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主要是他访问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最主要的是他与赵紫阳会谈，可惜的是他没有记录赵说的那句话--你懂的。
来自：Memoirs 作者：Mikhail Gorbachev，英文翻译是Wolf Jobst Siedler，由Doubleday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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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对苏联国内听到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中国关系新发展后的那种高兴心情记忆犹新。因此我们（包括我自己）对许多年里双方的冷淡、互相的羞辱、公开的冲突和最后的分裂而感到极大的警惕和担忧。我们的人民一般对我们的领导人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都不接受不赞同。
今天，当年分裂的原因都公开了，也被理解了。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无法接受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CPSU）二十大上的态度和他所披露的一些内情。中方认为这些是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沉重打击。争论开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都被卷入这场涉及所有左翼组织和运动的政治斗争。
中苏分裂还有另一个因素，中国方面对苏联拒绝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感到受到伤害和愤怒。我相信，苏方的拒绝是有客观理由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限制核扩散的思想已经被公认了。确实，赫鲁晓夫的决定也许不是根据这个原因而是想保持苏联对中国的控制。赫鲁晓夫真正的错误在于他大规模地从这个撤走苏联专家。中国方面认为他的这种作法太专横也是有一定理由的。
我们方面后来也并不是没有努力减少紧张局势，但是相对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做的不系统，也很不够。
积累了几十年的冲突就这么延续下去，这种惯性阻碍了变化的可能性，我们的领导中的大多数本来就不想改变这种状态，因为他们生长在深深的相互敌意的环境中。双方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外交家和专家们为减少紧张局势的哪怕是微弱的努力都被看作是国家利益的背叛。只有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激情，加上系统性的，艰难困苦的不懈工作才能建起新的互相信任的桥梁，来取代四分之一世纪前拆毁的老桥梁。
（P488）1988年12月初，我接待了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请他转告中国领导人，我们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且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向钱外长坦率地介绍了我们国内的情况，以及我们对外政策的新思维。钱外长转达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我的问候并邀请我访问中国。
1989年5月14日，我们飞抵北京。空气中满满的激动与期待，在降落前我们接到通知，欢迎仪式将立即在机场进行。。。。5月16日上午，我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他84岁，但是他在谈话中很活跃，很随意，没有稿子。他问我是否记得三年前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转达的一个信件，他建议，一旦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障碍消除，就与我见面。我说我很感谢这个步骤，他的信激发了我们的思路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P489）邓小平说：“今天我们可以正式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我们握手，邓小平补充道：安排在下午进行的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会谈将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他用了八个字来形容我们会见的结果：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们同意这个结论。双方都希望加强经济、文化、科学方面的交流、教育和培训。
我还想利用与邓的会面，推进中国和越南关系的正常化，但是我刚提出中越应该恢复对话，邓小平就回道：“只有苏联能影响越南。” 他不相信中越会谈没有苏联的影响能有任何成果。我跟邓小平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使用了很多老一代人的名词和用语，但是，他并不是语言的奴隶，而是让它们服从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他对历史事件和当下的发展都具真知卓见，我认为他对中国历史进程之所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关键是因为他丰富的经验和实用主义。
当天晚些时候我与赵紫阳会见时，整个会谈在良好愿望和互相理解中进行。会谈的主题不言而喻是改革。我们两党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对国家和社会都越来越民主化的环境中如何开展工作。
（P490）总书记主动谈到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太天真太简单，这很自然。他们以为他们只要提出一个口号，党和政府就可以在一天内解决他们的问题。目前，大家普遍感觉，党和政府部门与年轻人和学生互相不理解。我们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状态，他们也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我们国家是四世同堂，互相之间的理解非常重要，我属于第二代，学生是最小的一代，邓小平是第一代人。”我对他的观点的逻辑表示赞同，我们遇到相同的问题，我们也有我们的头脑发热分子。
然后赵紫阳似乎是自己问自己：“一党制能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它能对负面现象实施有效的控制吗？它能打击党和政府部门内的腐败吗？”
从赵的论点可以推断,中国领导人以及准备走政治改革之路，在一党制下，给群众更多的民主权力。他断定，假如这条不成功，就不可避免要实行多党制。另外他强调，有必要加强公民的宪法所授予的权利，同时要创造一个法律和民主的最佳关系。法律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民主必须依靠法律。赵紫阳说，中国人民非常关心苏联进行的政治改革。“知识分子对此尤其关心，他们要求中国向你们学习，模仿你们的作法。”
坦白地说，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会见时表现的这种开放性让我感到惊奇。会谈期间我一直在想这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所经历的内部权力和价值观的争斗。他是非常接近邓小平的改革者，一名新型政治家。（p491）很多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追随他。现在，赵紫阳面临着学生们民主化的挑战，他肯定知道很多人要求恢复秩序，因为学生示威是一种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但是示威者中很多人是他的追随者，这是他的困境。
5月18日，在政府驻地举行了欢送仪式后，我们前往飞机场，我们没有经过北京的市中心，但是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出来为我们送行，这不可能是政府组织的。我们到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市长朱熔基到机场欢迎我们。上海街道上也有很多人欢迎我们，有些纯粹是好奇，也有很多想表达对我们的友好。在莫斯科计划行程的时候，我就强调，除了北京，一定要访问上海。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另外选择上海也是因为我想见见江泽民。莫斯科得到的情报显示他是“新浪潮”（new wave）中最显著和有意思（interesting）的人之一，他是上海科技学院（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e显然莫斯科情报有误，应该是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代他在莫斯科的一间汽车厂实习，他从未扔下俄语，这在我跟他见面时得到验证。
江泽民对上海民众心态的深刻理解，也许加上他平和（calm）、不偏不倚（balanced）和待人亲切（gracious）的个性--这是他给我的印象--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上海的学生运动渐渐就自己沉寂下去了，没有演变成悲剧结局。因此，1989年6月，当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接替因学潮辞职的赵紫阳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江泽民当选并不是强硬派的胜利，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妥协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衡。提拔力推市场改革的朱熔基，在我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
除了跟中国领导人会见外，跟中国年轻人的接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甚至某种程度上没有预料到的印象。很多我们的中国专家说，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大多来自老一代中国人的怀旧。他们设想，中国年轻人成长于中苏争斗的年代，即使他们没有变得反苏，至少他们对苏联感到无所谓，乃至形成亲西方，亲美国的态度。在北京上海与中国年轻人的面对面交流，我们发现这些都不确实。年轻一代人，大学中学生、工人、坐办公室的有点犹豫地参加交谈，表达他们想到苏联过一段时间的愿望，我对他们那种生动、真纯的对我们国家发生的一切的兴趣以及对恢复我们两国关系的热情深深打动。
我记得一次我们从长城回来，遇到大队的示威人群，警卫人员想让我们车队转到一条小路上去，我要求他们直接开过去。看到我的车，学生们热情的欢迎我们，我停下来，走出车子，跟他们握手。现场秩序极为良好，示威者们自动组成一道人墙，我的车子缓缓施过，警卫车子跟在后面。
跟中国年轻人的接触，更让我相信我的不推迟访问时间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很多同志担心北京的学生示威会干扰我们访问的顺利进行。坦率地说，我们在莫斯科没有预料到示威的规模，示威的高潮正好与我到达北京的时间重合，但是这两者间没有关系，虽然一千二百多外国记者中的很多人想找到某种联系。
1990年4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苏联。1991年5月，江泽民来访，我们相见，就象老朋友一样，他访问了曾经工作过的Likhachev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