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再认识 ——作家韩少功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韩少功 讲演者小传 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职湖南省《主人翁》杂志社；1985年进修于武汉大学英文系，随后调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8年迁调海南省，历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长、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省文联主席等职。现兼任海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2002年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 主要著作有《韩少功文集》(10卷)，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马桥词典》曾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台湾《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最佳图书奖，入选海内外专家推选的“二十世纪华文小说百部经典”。作品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一、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出版，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放置了一些中国书，很边缘。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国家也坚持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大家知道，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大约五十万。考TOEFL，考GRE，也就是两三万单词吧？《纽约时报》统计，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相比之下，汉语的用字非常俭省。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百个字。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像我这样的作家写了十几本书，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但一个人若是不记住三万英语单词，《时代》周刊就读不顺，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创造一个新概念，一般不用创造新字。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但是比较而言，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构成了一种独特优势。 第二点，说说输入的速度。因特网刚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汉语的末日来临，因为汉语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在更早的电报时代，否定汉语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说西语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而汉语这么多字，要先转换成数字编码，再转换成机器的语言，实在是太麻烦。当时，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机器化，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应该淘汰掉。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也不需要急着给汉语判死刑。不久前，很多软件公司，包括美国的微软，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最后发现汉语输入不但不比英语输入慢，反而更快。 第三点，说说理解的方便。西语基本上都是表音文字，但汉语至今是另走一路。这种表意文字的好处，是人们不一定一见就能开口，但一见就能明白。所谓“望文生义”，如果不作贬义的解释，很多时候不是什么坏事。有日本朋友同我说，日语中“电脑”有两个词，一个是汉字“电脑”，另一个是片假名，是英语computer的音译。他们现在越来越愿意用“电脑”，因为“电脑”一望便知。在美国，你要一般老百姓说出“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更是强人所难。奇怪吗？不奇怪。表音文字就是容易读但不容易理解，不理解也就不容易记住，日子长了，一些专业用词就出现生僻化和神秘化的趋向。西方人为什么最崇拜专家？不光是因为专家有知识，而且很多词语只有专家能说。 第四点，说说语种的规模。我曾到过蒙古，在他们的书店里，要找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要找一本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在一个只有两百万人的语种市场，他们的文学书架上最多的是诗歌，诗歌中最多的又是儿歌，因为儿歌是一个少有的做得上去的市场。你要是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卖个几十本几百本，出版者不亏死了？这里就有语种规模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积累的严重制约。我还到过一个更小的国家冰岛，三十多万人口。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自尊，不但有冰岛语，而且拒绝任何外来词。bank是“银行”，差不多是个国际通用符号了，但冰岛人就是顶住不用，要造出一个冰岛词来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对自己语言的热爱。但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小语种里，怎么写作？怎么出版？绝大多数冰岛作家都得接受国家补贴，不是他们不改革，是实在没有办法。相比之下，我们身处汉语世界应该感到幸福和幸运。世界上大语种本来就不多，而汉语至少有十三亿人使用。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书，也是个天文数字。再打算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读好书，也是天文数字。这个出版条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 从上述四方面来看，汉语至少不是一无是处，汉语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语言。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首先是人口，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比较牛，至少有十多亿。第二个指标是典籍，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不错。第三个指标：经济实力，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物质财富数量。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汉语正由弱到强。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提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应该打上句号了。 二、来自文言的汉语 我们常常说，现代汉语是白话文。其实，这样说是不够准确的。要说白话文，要说平白如话或者以话为文，世界上最大的白话文是西文，比如说英文。英文是语言中心主义，文字跟着语言走，书写跟着读音走，那才够得上所谓“以话为文”的标准定义。从这一点看，现代汉语顶多是半个白话文。 我们的老祖宗是文字中心主义：语言跟着文字走。那时候四川人、广东人、山东人等等各说各的方言，互相听不懂，怎么办？只好写字，以字为主要交流工具。秦始皇搞了个“书同文”，没有搞“话同音”。一个字的发音可能五花八门，但字是稳定的，统一的，起主导作用的。 古代汉语叫“文言文”，“文”在“言”之前，主从关系表达得很清楚。从全世界看，这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特点并不多见。我猜想，这与中国的造纸有关系。一般的说法是，公元一百零五年，东汉的蔡伦发明造纸。现在有敦煌等地的出土文物，证明西汉初期就有了纸的运用，比蔡伦还早了几百年。有了纸，就可以写字。写字多了，字就成了信息活动的中心。欧洲直到十三世纪，经过阿拉伯人的传播，才学到中国的造纸技术。在那以前，他们也有纸，但主要是羊皮纸。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看，看他们的圣经，他们的希腊哲学和几何学，都写在羊皮纸上，翻动起来很困难，也过于昂贵。据说下埃及人发明过一种纸草，以草叶为纸，也传到过欧洲，但为什么没有传播开来，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技术改进，至今还是一个谜。 如果没有纸，如果文字在生活中不能方便地运用，那些古代欧洲的游牧民族，怎么可能保证文字的稳定、统一和主导性呢？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语言大多只能随嘴而变：这可能就是语言中心主义产生的背景，也是他们语言大分裂的重要原因。 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的时候，谈了很多原因，文字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书同文”的汉语，中央王朝和各地之间才有了稳定的信息网络，才保证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联系，尽管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但国土统一可以用文字来予以维系。 汉语不但有利于共同体的统一，还有利于文化的历史传承。我们现在读先秦和两汉的作品，没有太大障碍，靠的就是文字几千年不变。一个“吃”字，上古音读qia，中古音读qi，现代音读chi，读音多次变化，但文字没有变化。如果我们换上一种表音文字，就不会有几千年不变的“吃”。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乔叟时代的英语，现在的英美人都读不懂，说是古英语，其实不过是十六世纪和十四世纪的事。这更不要说作为英语前身的那些盖尔语，凯尔特语，威尔士语等等，今天的广大英美人就更没法懂了。 当然，中国人不能永远生活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里。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拿破仑”，“马克思”，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和“马翁”，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不好缩写成“资义”和“社义”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缩写？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宋代以前，白话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这个时候，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老舍，沈从文，周立波，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鲁迅是亦土亦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当然，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 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打土匪，只能叫“荡”。“征”、“伐”、“讨”、“平”，“荡”，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用的是粤语文，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两者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三、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使用“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弥补了汉语逻辑规制的不足。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 还有成语典故，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应该说，其他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他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汉语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和发展自己。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台湾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 我有一个朋友，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大哭一场，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实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本文是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文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暑期研讨班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