让他自己采买食物。

希尔达请人修好锅炉，女孩子们去超市采买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们的说笑声给家里平添了生气和快乐。一月五日是女孩子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她们计划懒洋洋地放松一天，因为第二天是周六，她们要驱车返回学校驻地。早饭后她们想打扑克，三缺一，杨烨便欣然加入进来。四个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开心。难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卫，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扑克，璐斯向表哥发出邀请。她真希望表哥不要总是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好吧，今儿的阳光真好！我再不晒太阳就快发霉了”。杨烨似乎心情极佳，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

望着表兄妹俩出门的背影，希尔达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杨烨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她想，待明天璐斯她们几个上路之后，就给乃迭写信，告诉她杨烨的进步。

冬日的阳光温暖宜人，青檬街两边粗大的法国梧桐虽然顶着枯枝，但树下的一方方草坪绿意葱葱，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春天的脚步正悄然而至。他们谈小说，谈诗歌，谈将来的打算……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璐斯说话，杨烨听。

突然，杨烨问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绝才能不伤害这个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来的沉默也许比一个直接了当的NO来得更响亮。

“咱们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杨烨说。

回家后，表兄妹们又打了一轮扑克，杨烨仍然表现得轻松活跃，然后他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

几分钟后，在楼下聊天的女人们听到噗的一声闷响，像爆炸，又像重物坠落屋顶。璐斯冲出房屋，只见浓烟夹着火苗，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蓝天。

“妈妈快拨999！”璐斯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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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烨的遗物中，有一幅他从北京带到英国的毛泽东肖像，上面戳满了洞……。

这残破的肖像是一个革命理想的破碎，是一个生命最后的呐喊与挣扎，与父亲杨宪益的呐喊异曲同工。

公平的说，父亲对于杨烨的关心是不够的，处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杨宪益不理解儿子为啥从极左变为极右，并忽视了儿子精神上的障碍，父子关系近乎破裂。杨烨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杨烨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大卫·格林（David Greene），用的就是干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至今，他的墓碑上刻的仍是：David Greene (1942-1979)。

儿子的死，对于戴乃迭的打击是巨大的，她整日借酒浇愁，以至于杨宪益劝说无效，失控生平唯一一次打了妻子一个耳光。此后的十年，无人敢在戴乃迭面前提到杨烨。戴乃迭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又生活了近20年，直到1999年去世。

十年之后，杨宪益以95岁高龄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