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刚刚换了工作。以前工作的公司很小，总共才十多人，员工在老板的虎视眈眈之下，只能整天埋头工作或者假装整天埋头工作，同事之间不大有太多时间交流。新公司规模较大，不用跟老板见面，管事的经理又是三天两头不在，员工们便不那么紧张，可以常常一起聊聊天，聊天气，饮食，活塞篮球队，老虎棒球队，还有正在举行的足球世界杯等等，偶尔还谈谈中国。这不，我到新公司才一个多月，就和好几位同事谈到关于中国的话题。

丹尼斯，退休警察，为人坦率热情，有三个成年的女儿。他退休前就在工作中用我们公司的软件，退休后便成了公司软件的质检员。我刚到公司时，在质检室学习软件的应用，跟他聊起来，有一次，不知为啥聊起台湾，丹尼斯问的问题很直截了当。

“你说台湾能独立吗？”丹尼斯问我。

“不能，”我回答，“除非他们能赢得自己的独立战争。”

“战争？你是说，台湾要独立，一定要经过一场战争？”丹尼斯问。

“当然。”我说。

我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一点历史课。中国历史太复杂，他不一定能领会，还是给他上美国历史课可能让他更有同感，于是我接着说，“你知道美国是如何获得独立的？对，是通过北美独立战争。在美国国土上发生的另一场战争，也就是南北战争，其实也是一场关于独立的战争，不过南方州输掉了战争，所以没能独立。台湾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有赢得独立战争，才能够实现独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丹尼斯眨巴着眼睛听我说，看起来听得还挺认真，于是我继续往下说，“台湾太小了，与整个中国对抗，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除非有美国的帮助。问题是，美国愿意为了台湾独立跟中国打一仗吗？你愿意美国为了台湾独立跟中国打一仗吗？”

“No, definitely not.”丹尼斯一脸严肃地回答。我知道，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了自己的选择。

前面，我一直用整个中国，中国这样的词，而没有说中国大陆，并不是我的疏忽，也不是为了吓唬丹尼斯，我认为这才是正确的说法。台湾如果不独立，还是宣称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那么在理论上讲，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还是两个对等的政权，都宣称自己代表法理意义上的大中国，即所谓一中各表。但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则台湾变成了地方分裂势力，便不再具有与大陆政权对等的地位了，这时，大陆发动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大陆政权，可以说这时大陆是在代表法理意义和传统意义上的全中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甚至包括海外数千万心向祖国统一的华人华侨（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说美国要干涉台海战争，就要和整个中国打一仗，并没有说错。丹尼斯应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质检室的另一位质检员叫帕克，一位很幽默风趣的矮矮胖胖的中年人。帕克结过婚，离了，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儿子轮流跟父母各住三天，帕克最期盼的就是轮到儿子跟他住的三天有周末在里面。帕克说他正在修一些有关中国的课程，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的铁路和火车，还有三峡工程。他常常念叨的是三峡工程淹了农田，破坏了环境，让农民无家可归之类的话题。这一天，他画了张中国地图给我看，我却觉得他画的中国地图越看越象美国版图，而且，他把新疆给整到东北那块去了。

我忍不住，拿起笔来重新给他画了幅中国地图，那是我熟悉的雄鸡版图，把新疆画到了它应该在的地方，在新疆的下方画了西藏。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帕克疑惑地问我。

“当然。”我说。

帕克眨巴着眼睛看着我好几秒，才回过神来说，“哦，你说对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他脑子里是否还转着别的念头，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干脆趁此机会把三峡工程的事也跟他说说，于是我在地图上画上长江以及沿江的一些城市，边画边说，“没错，长江上的电力工程是个极有争议的项目，即使在中国，也有很大的争议，而且的确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忽视，那就是中国面临极严重的电力短缺。别处不说，单是长江沿线，就有重庆，武汉，上海三座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还有南京，南昌，长沙等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一到夏天，这些城市的人民就要面临严重的供电不足。如果有别的方法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不建长江电力工程。但是有没有呢？没有。所以，长江电力工程只是个迫不得已的抉择。”

帕克听着我说，没有出声。

过了几天，他告诉我长江电力工程又有某某大坝合拢了，又淹了多少农田，破坏了多少自然景观云云。不过，他这一次在最后加上了一句话，“但是他们缺少电力，需要用电。希望他们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哈，总算多了点基于理解的同情。

纳森是与我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高个，大块头，乐于助人，在新公司，业务上我获他的帮助最多。他也跟帕克一样，结过婚，离了，有个八岁的女儿，女儿跟妈妈一起住在克利夫兰，每个夏天来底特律跟爸爸住六个星期。前段时间他换了公寓，买了新的家具，准备女儿的到来。上周他女儿过来了，所以这一周他气色极好，神采飞扬的。

纳森有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不过都是从美国的新闻媒体中得来的，谈到中国，极权独裁这样的词汇不断地从他嘴里蹦出来。我忍不住，也给他上了一堂关于中国的政治课。

我的这堂政治课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现在的中国当然说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但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极权独裁国家，而是一个介于民主与极权之间，或者说是一个正在由极权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中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多任期两届，这不，原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政府总理朱镕基都下去了，江做满两届，朱只做了一届，分别由胡锦涛和温家宝接任。当然，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头面人物，但是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不是某个政党的头面人物呢？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并不缺少民主的构架，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比照西方的议会制度而建立的，用以监督政府。不错，在地方上，官员都是上面任命的，但这种任命并不具有合法性，只有当地人大通过了这项任命之后才具有合法性。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任命会获得当地人大的通过，但通不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1989年6月，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市长选举，代表不满上面任命的候选人，原市委副书记蔡长松被代表们联名推举为候选人并顺利当选。1993年一月，浙江省人大也选掉了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葛洪升，将代表们联名推举的候选人万学远选为省长。同一年，贵州省也出现相同的情况，代表联名推举的候选人陈士能胜过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而当选为省长。

“嗯，有意思，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事情。”纳森说。

从那以后，纳森说起中国的时候，用词就小心多了。

我觉得，当我们在美国人中间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时，有助于脑子一根筋的美国人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如果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影响几个周围的美国人，集腋成裘，那么，最终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当现场有一个敢于坦率地说出自己观点的中国人在座，老美聊天时谈到中国时就会比较谨慎，不大敢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