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焰火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让金牌第一的骄傲颜面扫尽的丑闻就扑面而来——三鹿奶粉中监测出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并且这次受害的也不是美国的阿猫阿狗，而是数万名婴儿，绝大多数都在农村。
从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可以做出判断，三鹿集团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知晓有毒奶粉在市场上销售了；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三鹿选择的是“公关”封杀当事人和媒体报道，让毒奶粉消化在婴儿的胃肠中。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四年前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
在此事件中，三鹿奶粉也名列其中，并且甘肃、南宁、海南、广州等地工商或质检部门也纷纷发现三鹿牌不合格奶粉。
但没有多久，各地执法部门都收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来的通知，结果是地方当局全部发还查扣的奶粉，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就此向三鹿集团“道歉”，同时三鹿集团被国家质检总局列为质检保障体系完善企业名单首位。
两次事故，唯一不同的就是这次纸里终于没有能够包住火。
免检的潜规则
为什么质量事故频发而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三鹿不是个体户，不是街边的流动小贩，而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产品是经过“1100道检测”“2000万妈妈选择”的国家免检产品。
免检意味着什么？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凡获取了免检证书的产品在免检有效期内，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流通领域均不得对其进行质量监督检查。”也就是说，只要取得了这个证书，无论其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各地质检工商部门均没有权利对其进行监督检查。
所以说，获取免检证书就如同产品披上了黄马甲，一般人是动不得的。
我们要问，为什么市场竞争还需要免检制度？
根据官方说辞，免检制度是为了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扶优扶强，引导消费而设立的。规定“对质量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执行的产品标准达到或者严于国家标准要求，经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连续三次以上监督检查均为合格，具备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生产经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在本行业排名前列等条件的产品授予免检资格。”
文字上看可谓冠冕堂皇，但是分析免检政策的出台背景，含义则另有不同。
2000年3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之文件精神，制定了《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在政策出台之前，商品的质量安全由各地区的质检部门和工商部门负责。但是，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地区对外来产品实施“质检”封杀，有地方的质检局局长甚至放言“只要让我查，就没有查不出来的问题！”某些国内知名品牌在各地区频频遭遇质量门。
对于这种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权利割据，企业纷纷向主管部门投诉。
也正是这种为了扶优扶强、打破地方利益保护和行业垄断的手段，中央出台了“免检”政策。换句话说，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利的剥夺。
应该说，免检制度推出之初确实解决了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也愈来愈远离设计当初的本意。
一方面，企业认识到免检这一金字招牌的含金量，千方百计想挤进免检名录，手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出于利益一致性的要求，也不遗余力为企业大开绿灯，只要关系勾兑得融洽，免检的层层审批也变成了摆设。
而质检总局，出于扶持和引导的需要，也会特事特办。比如汶川大地震之后，就针对灾区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不仅放宽申请免检产品的企业入围条件，同时也在治标上对灾区倾斜，一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被地方推荐进入名单。
从此，这一制度在各方权利的博弈下也变得千疮百孔，免检也堕落为官商勾结的新手段。
不公正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市场竞争应该是在“公开公正公平”标准下的一场比赛的话，免检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
首先，免检是一种权利参与竞争的表现。因为免检是国家的担保，所以获得免检金牌的企业事实上是拥有了某种豁免权，即使有了消费者的举报，碍于面子质检部门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次，免检是一张挡箭牌。因为有了官商利益的一致性，企业自然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并且这种借口可以假国家公器之名说出。
拿三鹿的事情来说，今年六月起就有人在质检总局网上举报三鹿奶粉质量问题，举报信息却被隐藏，任由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在货架上继续售卖。8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安全工作督导组还到三鹿集团调研，而调研的目的不是毒奶粉，而是为了宣传三鹿好的质量管理经验与方法，为我国食品安全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进入9月份，事件波及面继续扩大，各地卫生部门不约而同地将疑点集中于三鹿奶粉，而三鹿集团每次都把责任推给消费者不懂得“科学喂养”，并且不忘把质检部门挂在嘴边，而质检部门也很配合地不予以否认。
直到9月11日，卫生部向世卫组织报告有关疫情，三鹿销售受三聚氰胺污染的毒奶粉才终于大白于天下，并且数量是700吨。而在社会巨大的压力下，河北省政府也发言撇清同三鹿的关系，一时间墙倒众人推。
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卫生部和质检部门的利益博弈，这件事情还要拖多久。
从某种程度上说，三鹿毒奶粉事件反映的不是一个企业产品质量事故的个案，而是反映了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权利博弈的现状，这种博弈不仅仅体现在集权的各利益部门之间，也体现在各地方以及利益团体对权力的滥用、垄断、相互制衡的复杂局面上，我们距离完全的市场经济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