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了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这块圣地不朽的魂灵。
      ——谢冕
      
      我静静地穿行在燕南园里，葱茏的绿色掩映着西式的两层小楼和中式院落。园子的整个布局略呈正方形，初看就象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与北京大学校园里其它地方的车水马龙相比，这园子显得寂寥了许多。进入燕南园，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温文尔雅的洪煨莲先生曾在这里切磋学问，冰清玉洁的谢婉莹先生层在这里写下了《南归》，笑容团团的汤用彤先生曾在这里踱步，勇锐不阿的马寅初校长曾在这里坚持要辩论他的《新人口论》，刚正耿直的翦伯赞先生曾在这里徘徊，美髯飘飘的冯友兰先生曾在这里编订《中国哲学史新编》，朱光潜先生曾在这里进行美学思考……每一次在这里漫步，我都会用心追寻那一丝一缕的历史记忆。
      
      燕南园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它所经历的曲折和顺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仅仅相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缔造了燕南园。
      
      1919年，由美国教会在清末创办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三校合并成立的一所新的大学，聘任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博士(Dr. John Leighton Stuart)任校长，新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
      
      那时候，燕大校舍还在北平崇文门内盔甲厂（男校）和灯市口佟府夹道（女校）。司徒雷登到任后，感到城里的校舍既小又简陋，为燕大今后的发展考虑，他决定选择一处新校址。
      
      几经勘察，终于选定了海甸（今海淀的旧称）西郊的一块地方，那里本是明代勺园和清代淑春园的旧址，清末民初时曾是睿亲王的后代所有，早已残败不堪了，此时又转归陕西督军陈树藩。陈树藩被司徒校长的游说所打动，于1920年11月8日与燕大签订了契约，以4万银元的象征行价格把这块地方永租给了燕大。
      
      深谙中国文化的司徒校长和副校长哈利·鲁斯博士(Dr. Harry Luce)聘请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担任新校园的总设计师。亨利·墨菲拿出了一个中西结合、古今融会的园林式的设计方案。不几年，一所美伦美奂的新校舍便建成了。
      
      1926年，男女两校同时迁入新校园，这时，整个校园的建设工程还在继续进行，先后营造了主校园、燕东园、燕南园。1929年新校园正式建成，从此被冠以“燕园”的美称。
      
      燕南园因位于燕园的南部而得名，占地48亩，主要作为燕大外籍教室的住宅，按照当时所有中外教室住宅的编号顺序，燕南园的住宅被定为51号到66号，这一编号从燕大到北大，一直没有变更。今天，在某些宅院的门口，还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门牌，无言笑视着岁月的沧桑。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扩大校园，燕南园西墙的北端向外延伸，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宅院，编号为50号。
      
      燕南园的建筑以“洋式”为主，多为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花园。室内装饰业具有典型的西洋风格：铺设木地板，楼梯设在屋内，屋里有供冬天采暖的壁炉，上下两层楼各有独立的卫生间。
      
      我从老先生们的文章中读到了燕大时期燕南园的景象：在静旎的夏日里，踏着铺设地毯的木地板拾级而上，穿过楼上的起居室来到阳台，眺望浸润在绿树丛中的燕南园。阳光透过树丛照在花园中，园中游戏场上几个孩子在做游戏，有的在荡秋千，有的在过家家，笑声弥漫在园子里，和着微风飘过阳台。阳台上的教授正在看报，偶尔瞥过园子，端起一杯浓香的咖啡，就这曼妙的时光一起饮入口中……
      
      抗战前的十年（1928－1937），是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的黄金10年，也是燕大的黄金时期。那时候，政治中心南移，大量政府机关也都迁往南京。文化底蕴丰厚，物价水平较低的北平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燕京大学是有名的“高薪养师”的学校，燕大教师的生活当然也就优裕，做学问的条件也更好。
      
      燕大时期的燕南园虽然是为外籍教师而建，但业有中国教授居住，洪煨莲教授、吴文藻谢婉莹（冰心）夫妇和40年代后期住进来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就是这里的早期居住者。
      
      学贯中西的史学巨擘洪煨莲教授就住在54号那座典型的西式小楼里。
      
      洪先生名业，号煨莲，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多个学位，曾在美国为燕大筹款。回国后担任燕大的重要领导职务，并主持燕大历史系，后后出任后来饮誉中外的学术机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的北平办事处总干事，主持“引得”(Index)编纂处，他所编纂的引得，为后来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洪先生很喜欢他的54号，名之为“健斋”，又称“无善本书屋”，因为他读书只为做学问，不为收藏。
      
      洪先生为人淡泊，温文尔雅又谈吐幽默，喜欢叼着烟斗，微微地笑着。
      
      洪先生经常不定期地在家召开历史学会的会议，邀请在学问上互相琢磨的数位老师同学一边品茗或饮咖啡，一边切磋学问。大家在一起讨论，时而疏缓，时而激昂，时而辩论，时而开怀畅笑。天气好的初夏时，花开如泻。时淡时浓的花香、茶香、咖啡香弥漫在院子里，和着高谈阔论，和着爽朗的笑声，飘荡在燕南园里。文革中这架藤萝因有“资产阶级情调”而被斫毁！
      
      洪先生十分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并结合他们的特长和兴趣为之确定研究方向。他的弟子有齐思和、瞿同祖、王伊同、邓嗣禹、侯仁之、周一良、王钟翰等，其阵容涵盖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大部分。
      
      西式的66号里住着吴文藻谢婉莹（冰心）夫妇。吴文藻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冰心刚回到燕大任教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因此住在53号，这是外籍单身女教师宿舍。婚后，他们搬进了新落成的66号。冰心在自己的许多文章里细致地描述过自己住过的那幢小楼，就是在这里，他先后写下了《往事》、《南归》等小说、散文作品。
      
      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国风雨如晦，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可见。燕大爱国师生面对国亡无日的痛居，纷纷南下或北上抗日。北平沦陷后，由于燕大是美国的教会大学，日军才不敢贸然查封。就在那时，司徒校长决定成立“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资助并组织大批爱国学生转移到后方或延安，参加抗战。美籍进步教授夏仁德(Randolph L. C. Sailer)就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组织者。司徒校长任命夏仁德为委员会主席，青年教师侯仁之为副主席，一起组织这件事情。
      
      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立即被日军包围查封。燕南园的教授中，中国教授洪业被逮捕，许多外籍教师则被作为敌对国侨民而被驱逐或关押，这是燕南园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搜查。燕南园被日本宪兵队盘踞着，往日宁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夏仁德教授住进了燕南园60号。不久，内战又爆发了。燕南园遭到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搜查。夏仁德同情进步学生，进步学生和燕大地下党把他的家当成了秘密集会地点，他还亲自掩护学生逃离国民党军警的搜捕，燕南园60号成了燕园内的“解放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1950年，燕京大学改为国立，外籍教师纷纷回国，燕南园渐渐空了下来。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自城内迁入燕园。按照国家的教育调整规划，北京大学要建成为一个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国内很多高校的文史哲及理科专业被调整到北大来，而北大和燕大的法科、新闻、农、工、医科等专业则被分散到别的高校里，一时间北大名师云聚。在这个背景下，一些知名学者被安排到了燕南园居住，因为燕南园环境幽静，离教学区和生活区的位置适中，适合工作和学习。自那时起，燕园里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的一定是知名学者。
      
      如同住在这里的知名学者正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样，燕南园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由于学者们是陆续迁入的，并且住户较多，燕南园便不再象燕大时期那样一家一个院落了，而是依建筑面积的大小，将每个院落分隔供两家到三家居住。
      
      往日比较安静的燕南园，由于突然增加了这么多新住户，一下子热闹了许多。北大迁来燕园后，不论怎么改变校园的格局，都要避开燕南园，或整旧如旧。现在燕南园许多房子上镶的门牌还是燕大时最初装上去的。
      
      61号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侯仁之院士的家。这是一座西式的两层小楼，掩映在一片深绿的树丛中，旁边又是一丛翠竹，望之蔚然而深秀。侯仁之和夫人自20世纪30年代初考入燕京大学，至今在燕园已70年了，自1950年搬入燕南园，至今也已50多年了。岁月沧桑，侯先生已年逾髦耋，回忆起燕园岁月的点点滴滴，总是充满着深情。
      
      在以人文大师荟萃而闻名的燕南园里，周培源先生是为数寥寥的数理大师之一。饮誉世界的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培源是在1952年住进燕南园的，他曾是燕南园56号的主人。周先生在美国求学期间曾参加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并进行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周先生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门生弟子为中国国防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周培源是爱花之人，56号曾遍植樱花，春来如雪，人称“周家花园”。
      
      55号和57号从方位上看呈对角而立。有趣的是，它们的主人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而有着某种“对峙”的关系。
      
      原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冯定在55号住过多年。在燕南园众多居住者中，冯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是惟一一位由毛泽东亲定到北大教书的学者。
      
      那时候，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彻底完成，党要在哲学领域“占领”仍由旧知识分子“控制”的阵地。冯定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其名作《平凡的真理》曾引导许多人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特别看重冯定，点名调他到北大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搞争鸣”、“唱对台戏”。
      
      然而在60年代的政治环境里，由于冯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趋炎附势，他在政治运动中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当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冯定的文章时，有人劝他做个检讨算了，他不肯屈服：“我不愿做检讨的英雄。”
      
      从那时起到“文革”冯定一直顶着“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挨批斗。“文革”中，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批判冯定、冯友兰联络站”。“对台戏”没唱成，哲学系这两位最有名的教授双双被推上了受批斗的台子。
      
      与冯定“唱对台戏”的冯友兰就住在燕南园57号。
      
      1952年院系调整后，冯友兰从清华园乙所迁到燕南园，并终老于57号。
      
      生活在20世纪这个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时代，冯友兰早年就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而蜚声学界，他构建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有人评价他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文化巨人”，他对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冯友兰迁入燕南园57号的5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汹涌多变的形势，在长期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冯友兰基本上失落了自我。这位思想自成体系的哲学家放弃了独立思考，这于他于中国社会于那个时代都是十分深刻的教训。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真诚地解剖自我，指出自己以前不能“修辞立其诚”，决心今后“只写我自己……不再依傍旁人”。从此以后，冯友兰坚决抛开“文革”前就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5岁的高龄从头开始撰写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他不再依傍旁人，而是作出自己的结论，所以《新编》七册中的新的见解层出不穷，往往会与流行的论点相违背。他越写越感到自由，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晚年的冯先生就是在57号院里历时10年，用口述的方式写下了《新编》七册，实现了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的转变！
      
      说起“三松堂”，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冯友兰先生的居所，但问到具体方位，一些人就“不知其所在”了。他的全集名为《三松堂全集》，表明了他对57号的眷爱。冯友兰曾在《三松堂自序》的自序中说起“三松堂”得名的缘由：“……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
      
      如今三松堂的大门前立起了一排绿竹盆景，似乎是要隔绝外界的喧嚣。2002年末的一个下雪的日子里，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进入院中，我发现院中的三株松树仅剩下两株了。自从1990年冯友兰先生以95岁高龄去世后，冯先生的女儿宗璞一家就住在三松堂里。宗璞是一位著名作家，他曾出版过多种小说、散文和童话集，也写过大量关于燕南园的回忆性文章。在三松堂狭小而温暖的客厅里，我见到了74岁的宗璞先生。从她略显疲倦的表情可以看出多年的眼疾对她的折磨，她的声音缓慢然而并不微弱，她深深地思索着对我说出的每一句话，耐心解答着我向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当我问起她尚未完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时，她的身体微微一震：“你读过《南渡记》和《东藏记》？”我点点头，接着问她第三卷和第四卷什么时候出版，她说这很难讲，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允许她长时间写作。她十分感慨地对我说：“我以为现在这个社会里，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读这种书了。”临分别时，宗璞先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爱读小说？好，非常好！”
      
      与燕南园同样饱经沧桑的是63号院。这里原是燕大的美籍音乐教授范天祥自费修建的住宅，当时他的院子最大，被人称为“范庄”。范天祥任燕大音乐系主任，夫妇二人才华横溢而又诲人不倦，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人才。范天祥教授还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很大。
      
      本来这所房子在园内没有院墙，只用柏墙与其它院落相隔。可是北大迁来燕园后，考虑到校长马寅初在解放前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怒斥“四大家族”，以致于被蒋介石逮捕监禁而身心俱疲，需要一个幽静的环境工作休养，所以就把他安排在了63号院，并把柏墙换成了砖墙。
      
      马老是经济学大家，解放后国家建设的大好形势鼓舞他关心国计民生，经过认真地调查和研究，就是在这座院子里，马老开始思考中国的人口问题。
      
      1957年，马老发表了《新人口论》，建议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重视人口问题，合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的政治气候乍暖乍寒的时刻帽子“大跃进”的狂热背景下，在这种“左”倾跋扈的岁月中，马老的真知灼见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马尔萨斯思想的“罪证”。全国上下，一时间群情汹汹，群起而讨之，北大校内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声讨马老，连63号院子的围墙上、大门上都贴满了大字报。
      
      但是马老没有被这滔天的阵势所压倒，悲壮而有豪迈地坚称：“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用自己的良知持守着真理。
      
      马老遭到错误批判后，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被迫离开了燕南园63号，搬入城内。63号院一度作为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办公之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物知道运动的大好时机来了。5月25日，由北大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联合系里其他教员共7人联署的大字报《宋平、路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出现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的威力是众所周知的，北大开始卷入“文革”的狂潮中。
      
      聂元梓等人开始在北大“全面夺权”，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原来的校领导则被全部打倒，成为“黑帮”编户，打入“牛棚”。聂元梓俨然一“老佛爷”自居，搬入63号院办公，开始在北大呼风唤雨，并在这里接待了中央文革的头面人物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一时间，63号院门庭若市，众多谋划出自这个院子，在北大乃至全国造成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地震”。
      
      聂元梓失势倒台以后，63号院空了一段时间。70年代初，北大副校长魏建功搬入此院。魏建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音韵学大师，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他积极推行国语运动，抗战胜利后赴台湾推行国语，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齐根铲除，实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规范和统一，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为国家文字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大众化的现代汉语字典。可惜魏先生在80年代初就故世了。
      
      63号院又空了。
      
      现在的63号院成了一个大杂院，正房旁边低矮的小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和家属，靠南的正房是北大老干部活动中心，时常有一些退休的老教工在这里活动，靠北的正房为北大的一个公司所有。面对此情此景，哲学家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汤一玄先生解释说：“也许是因为63号的经历太坎坷了吧，现在谁也不愿住在那儿了！”
      
      今天，清风拂过院子的翠竹，冉冉作想。但是，我们再也听不到他曾经的主人范天祥教授悠扬的琴声，马寅初校长洪亮的自称“兄弟我……”；没有了政客的“跳梁”的丑行，看不到魏先生抱病工作的身影……在忙碌的生活节奏、琐碎的油盐酱醋之外，谁还记得起这旧景？
      
      文革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燕南园里这些知名学者的命运。
      
      51号的饶毓泰先生是较早迁入燕南园的学者之一。饶先生是物理系教授，在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饶先生学问精深，为人更是谦恭有礼，每当他在路上遇到有人向他打招呼，他必会恭敬地鞠躬还礼。谁知文革刚刚开始，一张大字报就夺去了饶先生的生命，他在住所投缳身亡。
      
      不久，住在64号的翦伯赞夫妇也双双自尽。
      
      翦老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尤其专于秦汉史。在文革中，他因为被“钦定”为“专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尽了折磨摧残，后来由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翦老才从小黑屋中迁进了燕南园64号，但这并不能挽救他，在专案组无休止的审讯下，1968年12月的一天深夜，翦伯赞夫妇二人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翦老留下的纸条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纸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文革期间，燕南园里突然挤进了许多外来人口，有造反派、工宣队、革命教师各色人等，那些已沦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学者大师们或把自己的居所分给他们共住，或是被挤走。
      
      当时燕南园里约有80余户人家，燕南园的房子被进一步分割，有的住户就没有厕所了，于是就把原来燕南园中心花园的儿童游戏场拆掉，建了一个化粪池式公共厕所。从此，每当起风的时候，燕南园中便弥漫着一股不适的气味。这个厕所至今犹存，被北大人称为“园林建筑的败笔”。
      
      为了防备“苏修”、美帝的侵略，在全国上下“备战备荒”的年代里，北大校园里大挖防空洞和地道，燕南园也挖了地道和校园里其它地道相通。地道之上于是多了一条道路。今天，在园子中央的空草地边，孤零零地立着一个低矮的小平房，它的四周墙上贴着居委会的通知，画着有关老年健康常识的板报。这就是当年地道的入口。
      
      文革之后，燕南园里的老先生们直到80年代才重新得到了莫大的尊重，他们重被人们视为生活优裕的一类人。自那时起，燕南园渐渐找回自己的宁静，园子里的学者们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上，都重新焕发出活力。园内的林木也都郁郁葱葱地长了起来。
      
      一代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自1956年起就居住在燕南园60号。这是一所独立的西式两层小楼，位于整个燕南园的中央，小楼周围没有围墙，参差的冬青和柏墙将它围在中间。春天院中遍开二月花，花开如海。这里环境恬淡幽美，很适合做学问。王力先生在此先后写作了《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史》等大量著作和论文。晚年在目障的情况下还倾力完成了《古代汉语字典》。1986年大师仙逝。
      
      磁学专家储圣麟先生在90岁时还经常散步，但有一次在蒙蒙细雨中，夜幕降临，老先生在园子里跌跌撞撞找不到回家的路，幸亏有路遇的学生到59号的储宅报信。老先生竟认不得前来接他的家人，问：“你是谁？这是上哪儿去？”闻者心酸！储先生于2002年初过世。59号院门是一个近圆形的木栅，墙外的几萝丝瓜长得正茂盛，顽强地攀援过电线杆，匍匐在后房顶上，可惜再也不能为老先生指明回家的路了！
      
      岁月不饶人！燕南园里的老先生们相继谢世了，如今这园子里只有4位老先生依然健在，他们分别是95岁的法学家芮沐先生、92岁的文学史家林庚先生、91岁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和81岁的语音学家林焘先生。
      
      仙逝的老先生门把房子留给了他们的子女，比如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王力先生的女儿王济慈、汤用彤先生的儿子汤一玄以及周培源先生的孩子、朱光潜先生的女儿等等，这些后代们有的也在北大任职。
      
      “燕南园已经面目全非了！”热情豪爽的汤一玄先生对我说。汤一玄跟随父亲汤用彤于1952年就住进了燕南园，他目睹了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燕南园了的全部历史悲戏剧。在他说话的间隙，他的夫人还生动地向我描述这文革时老先生们被红卫兵押着从58号门前经过的恐怖景象。“可把我吓坏了！”她心有余悸地说。
      
      文革时搬进燕南园的人家有的搬走了，有的留了下来，校方对燕南园里的房屋的政策到目前为止依然采取默认的“世袭”原则，即老一辈人过世了，房子就由下一代人居住。有的房子由于历史原因被分成了数家，如64号院，到如今已然变成一处大杂院，有的人家还在老房子的外面加盖了砖房。
      
      与此同时，有的老先生过世后把房子交给了自己所在的系、所，这些房子就被派上了新用途。如51号和55号。
      
      继饶毓泰先生之后入住51号的是数学家江泽涵院士，他把拓扑学引入了中国。江先生去世后，北大数学研究所把51号重新进行了修整，准备迎接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不幸51号修整完毕，吴先生却病逝了。现在51号已被数学研究所辟为一处高级招待所，用于接待国内外前来北大进行学术交流的著名数学家们。
      
      80年代中期陈岱孙先生搬入55号，陈先生是经济学界一代宗师，也是著名教育家，他执着事业，终身未娶。陈先生过世后，学校在他居住的55号院内为他立了一尊铜像。不久前，55号院焕然一新，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即将入住。李先生的到来必会给这空寂的院子带来生机和活力。
      
      2001年7月，北大燕南园建筑群被划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校方也开始整理保护包括燕南园在内的这批近代建筑。
      
      汤一玄先生说，尽管现在学校并没有对燕南园今后的发展明确表态，但是从51号和55号的改革来看，他认为学校有意于保持燕南园“大师荟萃之地”的性质。从他本人来讲，他也希望后来的人们不要忘记燕南园的历史、她的辉煌和她的沧桑。这就象是学问的薪火相传，燕南园也将在这延续中得到永新！
      
      从51号到66号，这就是简单的燕南园，屋舍与花木依旧，沧桑与风流并存。一代学人，从燕大到北大，从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到急遽变迁的新时代，他们的持守，他们的退却，他们的学问，他们的人生，岂如这园子一样简单！
      
      我倘佯在燕南园，众多的老先生已走，把风流留给了这园子。我感叹岁月的无情，水流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