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嬗变（上）

子 野
文章导读：
●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奋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启蒙、经济大发展、政治大蜕变、社会大分化和时代大变革。
●改革开放的目标：1、改革落后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2、改革党政合一的政治制度；3、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4、对外开放投资和市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改革开放之嬗变：1、第一次嬗变：本能的反应；2、第二次嬗变：贪婪的驱使；3、第三次嬗变：罪恶的绑架；4、第四次嬗变：本性的疯狂。
●改革开放的四个副产品：副产品之一：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副产品之二：造就了一个“新阶级”—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副产品之三：巩固了一个“后威权时代”的专制政体；副产品之四：努力建立一个统一在“共产”价值观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完成前伟大领袖“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大同” 的远大政治抱负。
●改革开放失败的原因：1、器物、制度、理念与思想三个层次的改革失于相互依存和促进，改革陷入“后发劣势”魔咒；2、“制度人格化”与“思维制度化”筑成的高墙，使改革难以突破；3、腐败是腐败体制的最顽强“卫道士”；4、片面理解开放和设定改革禁区，使体制失去了全面彻底变革的最后机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奋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启蒙、经济大发展、政治大蜕变、社会大分化和时代大变革；
在长达四十年的漫长行程中，改革开放始终在进步与保守之较量、光明与腐朽之博弈中艰难前行；在充斥着自由与正义的伸张、权力与金钱的勾兑；信念与道义的坚守、理想与道路的背叛中经历着一次次痛苦的崛起、挫折、失败、转寰、出卖和嬗变。

改革开放的“初心”及历史条件
“改革落后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党政合一的政治制度、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经济，对外开放投资和市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初心”和总体目标，也载入了共和国发展的史册。在历尽三十年“政治大清洗、生产大跃进、全民大饥荒、国际大封锁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之后，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但悬崖勒马，临危易辙，果断扭转国家前进的方向，其最急迫的主观出发点是拯救执政党，从经济发展中重新捡回被挥霍殆尽的执政“合法性”地位，以及岌岌可危的社会主义事业；客观目的是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进而推进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背景。
不管如何，这个顺天遂民的伟大创举还是得到了倍受“贫穷社会主义”摧残的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大众百姓对执政党的“拨乱反
正”充满期待，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创造历史的变革当中。
“我们这个体制，毛泽东用它来搞革命，而邓小平用它来搞改革。” 因此突兀了这场变革的应急仓促和先天不足。
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准备，从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任何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了开垦这块未来 “处女地”的唯一思想原则。
改革开放的组织准备，我们所依赖的体制，正是这场变革的改革对象之一。因此在这场“领袖意志+民意”与庞大的体制机构的博弈中，力量十分悬殊，注定了道路的坎坷和冲突的惨烈程度。
改革开放的“规划设计”准备，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并没有什么深思熟虑的总体规划或“顶层设计”。做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公，却是一位“世俗化”实用主义的政治领袖，他此时的思路和理论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其导师刘少奇当年“三自一包”和 “允许剥削”的层面，甚至还涉嫌“抄袭”了更早时期他“九评苏共”中所批判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那一套。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先试一试，不行就关了”，便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导航灯塔”。
但这位“总设计师”为党为国为民的理想和赤诚之心可鉴，他的“可爱”之处有二：一是独具慧眼地指定了一位思想开明的总书记和一位作风务实的总理，作为改开的“领路人”，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思维，使人民增强了信心。二是“无为而治”的风格给了人民群众无限的遐想空间和用武之地，因而激发了民间的巨大创造力。从农业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工业企业的“经营目标承包责任制”，都萌发于经济基层的神经末梢，进而得到官方的首肯和推广，这使得最初的改革开放，既体现了官方的意志，又顺应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取得了首战告捷的显著成效，形成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潮流的“蜜月期”。

第一次嬗变：本能的反应
严格来说，此时的改革开放，从终极目标、实现方式、到行进路径，无论是对于“总设计师”、领路人还是体制内外精英，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得益于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启蒙运动，极少数有思想有远见的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开始从两个维度来考量这场历史性变革的真正意义。一是历史的维度，严肃审视了从共产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百年历史，重新思考中国所走道路的现实得失及未来发展；二是从世界的维度，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国民开始窥视到“民主、自由、平等”的外部世界，开始寻找制度变革的参照系，试图勾画发展的朦胧路径，发出超越当时思想窠臼的呼声。从“西单民主墙”、“XXXX自由化倾向”到《河殇》的诘问，都是为了探索“中国向哪里走” 所留下的珍贵思想痕迹。这些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的勇气，萌发了最早的“制度改革派” 萌芽。
而对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本能性的诉求，起步于对贫穷的恐惧，和对财富的渴望，欲望远远超越变革落后体制的冲动和自觉。保住原有体制，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因此，他们只期待对体制做有限的“改良”—提高效率，而不容许对旧有利益格局“伤筋动骨”，更不能容忍他们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于是，这群旧体制的遗老遗少，就构成了能呼风唤雨的“体制改良派”，也为这场历史变革中的一波三折、转寰嬗变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黑猫白猫理论”和“先富论”的世俗口号一时盛行，招摇过市。替代了对市场经济本质的严肃探索和建设性的政治设计考量，大门一旦打开，天使与恶魔一同涌了进来。
“价格双轨制”， 从孤立的市场要素入手，本意是撕开旧体制的缺口，给干涸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以图塑造起新的市场机制。但却瞬间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空洞漩涡 ，来自体制内一批批手握特权的“白猫”，犹如苍蝇扑臭、饿狼扑肉般迅速地“商人化”，抢占先机，权力猝不及防地成为最抢手的“商品要素”。“先富起来”的“许可证”，竟然是凭家族政治资历和血缘裙带亲疏来领取的！这即使不在设计师们的预料当中，却犹在他们的默许之下。
念歪了的经和滥芋充数的“和尚”，使得市场化的进程一开始就走上了邪路，直接导致了“价格闯关”改革的败走麦城。实质上，改革落后经济体制的权力运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是改革开放的初衷，却被特权阶层偷梁换柱利用为与民逐利，捷足先登的近水楼台，遂演化成全社会“路怒以目”的体制顽疾。经过十年的积蓄和酝酿，愤怒的熔岩终究以“广场革命”的极端方式爆发了。
路径分歧，加之“欧东风云”的警钟效应，叠加成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弥漫笼罩在统治集团头顶。于是，在两年内连续废黜了两任党总书记之后，在顽固守旧的遗老势力的高压裹挟之下，总设计师向“体制改良派”缴械投降，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从此，“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面鲜明的官方改开旗帜，变脸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语焉不详，模棱两可的“混沌水”。
如果说，邓公启动改开的义举，是对山穷水尽的旧体制的背叛，而这第二次“对否定的否定”，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出卖“制度改革派”。与其说是这位实用主义政客见风使舵，善于变脸的政治惯性，不如说是出自统治集团“阶级属性”的本能反应。本能战胜了智商，恐惧践踏了理想。因此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遭遇了第一次嬗变：廉价庸俗的实用主义迅速堕落为“体制改良—发展经济—（权贵阶层）攫取财富—不掘祖坟—红色江山永固”的市侩化的政治功利准则。

第二次嬗变：贪婪的驱使
此后的改开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仍在继续，对外开放步伐更快，却呈现了两大特征：
1、开放经济，封闭政治。在商品经济的巨大诱惑下进入了“全民经商” 的黄金十三年。 “十亿人民八亿下海，剩下两亿站在岸边也在撒网”。被百姓深恶痛绝的权贵特权制度，在“坚持XXXX”的神圣庇护之下，非但不改，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贪污、纳贿、走私、寻租，在纸醉金迷和声色犬马中，权力肆无忌惮地货币化、财富化、挥霍化和犯罪化。高速发展的经济，成了权贵家族与冒险家们巧取豪夺的“饕餮盛宴”，而任何一项改革举措，都是给这场盛宴源源不断送上的“请柬”和“食材”。贪官污吏当道，腐化堕落成风，则为他们混水摸鱼，“闷声发大财” 撑起了一顶超级保护伞，因而成就了这一时期高速经济与腐败体制同床异梦的“奇葩姻缘”。
2、改革不涉制度，体改偷梁换柱。坚持用从所有权、控制权到经营权都已然发生背离和质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传统理论来禁锢改革实践，却对全民所有权益公平分配的机制建设避而不谈。表面上“肉烂在国有制的锅里”，实践中社会财富却在悄悄流失。权力与特权化的资本已经形成相互呼应和勾兑，操控着国资与国企改革的总体策划和操作细节，以市场化名义明修栈道，以改制为掩护暗度陈仓。将全民产权完成从“国家所有—政府所有—部门（集团）占有—家族控股—私人所有”的实质蜕变，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盘根错节、血脉相连的特权既得利益集团雏形浮出水面。在贪婪的驱使下，改革开放完成了第二次嬗变，权力与资本的交易由个体、局部、偶发的黑箱运作，迅速走向制度性、系统化和全局化的明目张胆犯罪。
国门打开，我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也引进了适应市场经济所需的生产组织手段。但是我们拒绝了代表现代文明的先进理念和治理模式，守着陈腐的“坛坛罐罐”舍不得打烂。结果是全盘承接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血腥最邪恶的“原罪”，十三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十三年的权力腐败，带来了十三年的社会堕落，形成了本时期改革开放的明显特征，中国陷入了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预料之中的“后发劣势”魔咒。“四个现代化”的理想伊甸园，早已沦为止于“器物革新”层面的“二次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终究走不出百年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改良思想窠臼。

第三次嬗变：罪恶的绑架
政治体制改革久攻不下，本时期改开另辟蹊径，提出了“建立法制，依法治国”的治理方向。这本不失为理性科学治国的进步，深得人民的赞赏。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制度建设，其实质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权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缺一不可的两大重要功能目标。任何只倡一端，压抑另侧的做法，都不过是“瞒天过海”和“掩耳盗铃”的愚蠢。在没有解决好权力授予程序的合法性、统治权代替治理权、以及权力监督“家法化”的三大根本性问题之前，法制建设很快就陷入了“法大还是权大”自相矛盾的窘境中。在理论上标榜“立法为民，依法治国”，宣传上声称“把权力装到笼子里”。而在理念上顽固执行“权大于法，立法治民”，实践上或以政代法、强奸法制；或野蛮执法、执法犯法。一旦政权与民众利益发生分歧或出现矛盾，“法制”就马上露出 “公权打手”的真实面目，不惜以“法治”之名践踏人权、剥夺权益、酷刑枉法、甚至草菅人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本性不改。由此种治民固权思维派生出来的“维稳”治理模式，公然凌驾法制之上，以人民为假想敌，以驯化民众为社会治理目标，高压恐怖手段无一不用其极。强占强拆、以黑欺良、强取豪夺、杀人越货，弹压底层民众维权诉求，残酷打击政治“异见”人士，铲除宗教自由信仰。如此法制，俨然成了一场践踏人权和法治理想的逆向“改革”。 
改革开放进入了新世纪，中国成功加入了WTO，有力促进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推动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因而带来了经济的连续爆发性增长，GDP规模跃上全球第二的地位，中国成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暴富”明星，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中国模式”也被自我陶醉为创造奇迹的“神器”。然而，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官方刻意压制相应的制度改革，分配公平和司法公正机制长期缺位，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形成畸形的“基尼系数”。又由于社会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营造了充满戾气、暴虐乖张的社会环境：欺诈的营商氛围、人人互害的生存链条、崩溃的信仰、沦丧的社会伦理和堕落的文化，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丑陋特征，成为改革开放派生的“副产品”之一。邓公曾说：如果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那就是失败，很不幸，这个端倪已然显现。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体制改良派”的代理人经过近三十年的攫取吞噬和苦心经营，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不法之财藏匿逃逸、销赃洗白—变身合法资本杀回市场，横扫侵吞、控股垄断社会财富的“资本变奏三部曲”。尔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国家经济的主命脉，固化了瓜分改开红利的基本格局，并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议和苗头，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匪夷所思的困局。层层权力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维护这个腐败体制的卫道士，既成为施行罪恶的帮凶，又是沆瀣一气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中国模式”，成为了“中国制造”的改革开放“副产品”之二—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最适宜土壤。
“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如果他们摧毁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在罪恶绑架之下，改革开放完成了第三次嬗变：一个米洛万?吉拉斯笔下的 “新阶级”—权贵资本集团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改革开放从此走向了穷途末路。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时任国务院总理近似哀鸣的告别词，盖棺定论宣告了“制度改革派” 的努力失败和“体制改良派”的逆袭成功，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理想的最后绝唱，也是对未来命运凶兆的一个占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