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芙（诗人，1951年生，著有《啸云楼诗稿》、《冷翠轩词草》。）

■徐晋如（1976年生，著有诗集《胡马集》、学术专著《二十世纪诗词史》、《中国京剧衰亡史》等。）

晋如：

    近数年有电话，未作长函。酷暑读书甚倦，乃藉笔谈聊为消遣。与君肝胆论交，倏忽七载。君之诗集文章，时时温习，每读昔贤论着及时下期刊论政，论学之文，亦以君文观点为参照，默尔而思之。并结合君之言行，细察君文之思想脉络，虽驽钝亦不无所见也。

    君之思想性情，“全本西方，远承希腊”。《胡马集》之名，殆托义于此，非“远放燕支山下”吐蕃、回纥之马，乃欧西之马也。然又深受儒家影响，《二十世纪诗词史·绪论》即以孔门诗教为宗。于道家取庄子思想自由，而儒、道主张“天人合一”则否定之。

    君以生命为诗，崇尚希腊酒神精神，兼取庄子之浪漫与儒家之刚健宏毅。然君殊厌“天人合一”，由此斥陆机之“缘情绮靡”与山水诗，并王孟诗派、严沧浪以禅说诗、王渔洋之“神韵”说皆一禅杖扫空之，近于近代西洋人之二元对立思维。至论诗则不重唐而尚宋，目太白为“轻薄儿”，摩诘固君所非也，于少陵昌黎柳州梦得樊川义山皆存而不论，元轻白俗辈更不入法眼。盖少陵“每饭不忘君”，香山新乐府反映民间疾苦，君所鄙视，而唐诗重情，自陆机之说出；宋诗重理，下开近代同光体，故祧唐而宗宋。论词则轻北宋而重南宋，纠王观堂之谬；于清词喜鹿潭、芸阁、彊村，上及明末陈子龙，倡风雅兴寄、意内言外之旨。君为诗问途定庵，下及同光诸老，不废杨云史，于民国喜陈独秀、陈寅恪、潘光旦诸家，融晚近之菁英于一手。本之以泰西思想，希腊精神，诗境求沉郁，词格求沉艳，内容则关乎国家之治乱、文教之兴废，偶有写儿女情怀者，乃存生命之欲望，非沉溺于中，致成“绮靡”。不为山水花鸟写景咏物之什，因此类题材不关政事，且托兴江山，易循“爱国主义”、“天人合一”之故辙也。

    君少年为诗，喜聂绀弩、杨宪益之滑稽辛辣，与余论诗，颇有不合。言钱仲老之作为“文人诗”，未屑一顾。言钱默存仅“游于艺”，《缀石轩诗话》有所嘲讽。余劝君宜通读二钱著述后，方可知人论世。年来君学力日进，审美观亦发展变化，与钱仲老诗虽未推崇亦不贬抑，而甚重其学问，梦苕庵之书，搜购殆遍。余谓钱老诗融贯百家，浑涵万象，霸才健笔，若非生命力极强盛不能臻此也。君虽未必首肯余言，而论诗主沉郁、尚典雅，已与余同矣。夫“沉郁”二字，乃老杜诗、稼轩词之高境，宋以后能至此境者屈指无多。放翁之诗嗣响杜陵，而笔力不能济，金元惟一遗山耳。清诗中兴，易代之间大家如钱牧斋、顾亭林；晚近有丘仓海，同光体中沈乙庵、陈散原，皆能沉郁，康雍乾嘉间诗，若渔洋归愚随园船山辈，卑不足道。词中若王碧山，白雨斋称其沉郁忠厚，而佳处惟在咏物托兴，碍于门径；元明两代除陈大樽外无一高手；清词蕃盛，朱竹垞失在饾饤 如《茶烟阁体物集》，陈其年过于霸悍，纳兰公子一味言情，体纤气弱，余所不喜。故清词高峰亦在晚近，水云楼、云起轩与彊村，君与余有同嗜也。盖沉郁需境界深广，潜气内转，浑厚复能振拔，诗于“沉”字外当济以雄健，词为体格所限，此境尤不易到。君论词乃特标“沉艳”，色貌如花而神寒骨重，两字殊精，前人所未道焉。概而言之，君于声诗之道与余每有针芥之合，而亦有各持异议者。至于君论学虽不喜钱钟书，而极推崇乃父钱子泉，更重钱宾四。钱氏四大家，此二钱与彼二钱，君有取有不取，余则均无所贬也。“五四”以来学人，君不喜马一浮，以其讲宋儒心性之学；喜顾驼庵、吴世昌之说词 两家非吾所好 ；而视红学为伪学，甚快吾心也。

    以上妄论君之诗学，多为浮泛之印象，尚乏学理之深层辨析。随笔写来，不加整饬，虽有谬误，君当恕我。

梦芙
2004年7月25日

刘老师：

    闻一多说诗人的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我觉得诗人的最主要的天赋是绝对自恋，所以诗人都有一颗纯洁到荒唐的心，如庄子、屈子。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被称为诗人的其实都不具备这样的心灵，他们和这个世界太谐和了，或者他们太爱自己以外的其他东西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古典诗词我根本读不下去。在我看来，一切文学作品，如果不是表现出诗人最痛苦的呻吟与最激烈的呼号，就配不上诗的桂冠。我很庆幸自己一开始就抓住了诗学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我对于诗的一切见解，都是由此出发的。

    人们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所有具有诗人气质的人，都是心灵的贵族，他们对自己的品格和理想有着近乎偏执的爱。然而正像太史公说的，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必然结果就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现实的苦难逼迫着他们去思考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当理性不能征服激情之时，诗就成了他们在世间惟一的慰藉。

    您认为钱仲联先生的诗“融贯百家，浑涵万象，霸才健笔，若非生命力极强盛不能臻此”。这一论点隐藏着一个反诘：您既然提倡“以生命为诗”，为什么竟不认为钱先生的诗是20世纪最高明的呢？由您的诘问来看，“以生命为诗”作为一种理论表述还存在歧义。我所指的生命，是与集体、社会相对立的个体生命，那些诗性的生命，从来都与集体的、多数的价值对抗着。他们中有的写诗，如屈子、定庵，有的不写诗，如美狄亚、繁漪、傅红雪。他们是一群把心灵的真实看得高过一切的人，生命价值在他们那里，要远远高过实用价值。不是理性，而是激情，不是思想，而是性格指引他们前进。正因为此，我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但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可与屈子并肩的诗人之一。

    我鄙视那些天人合一的作品，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离哲学的基本问题太远，或者说这样的“诗人”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哲学的基本问题。一个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也就从来没有过对于自由的追求。正因为此，对于您所推崇的另一位———饶宗颐先生，我也持保留态度。蔡仲德先生指出：“‘天人合一’中的人必须顺应自然，那就无自由可言；‘天人合一’中的个体必须服从群体，那也无自由可言。道家要人像‘天’那样无知无欲无情无为，这是以‘天’为本，以‘天’灭人，其‘与道为一’的境界是虚幻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儒家要人‘克己复礼’，一切服从于礼，这是以礼为本，以礼灭人，其‘曾点之志’、‘孔颜乐处’以及‘与天地参’、‘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晋人乐广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朱熹所谓‘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是带着镣铐跳舞，是奴才式的自由，更不是真正的自由。” 《中国音乐美学史》，25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1月 试观饶宗颐先生所论人生三境：诗人之境界 他说这是半人的境界、学人之境界、真人之境界，正是道家消极自由的发挥，他正是一位把“与道为一”的虚幻自由当作真自由的典型。必须说明的是，蔡先生和我说的自由，不是近年来已经谈得太多的人的社会自由 以前严复翻译作“群己权界”，其义更加显豁，而是指人的意志自由。诗性在本质上表现为对意志自由的执着，因此真正的诗境是对个体、对个体生命意志的张扬。我的才情、工力都远不如民国诸大家，但自信对意志自由的执着程度并世不作第二人想，我也因此对自己诗作在当代文学的地位有很清醒的认识。

    对我诗学体系的形成产生最大影响的两部著作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我对《诗大序》的解释属于“六经注我”，使毛公复生，当不以我的阐释为然。这一点您很清楚。至于说《胡马集》托义于欧西之马，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程砚秋《文姬归汉》中有段西皮原板，开首一句是“荒原寒日嘶胡马”，我觉得那种意境很悲凉，非有大孤独者莫办，所以就拿作了诗集的名字。

晋如
200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