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外 婆

外婆走的时候，一直没有清醒。

外婆起先是开始便血，送到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是脑梗塞，急急忙忙请内科医生检查后，结论却是要求出院！原因是医生发现除了脑梗塞外，还有高到医院仪器无法检测出来的高血糖！再加上合并肾功能衰竭，心脏衰竭，综合所有的病情，结论竟是----出院！接受这个结果只有爷爷，爷爷说还是回去吧，省得她受罪。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人在东京，不能想象抚养我长大的外婆，一向身体硬朗的外婆，上半年才在医院做了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的外婆，术前检查一切正常的外婆，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病入膏肓？妈妈在电话中叹息道，还是回家吧，医院里没有一个科室愿意接收外婆这个麻烦的病人。我在电话这头已经泣不成声。挂了妈妈的电话，我急急忙忙就给我武汉各大医院的大学同学打电话帮忙，在大学的同学录上征求同行的会诊意见！作为一个内科医生，我明白拒绝病人住院让病人回家的意思，我自己在国内当医生时也常常对病人家属这样分析，与其到最后精疲励尽人财两空，不如回家少受点罪，让病人在昏睡中安静地走开。那时还自以为是站在家属的立场替病人担忧，还自豪的以为：总比那些吹嘘什么都能治，什么都会治，最后让人倾家荡产以至人财两空的江湖医生来的坦诚和真诚。然而当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却没有那么坦然。为什么不再努力试一次？也许会有成功扭转的机会？然而我也知道，更多的努力也许会加速病人的病情，脑血栓的治疗要活血，而痔疮的治疗要止血，这一矛盾的原则是会让每一个医生都踌躇不前的。

外婆还是回家了，妈妈说外婆回家以后似乎睡眠安静了许多，平稳的呼吸，轻微的鼾声，还有规律的心跳，似乎比在医院时好多了。我也明白这是做医生的妈妈的自欺欺人。外婆回家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23岁生日，也是外婆退休的第23个年头。23年前的这天，也就是我降生的这天，外婆领到了单位的退休证，于是我就从妈妈的那个城市，来到了外婆这个城市。每天外婆除了在居委会帮帮忙以外，就是照顾我这个小不点。从此，外婆的身后也多了个小拖油瓶，开会时我在，发报纸我在，就连居委会的老年人活动室也成了我童年时代的乐园。这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5岁那年回家上学。记得那天本来是很高兴要见到妈妈的，在姥姥家门前搬了个小凳子等妈妈来看我，等到下午看见了妈妈，高兴得我又蹦又跳的，可是晚上我却被带上了火车，离开了姥姥家。到现在我依然清晰的记得那天回家的火车车厢里我的哭闹声，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的拿出纸笔要给分开8小时的姥姥写信，是一个不识字的小孩给一个同样不识字的老人写的信。信上写的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后来督促妈妈寄信时的表情和盼望回信的心情。从那以后，我只有每个寒暑假才能见到我的姥姥。

外婆从医院回家的这天，也正是我在东京的第一个生日，早上吃了生日蛋糕以后就和姐姐去了日本的汤岛神社祈福，据说这里很灵验的。我本不信这个，更不相信一个践踏了中国土地的国家的神灵能有什么灵验可言，何况日本的神还是去中国请的呢！然而在我无能为力的异国，我还是宁愿相信这一次的祈福能够如愿以偿。买了绘马〈就是一块小木板，用来写上自己的愿望，然后挂在专门的地方供神仙降福用的〉写上了厄除祈愿几个字后，就挂在了最上面的朝阳面，希望神灵能第一个看到我的愿望并给我赐福。

外婆仍旧睡着，病了5天没有清醒，仅靠输液维持体内的那点能量。我想，也许神灵看见了我的绘马，让姥姥就这样睡着，哪怕像植物人一样的睡着，睡到我年底回国的那天。然后像睡美人一样，让我的到来唤醒她。然后外婆从床上坐起身子抖抖袖子，下地张罗着给我做饭，一阵忙活之后端着香喷喷的红烧肉从厨房出来，拍着我的脑袋笑我馋猫。然后勒令其他人不许和我抢。最后，仍旧做在那张太师椅上，看着我狼吞虎咽的馋样，安静的睡去。

姥姥是在17日的中午10点55分走的，也就是她回家的第2天。我想，也许姥姥一直没有昏迷，一直很清醒，要不，她为什么怕我难过，而选择在我生日的第2天走呢？她坚持等到她亲手带大的外孙女过完生日，于是，她累了，长久地睡去了。

我终于知道了日本的神灵一样是不灵的，哪怕绘马挂的再高也没有用。终于知道了我在来日本的第19天，我的23岁生日的第2天，姥姥还是去了。在她昏迷的第6天，她没有等到她最掂记的人。

后来表姐告诉我，姥姥走之前，一直有眼泪顺着眼角留下，可能就是放心不下你和姐姐在外地。也许因为姥姥一直没有清醒，可是心里是很明白的，没有办法表达，只好以泪水告诉我们她的担忧。

作为医生的我，其实清楚脑梗塞病人的流泪是因为颅内病灶所引起的颅内高压，从而出现球结膜水肿，出现流泪的症状。然而我更相信姥姥的泪水是发自内心的，是她为见不着面的朝思暮想的外孙女而遗憾，是她为独身一人的大女儿而担忧，是她为即将到来的冬天，老伴发作的气管炎而担心，也是她为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生病住院而花费儿女们不少金钱而心疼。我知道姥姥其实并不想走，上半年我还在国内医院上班时，曾经鼓动姥姥去做白内障晶体置换术，姥姥就曾说，换吧，换了以后看东西清楚些，也不会做菜时把糖错当成盐放错了。还对我感叹道，等你妈妈明年退休了，我就和你爷爷过来多住一阵子，享享你们的福。现在你妈还在上班，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我，我一做完手术就回武汉算了。等明年再来时再多住些日子，到时候你们家也已经搬了新家，换了大房子，我和你爷爷过来住着也宽敞。姥姥做完手术的当天，就一个劲的嘟囔说这次手术花了我们不少钱，妈妈又要忙着做饭，又要值班，还不要武汉的那些舅舅过来帮忙，很是辛苦。我当时还安慰姥姥说：你看，你女儿外孙女都在这个医院上班，你在7楼住院，孙女在5楼上班，女儿在1楼上班，来看您一趟只需要按一下电梯钮就到了，都方便，比在武汉住院容易多了。现在想想，我当时怎么就那么先知姥姥会在武汉住院呢？还是我的咒语灵验了呢？现在的我，不得而知，后悔当初那么多舌，是不是当初不加上最后一句的解释，姥姥这次就不会生病而在“武汉住院”了呢？我不得而知。

姥姥手术出院只在我们家住了一个礼拜就回武汉了，就这仅仅的一个礼拜，这也只是我们借口以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送她回去和手术一周后需要复查视力为由而拖延的。姥姥自己的意思是出院第二天就回去的，还偷偷给爷爷打电话说想家，让爷爷说服妈妈早些送她回去。后来爷爷还误会的以为姥姥在这里住的不开心，所以才要回去的。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姥姥是怕住在这里耽误我们工作，所以才急着回去的。末了，姥姥还是没有把她女儿，外孙女的家当作自己的家。

现在姥姥走了，再也没有机会来她女儿家里享福了，也再也没有机会“打扰”她的女儿工作了。

姥姥一辈子和爷爷住在武汉自己的小房子里，房子还是爷爷当年从农村出来讨生活时一分一分地攒钱买的，很小，卫生设备一概没有。所以，姥姥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等房子拆迁时换上新房子，大房子住。可惜，姥姥家房子拆迁的消息从我上小学，一直传到我上班，就是没有丝毫的动静：可能写个拆字容易，拆起来比较难吧。无奈，她的几个儿女们又都不争气，没有能力买大房子，都挤在小房子里和他们一起住。环境稍宽裕的二女儿又在外地，姥姥不愿意总待在外面。何况家里还有个牵挂的独身的大女儿，姥姥更是不愿意出门了。现在姥姥终于可以卸掉一身的重担轻松上路了，但是，孤独的姥姥真的舍得下这一切吗?

姥姥最后一次住在我们家是大约半年前，印象中姥姥每天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用她那近乎失明的眼睛望着家里的大门，不看电视，不开灯，很专注的望着。那时的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边忙医院的工作，休息时就往驾驶学校跑学习驾驶，忙得自己每天三顿饭都不知道是在哪里吃的，更不用说回家陪姥姥啦。记得有一次出车很顺利，回家时比较早，也就下午5点左右，开门看见姥姥一个人倚在沙发上，连灯也没有开，吓得我以为姥姥昏倒在沙发上了，连忙走近看个究竟才发现姥姥是睡着了。等她醒来问了以后我才知道姥姥是希望我们一回家她就能第一时间看见我们。那时的我不懂事，哄着姥姥说，等我拿到驾驶执照就可以带您出去兜风了。心里想着忙完了就可以在家陪姥姥了。谁知刚拿到驾照没有几天，又遇上非典，我作为全院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当然义不容辞的请战，于是我被分配到火车上负责普查乘客的体温和对付突发事件。这样一来，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尽管我每次回家都大包小包的带着外地的特产，姥姥却比以前更寂寞了。第三次跟车时，在我例行的体温测量时发现火车上有名工作人员高烧达40度，我随即和他一起下车就近隔离。隔离14天，我一个人孤寂异常。在异乡，没有朋友，不能去关心发烧的战友，什么也不能干，只能靠用手机打电话来打发时间。可是，家里人不敢和姥姥说我被隔离起来，只说我要连续跟2趟车，所以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我也怕引起姥姥怀疑，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太频繁。朋友们也大多战斗在抗非典的一线，没有闲心和我煲电话粥。我身边没有书，没有CD，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只有手机。那是我有史以来最依赖手机的一次。好在那名工作人员是因为工作太劳累，再加上受凉，仅仅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才2天体温就已经恢复正常了，各项指标也全部正常。这样一来，我们俩倒是可以打电话互相解闷了—--谁叫他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这个时候生病—--病好了也还要再观察7天才能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