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震惊中外的克拉玛依大火带走288名学生和36名老师的生命,而当时距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的克拉玛依市官员却都“奇迹般”地生还。在这场大火的映照下,一句“让领导先走”,使当地政府官员最为卑鄙可耻的面目曝光于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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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09日08:40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但愿日历上能永远抹去1994年12月8日。然而,记忆深处已永远铭刻下了无情的那一天。 那一天,发生了克拉玛依大火,夺去了325条生命,其中288人是学生。 昨天是又一个12月8日,像往年一样,网友们又在悼念克拉玛依大火了。 今年是12周年,这个一直没有官方悼念活动的悲剧事件,一直在网络上被关注着。网络成为了纪念堂,网友成为了悼念者,帖子和博客成为了悼念活动。 >>>事件回顾 “让领导先走”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全市7所中学、8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796人参加。在演出过程中,18时20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各种易燃材料燃烧后产生大量有害气体,由于友谊馆内很多安全门紧锁,从而酿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另外37是老师、家长和工作人员。 据很多生还者事后回忆,当大火刚刚燃起时,有人大声在喊: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正面答复,但却得到了大多数当事人的默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距离起火处最近的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 火灾纪念馆至今没有修建 火灾刚结束的时候,曾有报道说克拉玛依市准备把遭受大火的友谊馆拆除,修建火灾纪念馆,将死难人员的生平和照片陈列馆中。但纪念馆却一直没有出现。如今这里是“人民广场”,广场上并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只有据说是一盏代表一个亡灵的300多盏路灯静静伫立。 纪念馆没建起来,也一直没有看到官方组织的悼念活动,网络中自发的悼念却持续好几年了。网络中现在可查到最早的纪念文章是1998年写的,《过去的火焰燃烧现在的母亲》,文章除了悼念遇难者,还对他们的母亲表示关注,“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有些解体;还有一些相对两无言的夫妻,怀着刻骨的伤痛调离此地”。 2003年,《克拉玛依将铭记———克拉玛依大火九周年》让很多人“读 得流泪,每复读依然落泪”。之后,2004年有《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祭》,2005年有《11年祭日:纪念克拉玛依大火死难者诸君》。 无法忘记“让领导先走” “那场大火至今回响着一句话:‘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这是《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祭》的第一段,“让领导先走!”是网友们提得最多的一句话。 2006年初,克拉玛依市长唐健走入网友们的视野,有人怀疑他“就是大火中那个教委副主任唐健”,《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说“让领导先走”的教委官员升任为该市市长》一时成为很多论坛的热帖。虽然后来有人出来释疑,此“唐健”非彼“唐健”,但因为他把人民广场当作一项政绩,被网友戏称为,“虽然不是‘先走唐健’,却是“广场唐健’”。 2006年5月,一位女警察2005年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亲历新疆克拉玛依大火》成为网友们持续不断关注着的帖子,从5月持续至今,依然没有在浩瀚的网络中淹没。 在临近12周年纪念日的前几天,一个帖子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世界上一定会有一部电影叫〈克拉玛依大火〉》。人们共同期待。 >>>幸存者 川大的那个男孩不哭 他的头发已经被烧光,脸上的皮已经被烧掉,他的小手被烧得像木炭,全褪了皮。他从大火中站起来,独自走上前来营救的一辆面包车,一声没哭。那一年,他10岁。 麻醉剂渐渐失去药力,剧烈的疼痛慢慢袭来。由于被全身麻醉后不能喝水,父亲用棉花球沾了水,涂在他萎缩的唇上。他仍然没有流下一滴泪。那一年,他11岁。 他哭了,号啕大哭,那一年他20岁。因为,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那一年是2004年,他考上了四川大学。 12年前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和许多同学一样,10岁的李翔正坐在友谊馆第十排的观众席上等着看节目,可他的班主任突然把他拉了起来,让他快跑。很快,到处都是逃命的人。浓烟已经笼罩过来,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见同学们的一声声惨叫。但李翔没有哭,他摸索着逃了出来。 1995年的一天,北京某医院。李翔被全身麻醉后,医生给他的双耳和双手做了一次彻底的手术。手术后,李翔被送进麻醉恢复室里。看着年仅11岁的儿子牙关咬得越来越紧,父亲李聪知道麻醉剂的药力要过去了。儿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就是没有流出来。 李聪看了心疼,自己倒是先哭出声:“孩子!疼,你就哭吧!别硬撑啦!”倔强的李翔牙关咬得更紧了,硬没有哭出声。已经泣不成声的李聪哀求道:“孩子,你不哭,那就唱首歌吧!”孩子终于张开了嘴巴,歌声在空荡荡的恢复室里回荡,但那歌声比哭声更让人心碎。已经上了年纪的李聪在复述这 件往事时,还禁不住哭出声来。 经过两年左右的治疗,李翔最终回到了学校,并直接升入初三。聪明的他不但跟上了学习进程,还一直把在班级中领先的成绩保持到了高三,最终考上了四川大学。拿到通知书时,李翔突然痛哭起来,哭了足足有半个多小时!(综合南方都市报、新闻晨报) |
1994年12月8日下午6时10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的舞台上。几块被烤燃的纱幕布条忽然落在796名师生和干部面前。
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住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在场的26个官员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
这场震惊中外的克拉玛依大火带走288名学生和36名老师的生命,而当时距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的克拉玛依市官员却都“奇迹般”地生还。在这场大火的映照下,一句“让领导先走”,使当地政府官员最为卑鄙可耻的面目曝光于天下。
十多年后,当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时,情景已然不同。在此次黑龙江省洪灾中,不但沙兰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因可能涉嫌渎职被拘留,省长张左己甚至主动请罚,这些变化足以令人感到欣慰,尽管花了10余年的时间才完成这种转变听起来有点漫长。
悲剧仍在继续
克拉玛依的大火并没有引起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足够的重视,此后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生的灾难可以佐证这种推测,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2000年底的洛阳大火。
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在采访完洛阳大火后写了一篇名为“活在假设中”的采访手记,在这篇文章的末端,他这样写道:
“透过洛阳大火,你可以从肇事者,到现场人员,到经营者,再到政府管理人员,进而推及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看看他们都是何表现。你会发现,这每一个环节上的身份、地位、对社会的义务各不相同的人,好像都在或多或少地漠视生命,好像都在拿法令法规不当回事,好像都不在本本分分尽职尽责。”
这场大火让歌舞厅中的309条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生命被漠视到什么地步,才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意外”伤亡?更让人难过的是,洛阳大火并非2000年漠视生命的惟一案例,在那一年还发生了若干起无法排除人祸的惨剧:
3月11日,江西萍乡市上粟厥?氡夼诔Х⑸?卮蟊?ò福?背≌ㄋ?3人
3月29日,河南焦作市录像厅发生特大火灾,74人在大火中丧生。
4月6日,山东省德州市美丽华大酒店发生火灾,13人被烧死。
6月13日,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发生沉船事故,19人死亡。
6月22日,四川省合江县“榕建”渡轮翻沉,130人死亡。
6月30日上午,重庆垫江县沙坪镇特大鞭炮爆炸事故,10人死亡。
……
这些类似的灾难发生之后,没有人出来道歉、主动承担责任,甚至有的政府官员还互相推委责任。而故事的结局也大体相仿,某几个直接责任人(大多为老板)被判罚,伤亡者或其亲属得到数额不等的赔偿金。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
转变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民本位”思想迅速成为中国官员不得不正视的命题。引发这场变革的是一连串的突发性公共事件:SARS、大批房屋野蛮拆迁问题、孙志刚事件……
“短时间内一连串的问题正好交叉在一块儿,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很大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就会使得处在政治高层的领导敏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些民心集中到一块提出一个比较鲜明的政治观。”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严强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这种政治观就导致了原先的政治文化向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转变。
“高官问责制”就是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出台的。因在SARS事件中隐瞒实情,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被免职,当时很多人以为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高官问责制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开始体现在制度层面。
在两位官员被免职后不久,《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便被批准实施,《规定》中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此后,官员引咎辞职成了中国官场不再陌生的一道“风景线”。
2004年4月,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对2003年12月的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元宵灯会人员伤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业大厦特大火灾事故做出处理决定,同意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引咎辞职。其后,密云县县长和吉林市市长也先后辞去职务。此外,地方官员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后向老百姓主动道歉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参见2005年3月7日出版的《时代人物周报》专题报道《道歉,来自公仆的声音》)。
2003年还出台了许多跟“高官问责制”相类似的举措:废除“收容遣送”、禁止暴力行政,将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次写入宪法等等。国家本位逐渐向社会本位转变,官本位开始让位于民本位,所有的信号都在预示着官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们叫国富民强,强市富民,现在的口号都变过来了,叫民富国强,强民富市。”严强教授分析说,就是这样一个颠倒,尽管还是同样的文字,但是反应了基本的立足点、政治文化的重心发生了转变。( 时代人物周报 记者 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