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崩溃后，德国的残垣断壁上游荡的不仅仅是战败的呻吟和反省的自责，还有许多笑话。其中最经典的当属一个一句话笑话：“纳粹倒台后，每个德国人都声称自己家里藏过一个犹太人”。
柏林-马尔基什博物馆，摄于1937年
该博物馆曾在纳粹收缴的犹太人财产中获得了许多珍贵古董
这个笑话引起的只能是一声苦涩的自嘲——如果6000万德国人真的每家都藏过一个犹太人，那么举世惊骇的种族屠杀根本就不会发生。事实上，德国民众不仅鲜少有人冒着极大风险去藏匿犹太人，反而热衷于举报那些藏匿起来的犹太“种族污染分子”。譬如在维尔茨堡，“种族污染”案件中的57%都由普通市民提起，负责侦缉国家安全案件的盖世太保反倒很少积极主动参与调查。纳粹固然对举报告发加以鼓励，然而奖励并非是举报者肆意横行的主要原因。举报有时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因举报内容太过望风捕影而遭到盖世太保的申饬。甚至希特勒自己都在一次和司法部长的私下谈话中对举报成风大发牢骚：“我们生活在举报与人性罪恶的汪洋大海之中……任何诋毁他人的人马上也会遭人诋毁”。
成千上万的举报者并非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是普通人，虽然他们在举报时都打着响应官方清除种族污染号召的旗号，但真正的动机却千差万别：有的是因为嫉妒对方的身份、地位或是财产，有的是因为打压竞争对手，有的就是喜欢捕捉流言蜚语、刺探消息，看到自己举报成功而洋洋得意，还有的纯粹就是看对方不顺眼，于是随手举报。通过举报，他们响应了国家发出的号召，发泄了自己的嫉妒与怨怼，通过参与迫害他人，与当权者站在一起分享权力的快感。总而言之，举报这种在正常社会中受人鄙视的行径，在得到当权者的鼓励之后，形成了一股趋之若鹜的举报热潮——在这股热潮中，人人皆是帮凶。
“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的铭牌
这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陈词滥调：“平庸之恶”。这个汉娜·阿伦特发明的概念用得太滥，以至于像胡椒面一样可以随意洒在任何一个集体作恶的事件上。从表面上看，纳粹德国下普通民众的所作所为确实符合世人想象中的“平庸之恶”的概念。他们以响应号召、服从命令为名，去举报犹太人，告发自己的邻居，参与种族清洗的迫害狂潮，成为纳粹罪恶权力机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螺丝钉——这个说法确实找不出太多的瑕疵，但它却并未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人们究竟是如何参与（投身、或是转化）到纳粹所掀起的集体罪恶当中去的？
彼得·弗里切的《第三帝国的生与死》在某种程度上给了这个问题一个回答，尽管这个回答多少让人有些痛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一种幻想：大多数人只是上了纳粹的当，甚至也是谎言与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真的想要回答纳粹政权是如何成立并且运作的，那么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德国民众”和“纳粹党徒”这两个集体名词之间关系，而且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933~1945年，德国人以纳粹党徒的身份走了多远？
研究第三帝国史的历史学者，譬如声望卓著的理查德·埃文斯，在他的《第三帝国的到来》中确实指出了关键的一点，即纳粹德国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民众对纳粹党的政治支持很随意，关键的选民群体，如工人、农民，甚至是中产阶层的一部分，对新政权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所谓“纳粹是靠民众选举上台”这一流传已久的谬说完全不符合事实。
德军在民众簇拥下进入苏台德地区，摄于1938年
但真正关键的转变来自于纳粹正式掌权之后，不论之前在它上台时，民众是冷漠也好，怠惰也罢，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并且选择调适自己以便开始在新政权下继续生活。弗里切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一位德国人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日记来说明普通人是如何接受纳粹政权并且与之“共存”的。1938年9月，苏台德危机因希特勒要求吞并讲德语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而激化之际，克伦佩雷尔与他的妻子前往莱比锡的途中，在一处卡车停车场休息。当他们走进去时，屋里的收音机开始广播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的演讲。“开场行军，胜利的欢呼声，之后是戈林的讲话，讲的是德国的伟大崛起、富足、和平、劳动者的美好前景……“，不过克伦佩雷尔注意到虽然大家打招呼都把“希特勒万岁”挂在嘴边，但屋子里的人都在各忙各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关注收音机里在说什么（哪怕一秒）”。
这幅场景可以作为纳粹政权下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写照。但个中含义却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从善意的角度出发，这可以视为一个讽刺：民众忙于自己的生活，从而对纳粹的宣传叫嚷无动于衷，这是一种“沉默的抗争”。然而从一个角度来看，尽管纳粹的宣传口号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充当耳旁风的背景音，但也没有人去关掉收音机，他们已经对生活在这种洗脑宣传中习焉不察，与其说日常生活消解（对抗）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倒毋宁说这些宣传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了普通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麻木的支持”。
纳粹时期的德国民众，摄于1937年
后一种结论很让人难以接受，但从纳粹政权成立的角度来看，这恐怕是最符合事实的结论。当权者头脑中最稳固的统治自然是自上而下人人绝对效忠，然而这几乎是痴人说梦。现实中统治的稳固只需要民众不起而反对就已足够。希特勒和他的党羽非常清楚宣传与口号能力有限，不仅不足以吸引绝对大多数人，甚至连麾下的党徒都有可能对此麻木——但对统治的稳固性来说，没有人去反对这些宣传就已经是一种消极支持的表态。人们大可以忙着喝酒、抽烟、享受安闲的下午时光，只要让收音机播放纳粹的演讲，只要人们打招呼时习惯性地高喊“希特勒万岁”，只要没人走上前去关掉收音机，统治就会在静好的岁月中稳如泰山。
“对于那些明确拒绝参与的人，德国没有容纳他们的空间。谁也不能保持立场中立。”一位名叫卡尔·杜克费尔登的失业工人，在他的日记中如是记下了他父亲对他说的一句话，卡尔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纳粹的反对者，因此在一个铁杆纳粹支持者的家庭中显得格格不入。当他和妻子拒绝在五一庆祝活动中，对着庆典队列播放的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脱帽致意的第二天，他的父亲对他说了上述这段话。虽然父亲是个铁杆纳粹，但他说这番话的意思却只是为了告诫儿子，如果他明确拒绝参与其中有多危险。他可以消极地随声附和，可以随大流地脱帽致意，可以在喊“希特勒万岁”时言不由衷，但唯有这样做这个社会才有容纳他的空间。成千上万的人也正是出于融入社会这一目的而去调适自己去服从这些新的规则。
至于那些举报告密的人，他们当然是积极主动的帮凶，参与了实际的迫害行为。但他们毕竟只是少数，而那些沉默的人呢？他们是绝大多数人，为了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选择调适自己，与纳粹妥协，有时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生活被强行打破，有时则是从中牟取更多的好处。由于纳粹垄断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因此获取这些资源就意味着参与其中。卡尔在日记中写道，参加纳粹活动，可以获得免费餐饭或点心，体育比赛门票免费。1933年9月，卡尔的妹妹甚至以打折价格乘车前往纽伦堡，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纳粹集会。这对成千上万像卡尔一样不宽裕的德国普通家庭来说尤为具有吸引力。纳粹不仅垄断了作恶的能力，也垄断了行善的能力。就像社会福利救济，纳粹几乎将全国所有福利救济社团全部纳入到国家领导“公民福利协会”之下，行善救济的行为必须以纳粹的名义去做才是合法行为。就像希特勒在1935年“越冬救助”慈善救济运动开启仪式上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通过这样清楚的示范，我们继续震撼了大众的良知，让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再次意识到你们应当将自己视为国民同志中的一员，你们应当做出牺牲！我们向全世界表明德国人并非空谈'整体’，而是将“整体”看作我们应当为之尽心竭力之事”——纳粹宣扬的整体意志就通过社会慈善的方式灌注到民众心中。当然，像卡尔这样领取援助的人或许不会认同这种强加的整体意志，但他也只能对此沉默待之。
民众聚集在体育馆收听希特勒演讲
纳粹在日常生活领域发起的一次又一次运动，比如“越冬救助”运动，“快乐创造力量”的休闲假期，半强制性的免费观影和募捐，越来越频繁的游行庆典，固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节奏是一种打破，但也是一种表明存在感的方式，让纳粹国家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真切，越来越重要，让人们产生一种离开了纳粹国家便无法生存的错觉。虽然第三帝国的民众经常感到“被迫自愿”，不过“被迫”和“自愿”两个词同样重要。发自内心的同意和被迫的屈从贯穿于纳粹德国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不仅没有消解纳粹意识形态的魔力，反而成了纳粹政权得以成立的基础。这个观点听起来固然令人沮丧，但却是事实。为了生活，成千上万的人选择与纳粹妥协，去调适、去沉默、去服从，让那些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宣传口号和政策命令成为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反对将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集体屠杀的罪行，只会抱怨通往集中营的火车半夜发车惊扰了自己的睡眠；他们不会质疑将残疾者和精神病人送进焚尸炉的“安乐死”计划，只会对焚尸炉散发的烧焦恶臭大发牢骚。但他们被一纸征兵令推上战场送死时，他们也不会质疑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是何等贪婪与邪恶，只会更加憎恨那些守护国土顽强抵抗的敌军。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当他们最终搭上这辆疯狂的列车并且选择对自己周遭发生的一切不公不义视而不见时，当他们努力学习在强烈震颤的车厢里如何优雅地端起茶杯不会洒上一身时，当他们看着一个个无辜的人被抛出车窗碾碎在车轮之下却无动于衷时，当他们抱怨那些哀嚎的声音搅扰了自己的安眠时，他们最终随着列车一起冲下悬崖的命运就已注定。在本书的结尾，弗里彻引用了一位犹太幸存者的话：
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我看来，希特勒将这个世界分成了两半，在其中一半里开辟了灭绝区、折磨区、屠杀区，嗯，就像其中的一半是正常的——所谓的'正常’，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正常——还有另外那半个星球，我们从这半个星球被赶到那半个星球，然后再赶回来。”
每一个在不正常社会中企图维持正常生活，并对处处可见的不正常视而不见的人，都是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