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时，中国公众和国内外观察家普遍对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抱有美好的希望。但三年之后，对他抱有美好希望的人大减，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人大增。批评者公开或私下抱怨他对内在网络、新闻、教育、法律、民族关系等方面加强控制和镇压，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重启强迫被告自证有罪等践踏法律、践踏基本人权的做法；对外不必要地挑衅周边邻国，同时又大搞撒钱外交不管国内千百万穷人死活。
就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对习近平的看法的大转变而言，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是《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老资格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习近平上台之初，长期报道中国新闻并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纪思道热情洋溢地预测道，习近平不是以混日子为职业的前任胡锦涛，习近平是有抱负的人，因此，习大有可能采取一些大胆的改革措施，如把毛泽东遗体从天安门广场挪走，释放全世界唯一被监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
两年过后，随着习近平专制独裁的种种做法成为新常态，纪思道再发表文章，惊呼“天啊,我真是大错特错了!”
然而，在对习近平的批评声浪之中，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和总裁何频却声言，他对习近平依然持有某种希望，习近平还是有可能带领中国进入民主化的轨道，引领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为了阐述他的这一观点，何频还出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 ，雄心如梦》
鉴于何频长年对中共政权进行明确而尖锐的批评，他如今对习近平依然抱有希望的说法，在许多人看来颇有传播正能量、力挺习近平的味道。
何频正在转向或者已经转向了吗？
在就习近平集权问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何频表示，就唯有自由、民主、人权才是中国出路的价值观而言，就公众有批评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权利而言，他没有任何转向，也不会转向；他所说的习近平有可能带领中国进入民主化的轨道，引领中国加入世界文明主流，只是说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且这是中国转型成本最小的方式。
何频说，他希望习近平能注意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更希望中国的公众能注意到这样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是否能成为现实，一方面有赖于习近平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选择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另一方面则更有赖于中国民众为争取自己权利的保障、国家公平秩序的建立而尽到自己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推动习近平往正确的方向走。
何频在专访中详细陈述了习近平当下非常危险的处境，以及他对习近平前途的展望。他认为，这些展望按照实现可能性大小排列依次为：1.解決了部分问题、制造了新的问题，根本问题沒有解決；2.加强镇压强化独裁；3.锐意改革走向民主。
对当今中国社会弥漫上下的不安全感，何频有这样的描述：
“中国现在沒有人是安全的，习近平也不安全。现在的警卫部队那么庞大，那么厉害，那么神秘，就显示了习近平处境的危险程度。因为习近平反贪得罪了那么多官员和商人，即使不说官员和商人，他的权位也是中共党内不知多少人觊觎的。政治局开会，表面上都说是习总书记指示英明，但这些人心里却可能另有暗想，政变也就随时在酝酿中。”
以下是何频专访的全文第一部分。
政治局常委应废除
问：你先前给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印象是，你对中共政权一直持强烈的或明显的批评态度。但近来你在多个场合表示，你认为习近平有能力也有条件做一番有利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大事。许多人批评你正在转向，或者已经转向了。你要怎样回应？
答：读者有这样的问题，说明读者非常敏锐、敏感。但敏锐和敏感并不一定符合事实。
不知道你说的“许多人”是谁，我还没有看到有名有姓的人在严肃的媒体上说我转向了，更不用说许多人了。假如你说的是网上的匿名留言，或者不明来历、或者在不专业而又有強烈政治倾向的媒体上的文章，这种批评有的帮助了我的思考，有的则是與论黑洞，沒有办法对话。
现在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读者可能根据我的一些片段言论猜测我的意向。当然，我也要承认可能是因为我某些话讲得不是很清楚。但也有可能是读者没有完整地理解我的意思。现在，我希望能尽力把话说清楚。
我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感谢你的问题具有挑战性。因为我的思考还有很多盲点，你的问题也许可以帮我打开通道。
首先，对习近平集权的问题，在他还没有上台和刚上台的时候，我就多次提出习近平上台首先应当集权。我也表示对习近平集权寄予希望。几年前我写的几本书《中国：政改还是政变》、《中国预言》、《可以确定的中国未来》中，就已经展示了我的这个观点。这其实是一个政治常识：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集权。
几年前我在法国一所大学发表演讲。当时中国媒体正宣传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是“集体领导体制”，是“全世界最好的政治制度”。我在演讲时则批评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的制度是最不负责任的政体，他们各自为政，各自主宰自己的独立王国，这种体制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了当太上皇而设计的，目的就是让常委彼此掣肘，互相咬，他们（毛、邓）可以高高在上，合纵连横，拉一个，打一个。
但现在太上皇没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掌权，实际上总书记也只是其中一个位子，不是真实的最高掌权者，想做什么都做不成。胡锦涛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政法由周永康把持，宣传由李长春把持，人大吴邦国，总理温家宝，纪委吴官正，政协贾庆林，胡锦涛什么也不是，结果成了一个虚君，一个名义上的元首。胡锦涛有心做什么也做不成，何况常委中多数是江泽民的亲信，贪污腐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恶性发展和失控的。
这种坏体制当然要改，必须改。所谓集体领导是虚假的，跟民主没有丝毫关系，政治局常委们并不是互相牵制，而是大家都不管对方，各自为政，各自经营利益集团，当然暗地里也有争权夺利，但那不是权力受正常制约，是阴谋诡计，是潜伏的政变。中国最高领导人要做事，无论是要当皇帝，还是要当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还是要走向民主改革，都必须首先要拥有权力。
所以，我当时提出，习近平今后不管要往哪个方向走，集权是第一步。这是不应当有疑问的，是政治常态，也是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政治规律、政治现实的。我不认为这一点有什么好批评的。
相反，那种把政治局常委会的黑箱作业当成可以互相制约的集体体制，是一种不了解中共权力运作的说法。我主张政治局常委会应当尽快取消。现在其实已经废弃了，我希望名义上也取消。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集权的权力从何而来，你的权力要如何使用，你的权力是否受到监督？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习近平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他就是现有权了，这是一个即成事实。我们现在没办法把鸡变回蛋。但我们现在可以问的是：习近平集权之后要干什么。或者说，习近平集权之后会变成独裁者，还是会推动民主？对这个问题，我有怀疑、有疑虑，也有希望。
个人集权有很多结果，其中一个是领导人在集权之后变成独裁者，好处是可以更有效地按照他个人的愿望、理想来办事。危险在于，这个体制不公平、不安全、不可持续。独裁者没有了公开的制约，却有暗处的对手甚至杀手。权力运作往往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残酷，没有一个人（包括独裁者自己）在这个体制中是安全的。体制变得越来越错乱，最后导致灾难，这是人类历史上已经上演了几千年的老电影，剧情我们都太熟悉了。
在考虑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要说，我支持习近平集中权力，但同时认为他拥有权力之后如果走向独裁，他会陷入不可自拔的险境，个人危险、国家危险、世界也会危险。所以，我才希望习近平能看到他面前其实有一条宽阔大道，他有一个机会，一个巨大得可以改变全人类命运的机会。这机会就是走向宪政民主。
无体制改革反贪等于自残
问：希望当然是好事。但我们都知道，希望的基础必须是相当有可能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切实际的希望又名幻想，妄想，梦幻，白日梦，甚至是痴人说梦。在很多人认为习近平的独裁专制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肆无忌惮之际，你是否担心会有人批评你认为习近平有可能走你所说的宽阔大道是在做白日梦？具体地说，你认为习近平在走什么道路？你是否注意到中国国内外各方对他的批评越来越多？
答：事实是，习近平在走什么道路现在仍然不清晰，清晰的是他得罪了很多人。
他反腐败得到很多人支持，但不少人质疑他抓贪官的程序，批评他没有开始建立制约权力的机制。他频繁地在国际舞台上穿梭，但是得到欢迎的原因更多是来自手中的支票，而不是他掌控的中国拥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价值。他表现出平民作风，提出中国梦，主张依法治国，但这几年中国人权遭侵害的程度却比江胡时期要严重得多。
没有人否认习近平是想有一番作为的领导人。他的所作所为势必触犯一批人的利益，有人反对他并不奇怪。然而，我们作点细致分析，便会发现习近平已经身处险境，这就是，整个精英阶层的不满在日益上升，对他来说危机四伏。
在精英阶层当中，习近平得罪的第一批人是官僚阶层。在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却以反腐败的名义收拾一些官僚，自然使人不服气。我不是要为贪官辩护，不是要说被查的人没有贪污。我要说的是，造成他们贪污的是这个体制。这么多衣服从一个洗衣机洗出来全都烂了，肯定不是衣服的问题，而是洗衣机的问题。你整治衣服，不管那台洗衣机，这能行吗？这个赋予官员滥权、贪污、渎职的体制恰恰是中共造成的，现在却要个别官僚承担责任，这能算公平吗？能解决问题吗？
我喜欢拿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当例子。他为控告并告倒谷俊山贪污腐败而洋洋自得，好像他是个反贪勇士。其实，人家谷将军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直勤勤恳恳，到处装孙子，吹牛拍马多少年，费了多少劳苦，经历了多少辛酸，忍受了多少侮辱，不只受贿而且行贿了多少人，好不容易才当上中将。你刘源只是在中南海玩过儿童的木头玩具枪，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副省长，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上将，你不就是“红二代”吗？你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鄙视谷俊山？你的正气是从哪里来的？你不用吹牛拍马，不用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就可以当上将，这不是更黑暗、更腐败、更无耻吗？
幸好刘源没升上去。二三年前我在批《较量无声》的研讨会上便断言，刘源升不上去。习近平果然还有眼力。
但从反贪运动一开始，我就写文章说，这次反贪也会成为一个烂尾工程。反贪表面上是弘扬正气，但内在逻辑与“文革”、改革是相通的，其逻辑是拒绝将体制导入正常的文明轨道。不解决体制问题，反贪等于自残。
中共这一套干部体制就是让官员有机会贪污，有机会腐败，有机会胡来，只有让官员可以胡作非为，至少是享受特权，官员才能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成为干部。否则他为什么要成为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当官？凭共产主义理想？鬼都不会相信！你现在要他们当焦裕禄，不准他们再贪，他们能心甘情愿？
有意思的是，有官场的人对我说，其实被抓的贪官往往是能力很強的人，贪得少的人往往是能力较弱、胆子小的人。这个体制就是这样，把贪官压下去，上来的就是庸官和恶吏，更可怕。
现在中国官僚机构的官员不只是不作为的问题，而是心里充满怨恨，他们在等待风声过去，在看你的笑话，有人甚至是在伺机而动。这就给习近平埋下了一颗政治大炸弹。
商人和知识分子感到窒息
习近平得罪的第二批人是商人。中国商人有人很聪敏，有人很勤奋，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最有活力、最有能耐的一批人。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商人要是不参与官商勾结，他经商能有多大的戏吗？能有大发展、获得大利益，能成为大商人吗？有几个资产过亿的商人能告诉我，你跟权贵没有勾结，没有昧着良心办事、你的钱都是正大光明挣来的？
我不能说所有的中国商人都是这样，但绝对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商人必须跟官僚勾结，必须是有很多乌七八糟的肮脏交易，才能进入那个富豪榜。
现在习近平、王歧山反要把商人与权力的交易链斩断。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能够掠夺的资源越来越少，能够获取暴利的行业越来越少。发了大财的一些商人可以移民西方国家，但留下来的商人会真心支持、拥护习近平吗？这批商人中不少是黑白两道混出来的，他们现在被压住了，只能叹气，但也在运气，他们会寻找与权力的重新结合点，也会随时加入反习阵营。
习近平得罪的另一批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胡锦涛、江泽民时期也有很多的不满，对江胡也有很多的批评，对现状也有很多的反感，也抱怨新闻自由和高等教育受到了压制。但他们没想到现在情况会恶劣到这种程度。如今的大学教授要在特务学生和监视器的监视之下讲课，假如不照本宣科就会有大麻烦。
照本宣科讲课，这叫什么教授？用机器人不就行了吗？人文科学领域尤其需要的就是思想的活跃，需要的就是不同声音的交响、不同观点的碰撞。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国家的教育还能算什么呢？你干脆用机器人培养出机器人就可以了嘛。
无怪乎有人说现在大学教师、作家等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窒息程度是“文革”结束以来最严重的。
还有，对媒体、对出版的控制。本来媒体还支持习近平，认为习近平不容易，“文革”期间和之前他一家人受到这么多的迫害，他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他接地气，他了解情况，他是清明的。没想到中宣部对媒体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有人说这是刘云山、刘奇葆干的，但不少都把帐算到习近平头上。
这样，习近平的政治力量在哪里？权力基盘在哪里？当然，我想还是会有很多人拥护他的。出于很多因素，眼下支持习近平的人数还不会太少。我们可以假设还有百分之八十的民众支持他，他得罪的人算百分之二十。但这百分之二十却是大厦的栋梁。要是没有了栋梁，光有那么多块砖有什么用呢？
不错，玩民粹有用，民主选举数选票也有用。但是你要管理国家，需要官僚来运作政府、执行政策，需要商人来发展经济，需要知识分子激活这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培植核心竞争力。现在这几个领域的人都被压抑、窒息、打压，你究竟是要干什么呢，还能干什么呢？
很多人都在问：中国还会回到毛泽东一呼百应的“文革”时代吗？中国还会回到袁世凯胆敢恢复帝制的时代吗？中国会成为苏东垮台之后社会主义的全球复兴基地吗？中共真会完成中国人的民族复兴大梦吗？
三条路：雄心被淹沒的可能性最大
问：你这一连串反问问得好。但我也可以顺着你的反问再反问你，习近平以勇于固持己见而著称。至少，他的宣传班子是这么宣传他。批评者说他上台以来力排众议，多方面有声有色地恢复了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很多做法，如打击知识分子，打击批评者，搞个人崇拜，不懂装懂瞎指挥经济，强调思想改造/意识形态控制；他甚至超过毛泽东，提出毛泽东都没好意思提出的“妄议中央”的说法。关于“妄议中央”的问题，我后面还要问。我现在想问的是，很多人现在担心，以习近平的固执和巨大的权力，他很有可能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具有习近平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你有没有这种担心？
答：我首先要说，我没有这种担心。
具体说来，我认为习近平面前有三条路：一是走江胡老路，二是打造习氏帝国，三是将中国引入文明世界。其中的打造习氏帝国就是你所说的许多人的担心。我们接下来可以一条条来讨论。
第一条路，现在习近平还有一股气想做一番他心目中的大事。但几年下来，他可能就被体制同化了，灰心丧气了，最后也只好混个安全着陆，跟江泽民、胡锦涛一样。其实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江泽民、胡锦涛在台上都也一度努力想干点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废除劳教制度，都是大事。但这两人最终沒有历史可以记录的东西，因为体制还是僵制，沒有突破。
习近平动作大多了，反腐败就不用说了，军队这次改得面目全非。说是它中共军史上最牛的改革也不为过。习的胆识确实不小，但如果不是将军队国家化，以文明为标准看这种军改，就沒有真正值得赞扬的意义。
而且体制本身有巨大的惯性，或者体制的本质、规则沒有改。例如，习近平即使看中了某人，如果他只是一个副省部级，要将他破格提拔是不容易的，要想提拔一批人就更难了。所以还得用江、胡时代培养的人。
现在从浙江、福建上来的一些人，都卡在级別上。而且，这些人有局限性，多半是事务官。习似乎沒有別的办法找到优秀治国之才，尤其战略之才。这对习的能量的局限，几乎是決定性因素。
随着時间的推延，改革的阻力会越來越大，中共体制的恶性、劣性，一群无耻、无能、可恶的官僚，一些心智长期被驯化的民众，有可能慢慢淹没习近平的雄心。他也做了一些事，也喊了一些口号，可是最后只好沿着体制的惯性而为，成为中共某代领袖而已。
第二条路，打造习氏帝国。个人帝国已经有屡试不爽的经验教训。由于权力不是运行在安全轨道上，靠个人魅力、强权，独裁者非常不安全。因为不安全，他就会紧张和残暴。因为越来越紧张和残暴，独裁者的下场往往会很悲惨。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前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是现成的例子。
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得罪了官员、商人、知识分子，让他们都感到不安全，其实也使他自己没有安全感。你看他现在要多少警卫，要不停换警卫，不就是因为感觉到危险嘛。如果继续扩权下去，触犯的人就会越多，危险的机率就会越大，政变几乎随时可能发生。所以我几年前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是：《中国：政改还是政变》。
假如中国跟朝鲜一样完全封闭，或许打造习氏帝国还可以一试。但中国不是朝鲜，中国民智已开，中国经济靠着跟国际市场接轨而取得巨大发展。你不可能把自己的生存之道毁掉，也不可能将民众赶回毛泽东时代去。我相信中国不会回到“文革”时代。
与此同时，倒行逆施的成本，刚性维稳的成本会越来越大，最终会走向不可收拾的乱局。这种结局对习近平个人来说是危险的，悲惨的。中国人也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甚至超过“文化大革命”的代价，超过上世纪上半叶国共内战、日本侵华战争的代价。而且，这种结局对国际社会也是非常糟糕的，极具伤害性，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分量今非昔比。
我基本上不相信习近平愿意这样做。这样做对习近平没有好处，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这是一条没有赢家的道路。
然而，这几年的某些政策、口号、行为，的确显示出时光在倒流。这是中共思想理论枯竭所致，还是真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我更相信是一种精神错乱，是一种中了病毒的反应。因为其言行并不是清晰的、具有一贯性，而是矛盾的、摇摆的，没有人会真正信奉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听起来口气很硬，其实是夜行吹口哨。
的确，我们看到了中国一些人在极力将习近平往这条路上推，主要是太子党中一些糊涂人、是官僚体系中一些极力想往上爬的人、是那几个在媒体上讲疯话的人，尤其是这几年拚命将习近平塑造成“大大”的人。这些人中有的是恶吏，有的是价值错乱，更多的是政治投机。其实，无论习近平往什么方向走，一些现在最得意者最容易成为炮灰。中共历史从来如此。
习近平如果选择另一条道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虽然中国民主化转型跟许多国家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会有挫折、颠簸、曲折，但习近平只有选择民主化，才有给国家带来建立公平制度的可能性，才会给所有问题的解决找到一条通道，才可能有解。
习近平做出这种选择，成为国家民主转型的领导人，如果他想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我想现在没有人能对他构成真正挑战，肯定会获选为中国的总统。而他带领中国和平转型，会让中国，让全世界获益巨大，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在世界历史上一点也不亚于华盛顿的地位，因为他不只是带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融入了人类主流文明，而且使全世界从此都站在同一文明地平线上。
所以我在法国国际电台介绍我新近出版的《中国，雄心如梦》时说，习近平拥有巨大的机会，就是这个机会：这种对自己、对众人、对国家、对世界、对历史都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不做？
我相信习近平一直在思考这一点。熟悉他的人对我说，习近平深知中共体制的症结，而且习是一位心地敦厚，很有远见和定力的领导人，并不在乎一时得失，而是有志将中国带出丛林政治。
如果这个信息是可信的，那么今天习近平的一切言行，都可以看作是权宜之计，他在等待一个时机。然而，我必须很谨慎地看待这些信息。虽然这是最好的一条路，但在三条路中被选中的机率最小，不过机会本身的当量巨大。
即使希望很小，总比绝望好。作为一个海外自由媒体人、一个只能给祖国奉献想法的人，我不想对习近平一味地批评。假如仅仅是批评，很多人的批评比我尖锐得多，比我击中要害多了。要说吹捧，我更不是中宣部的对手。中宣部的力量多大，财力多雄厚，不但可以控制中国国内媒体，还可以到海外收买媒体，收买学者，收买比我有影响力的人吹捧。
不过，正是在这个自由的天空下，我的想象空间可以无限宽广，自然有利于我不受阻碍地思考中国的未来。我现在说出我的思考，不仅可以让习近平看清楚，也更可以让我们自己看清楚，中国走哪条路可能最安全，有利于我们最大和最好的利益，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和公平，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