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议论一下五四运动
今天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在此时机，想说几句对五四的看法，可能不太合乎时宜，但却本乎于实事求是。
五四发生在清末，背景是清朝大势已去，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当务之急。像周朝摇摇欲坠之前出现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样，当时各种思想逬出。五四运动的思想是当时围绕着中国应该走什么道理所提出的诸种思想之一。
目前，对五四思想正统的定性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其实这种定性与当时的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科学的思想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中就已经形成，民主思想在此之前的清末新政也已经确立，后来袁世凯的中华民国实行的内阁议会制与选举制就是沿袭清末新政的民主思想。
那么五四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思想呢? 特别是和当时其它诸思想相比，其特征是什么呢? 其实五四提倡的是革命的思想。实质是提倡中国应该彻底消灭过去的(文化)传统的革命道路。当时著名的口号是"打到孔家店"。行为是游行，火烧赵家楼，在山东捣毁孔子庙等。这些行为和其革命思想是一致的。当时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与推动者后来基本都成为了或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领导人。用清政府当时的说法，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是革命党。五四之后，一批革命团体与刊物接踵而出，大大地激发与助长了革命思想在中国的蔓延与普及。
社会也好，物理世界也好，出现问题时，其解决方法无非有两种。一个是革命的思想，扬弃过去，建立全新。另一种是改良的思想，革除蔽弊，保持优良。在解决清朝之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中国最终走的是革命的道路。虽然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两党，但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走的都是革命的道路，最后导致以武力解决问题。虽然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但文化基础相同，看来革命思想隐育于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后来中国的很多运动，例如文革都有五四的影子。依靠的都是向往理想的新世界的青年学生。
革命与改良孰优孰劣，可能和问题本身的性质有关。但观察自然界中的现象，比如生命的延续，是以进化的方式而非革命的方式进行的。从数学角度看，革命属于间断函数，是一个动荡的过程，改良属于连续函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间断函数相比于连续函数更难于优化。从道德观上看，革命显然没有进化更加温良恭简让。其实，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历史往往有很强的地域相似性)，日本与英国选择的是改良的道路，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由当时清政府提出的清末新政中也提出了君主立宪制，但最终中国 (和法国一样) 选择的是革命的道路。与五四的革命道路相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走的是改良的道路，显然是更加成功的。
需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五四，是历史上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五四。现在人们所说的五四，其实是一种符号，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而存在的。
五四之前国民党前身就已经存在,五四运动和国民党关系很大，对其也有影响。当时没有正式共产党组织，但其思想已经存在。后来共产党的很多领袖也是五四的推动者或者领袖(李大钊 陈独秀 张国涛 周恩来 等等)。五四之后 催生了一批革命组织与刊物。传播革命思想。
国共两党是对立的，但都是革命党。都是以革命为宗旨的党。在五四之后至今，中国都是在国共两党统治下的社会。历经很多革命运动。如果改良思想统治中国，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
"相似性" 的说法并不是说英日的相似性。而是说在那个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帝制与皇室都具有同样的命运。历史在不同地域往往有相同的时代性。比如火的应用，文字的出现等在世界各地虽然没有联系 但出现的时期是相近的，，说明人类的发展历程是有一定内部规律的(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是有前后因果关系的。例如不会用火就不可能有陶器时代与铜器时代等。没有电气化就不可能有信息化等)
其他尚有多处，无需一一详细讨论。 但有一点，比较重要。你先说 “历史往往有很强的地域相似性”； 紧接下来 你又说英国与日本都选择了改良的道路，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似乎是在影射说，英国与日本的地域相似性，导致了这两个国家的类似的道路。 其实，只要仔细读过这两个国家的历史的人都会知道。 日本与英国非但在历史、文化上迥相歧异，它们所实行的君主立宪 的内容，也是大不相同的。用一把 “君主立宪” 的大伞，并不能覆盖住所有的不同文化的 政体。 首先，英国的君王（或他的祖先） 是经由武力得到王位的。在权力结构上，这样的权力来自比较晚近的社会阶段。 日本的王室并非如此，它与神道宗教有分不开的关系。 换句话说，日本的王室属于社会进化的更古老阶段的残留。它没有像其它国家一样（例如英国），进化为俗世的权力结构。 日本社会有这种保守的趋势，不仅仅是王室，即便是普通人之间，仍保留一些中古时代的残留；直到二战以后，才略微有一些西方文化的冲击。 即使不说文化，我们看历史上的表现，也可以看出 英、日之间的迥然不同。 日本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伊藤博文有很大的影响。但伊藤博文死后二十七年，日本的立宪制还远远抵挡不住古老的日本传统，武士阶级的冲击。 1932年的 515事件 与 1936年的 226事变 都只是冰山的一个小角。 今天日本的立宪制度也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只要看看重要政治人物中有多少是豪族的后代就可不言自明了。
3）关于五四时代最有名的口号是 “打到孔家店” 一词，也是许多人误解了的。 这句口号并非源自 五四运动，而是源于一位在 陈独秀办的 《新青年》杂志上写文章的 吴虞。他写了一本书，请求 胡适给他作序。 胡的序文中提到了 “打孔家店”，意思是批判那些借了孔子儒家的招牌，却不真正实行的人。 但到了 中共的笔杆子 陈伯达的笔下，却成了 “打倒孔家店”。 多了一个字，意义迥非。 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其他人，最后以讹传讹，变成了 五四运动的口号。 其实，胡适在写 “打孔家店” 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民国十年（1921年）的六月，那是 五四游行之后的两年了，当然不可能是 五四当时流行的口号。
胡适与当时所谓 新文化运动 的赞成者，并未说过要与儒家或者传统中国文化决裂。 他注重的是那个 店字，即 挂着一个招牌却贩卖另一种货物的行为。 但后来引用这句口号的人，却把重点放到了 孔字上去，那就变成了一切与 儒家有关的都反对了。 这就为后来的 “批林批孔”、“儒法之争” 种下了远因。 但五四运动时却并没有这种思潮。
其次，你提到 火烧赵家楼 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很大的程度也有 以讹传讹的成分在内。第一，素来有谣传，说 点火的人是 后来做了国民党官员，又变为汉奸，最后因叛国罪被枪毙的 梅思平。其实那首先跳墙进入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不是北大学生，而是 北京高师的学生，湖南邵阳人 匡互生。当时群情激动，已无法知道是谁点的第一把火。 第二，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早有预谋，那是错误的。 当时的游行指挥是北大学生 傅斯年，是主张抗议仅仅限于游行，反对去 赵家楼曹汝霖的私宅的。 后来种种发展，都是意外的后果。
2) 你所说的五四运动导致了中国的两大政治势力的萌发，都在革命的方向上行得越远。 这可能与历史上的事实不大相符。 首先，五四运动与 共产党关系极小。共产主义的影响是在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在那之前，连正在北京学习俄文的瞿秋白（后来担任过中共总书记）都没有听说过。瞿的认识共产主义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势力东来之时。 中共最早期的领导人，理所当然的都是些学术界中有能力闻知外洋事务的，如 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但在一年半以后的五四运动时，他们的影响力极小，原因是他们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也知道得不多。毛泽东那时虽然已经初步的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经由李大钊在北大的活动中）但还在作到法国 勤工俭学 的打算。 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国，准备在新成立的南开大学念书。 60年后主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还在四川，也在希望去法国勤工俭学。 当时如果说有哪一个政治派系在努力主导政治思想的，只剩下保持实力在南方的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在北京有分支党部，那时北大教授里面与学生们有联系的如 德语教员 朱家骅（后来担任 国民党中央的 秘书长，在台湾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其他如 因五四而成名的几个大学生，如北大的 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梅思平，或者是国民党员，或者是 同情国民党、赞成革命的。 国民党当时并不坚持一定要革命，但当时的北洋政府以中央政权自居，完全无视于其他政治派系的要求。 一直到孙中山逝世前为止，包括 中山在内，都是愿意与北京政府商谈，藉着所谓的 国民会议，用和平手段达到改革。 但北洋政府因为 开放对话对自己一方不利，拒绝协商，于是最后弄到只能兵戎相见。
所以，五四并没有使革命团体立即涌现，那可能是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但事实上，北洋政府几年来的颟顸态势，早已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 一到巴黎和会上挫败，就失去了最后一个正统性的藉口了，因为实际上它无法在国际上捍卫中国的权益。
本来 五四运动所标榜的原则之一是德先生，也就是 民主，那么似乎应该容许 百家争鸣 的空间。 但是，我此处必须对你的文章提出异议，因为我觉得你似乎误解，或者说 错认了几项重要的事实。
1）五四运动 发生于 民国八年（基督教纪元 1919年），也就是说，它所面临的世界，是反清革命成功以后七年半以后的世界，而不再是爱新觉罗氏君临天下的清朝了。 这多出来的几年，是影响非常重大的。
首先，在此之前的民国六年（1917年），发生过 宣统逊帝 复辟的事件； 主其事者 是辫帅张勋（因为他手下的军队都还留着辫子 而得名）。复辟旋即失败，因为那个时候，仍然拥护帝制的遗老遗少已经寥寥无几了。
另一桩重大的事件是 发生了延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虽然与欧洲列强并无亲疏之分，但还是正式的对 德、奥等国的同盟国宣了战。 但虽然站对了边，成为战胜国之一，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的权益仍然被牺牲。战败国 德国在战前曾经在中国拥有租借地胶州湾（即现在的青岛市及其郊县）因为日本曾经派遣军队侵入青岛，并驻留不去，和会上决定将德国的租借地转交给日本。 这是 五四运动 发生的基本导火线之一。 当时的北洋政府，亦步亦趋，按部就班，在法理上等等一切站得住脚。但和会上主导地位的英、法等国，却不于理会，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山东的的主权当作筹码，交给了日本。 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挫败，便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使得许多学生不再能忍受，只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