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很多中国人知道这句诗，恐怕不是自原作者王勃，而是来自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革命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在那个年代是家喻户晓，“阿”就是阿尔巴尼亚，中国人还都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和谢胡。
本帖来自The Artful Albanian: Memoirs of Enver Hoxha edited by Jon Halliday   Chatto & Windus 1986

霍查逝于1985年4月（出生于1908年10月18日），自1960年11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大会（Conference of Communist Parties），会上与苏联决裂，跟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之后25年里，他再没离开阿尔巴尼亚。自1970年代末，他开始写回忆录，从二战讲到1981年12月他的亲密战友谢胡（Mehmet Shehu）去世，谢胡后来被指为外国间谍。下面的“我”指霍查。这里博主我要加一句，本文是摘录霍查回忆录的内容，观点纯粹是霍查的，不代表博主的意见，尤其是他对中国的攻击。该书的编辑也指出，霍查的评论有很多个人色彩。另外，本帖内容可能有点乱，不喜勿入，因为主要是给自己准备的。

P5莫洛托夫在1947年对斯大林提到霍查时说他“非常英俊，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很有教养，不过在他身上你可以感觉到西方的影响。”

霍查跟铁托是死敌，1977年，中国跟南斯拉夫恢复关系以后，阿尔巴尼亚跟中国关系破裂。

霍查很反对个人崇拜，他批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更是严厉批评。

P9霍查说，他跟苏联决裂，原因之一是苏联要他给在1948年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后被他清洗的阿尔巴尼亚人平反，尤其是那时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党的第二号人物Koci Xoxe（好奇怪的名字），Xoxe于1949年被处死，官方说法是被枪毙，但是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铁托告诉他，谢胡亲手掐死了Xoxe。（不过赫鲁晓夫的某些说法似乎太离奇，令人不太敢相信，比如说贝利亚也是，说是被谁开枪打死）

P17 编者介绍中，编者说：关于中国的部分里，很明显地，霍查删了很多内容，首先，在发表的日记里，时间上有9个月左右的空白，编者相信，关于中国的部分经过了仔细的编辑，而且虽然写的是日记，但是开始就有发表的想法。

P144，霍查是坚定的支持斯大林的，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他声称，米高扬和赫鲁晓夫密谋杀害斯大林，他说这是米高扬自己在1960年2月告诉他的。米高扬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唯一区别是，毛泽东不会把敌人的头割掉，而斯大林会。。。在某个时候，我和赫鲁晓夫曾考虑组织一次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但是放弃了，因为我们担心党和人民不会理解。

P176，霍查1956年访问了中国，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在他的记录中，他强调毛泽东喜欢在别人讲话时插话的习惯，也不仔细听别人的讲的话，这些显然都让霍查很恼火。

P209,苏联元帅，朱可夫是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时，被赫鲁晓夫免职的，霍查对朱可夫是同情的，因为阿尔巴尼亚跟南斯拉夫不和，而朱可夫在访阿前也访问了南斯拉夫，朱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就我在南斯拉夫看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霍查看出，朱跟赫鲁晓夫思想不一致，就在朱离开阿尔巴尼亚那天，霍查知道他被解职了。

某年（霍查说记不清具体年份了）夏天，霍查在苏联南部度假，赫鲁晓夫和夫人，米高扬等都在，大家在屋外吃喝，朱可夫来了，赫鲁晓夫请他坐下，米高扬站起来对他说：我是礼仪主人，把杯子倒满。朱说：我不能喝酒，我身体不大好。米高扬说：我要你倒满，我在这主持，不是你主持。赫鲁晓夫夫人劝米高扬，赫鲁晓夫打圆场，跟米高扬开玩笑。朱可夫什么也没说，也没倒酒。

P221--，1960年2月，霍查带谢胡去苏联，他想让谢胡给他当一个证人。米高扬给他们介绍了中苏之间的分歧。米高扬加了一句，说我们只准备通知各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所以谢胡同志不要误解，不是我们不信任你，而是我们作出了这个决定。谢胡说：没关系，我可以离开。米高扬又说：不，留下吧。米高扬提到中国的百家争鸣，提到大跃进，个人崇拜等等。

P235，1960年11月，苏联召开世界共产党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刘少奇带队，邓小平发言，霍查和谢胡也去了。他说中国发言准备了几套方案，本来邓小平讲话的调子是想与苏联缓和关系，但是赫鲁晓夫的发言攻击中国，所以邓的发言也作了变化，坚决反击苏联修正主义。霍查和谢胡跟苏联领导人也吵得很厉害，会还没开完他们就走了，而且没坐飞机，怕苏联人作手脚，他们坐火车，尽量快地离开共产党国家的领土，经过奥地利和意大利，回到阿尔巴尼亚，从此，霍查再也没有访问其它国家。

P237，霍查发现他们在苏联住处除了厕所，到处被安置了窃听器。所以他们就在厕所里谈话，苏联人知道以后，派人假装修厕所，想在厕所里也装上窃听器，结果被阿尔巴尼亚人抓了现行。阿尔巴尼亚使馆也装满了窃听器。

P176，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毛泽东，对他我们知道的，都来自苏联方面。我们也没有机会读毛泽东的书，据说他是个哲学家，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我们衷心地为中国1949年10月的胜利感到高兴。1956年8月底，我们启程出访中国，同时顺路先访问了蒙古，北朝鲜。（p177）9月7日，我们到达平壤，与金日成会见，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发生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大会之后，朝鲜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会，政治局两名成员站起来提到苏共20大，也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在朝鲜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也没有与个人崇拜进行斗争。他们说：我们没有根据苏共20大的路线获得经济和政治的成果，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些不称职的人。金日成接着说：换句话说，他们攻击领导层（leadership）的路线和团结，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起来反对他们。我问：对他们采取了什么政策呢？金日成回答：全会批评了他们，就这些。他又说：这件事之后，他们逃到中国去了。我们中央委员会写信给中国领导，说此两人是反党份子，逃跑本身也是犯罪，请中国一定要把他们交还给朝鲜，但是中国只到今天都没有交还。我们告诉他，在阿尔巴尼亚，也有反党分子在苏共20大后反党反中央，这是由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分子们鼓动的，我们立即把他们给摧毁了。

几天后，我们到了北京，在一次跟波诺马廖夫的会谈中，我提出朝鲜逃犯的事情，他回答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给金日成提了我们的建议。我说：你给他提了建议?为什么?波诺马廖夫说：恩维尔同志，朝鲜的情况不是太好，他们僵在那了，需要冷静一些。我跟波诺马廖夫说：我不是谈朝鲜的一般状况，因为我一点都不了解。我是说一个具体问题，政治局两名成员反对他们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然后跑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了，金日成在其中有什么错呢？波诺马廖夫坚持道：朝鲜同志犯了错误，他们没有按照20大上作出的决定采取措施，这就是为什么两名政治局成员起来反对。中国同志也反对，他们告诉金日成，如果他不采取措施，中国不会把两个避难的人交还给朝鲜。波诺马廖夫又说就这几天，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招开了全体会议，同意要改正错误，后来两名逃跑的人也回朝鲜并回到他们政治局的位置上，金日成不得不低头，作出让步。这是苏中两方面的压力，由米高扬挑头，他带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国参加中共8大，没等会议结束，就与彭德怀一起去了朝鲜，迫金日成就范。

我们是9月13日到达北京，他们组织了群众、鲜花和音乐欢迎我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一些我没记住名字的人到机场欢迎我们。我们跟他们交换了一些欢迎和感谢的话，几乎对付不了那些客套话：伟大光荣，伟大的支持，来自遥远的欧洲前线的兄弟，请给我们提意见，等等，等等，这些语言在接下来几年里都要把我们埋到脖子深了。当时这些用语还没有给我们留下负面印象，我们以为都是中国人单纯和谦虚的表现。

毛泽东在大会间隙在邻接的房间里接见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我们走进会见厅的时候，毛站起来，略微躬了下身，伸出了手，和我们每个人微笑握手，我们都坐了下来。毛泽东开始说话，他说很高兴有朋友从遥远的阿尔巴尼亚来，他说了些关于我们人民的话，说我们是勇敢、英雄的人民。他说：我们非常敬佩你们的人民，你们比我们解放的时间要早很多。然后他就问我：你们跟南斯拉夫之间怎么样了？我回答：冷淡（cold）。我发现他立即表现出吃惊，我想：他显然不熟悉我们跟南斯拉夫的情况，所以我开始解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南斯拉夫领导层反阿尔巴尼亚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我期待着毛泽东的反应，但是仅仅注意到，毛只是表现出吃惊，时不时看看其他中国同志。毛说：这个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同志对南斯拉夫同志没有犯错误，南斯拉夫同志对阿尔巴尼亚同志也没有犯错误，这里情报局（可能是指共产国际情报局？）犯了大错。我回答道：虽然我们没有参加情报局，但是我们支持它的著名的分析，和它对于南斯拉夫领导层的行为的立场，并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铁托是个死不改悔的叛徒（renegade）。毛还没有听完我说的话的翻译就问我：“你对斯大林怎么看？”我说：“我们党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有全面优点（all-round merits）的领导人，他是列宁忠实的学生，继续列宁的事业，是。。。”毛打断了我：“你们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讲话吗？”我回答：“没有，以后我们也不会发表的。”他说：“你们阿尔巴尼亚同志做的很对，你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做的跟你们一样，只要苏联领导不正式发表这个报告，我们没有理由象有些人做的那样（发表这份报告）。”他停了一下又说：“斯大林对我们犯过错误，比如1927年。他对南斯拉夫同志也犯过错误。”毛继续用平静的语调低声说：“一个人要前进不可能不犯错。”他问我：“你们党犯过错误吗？”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说没有犯过错误，但重要的是，我们努力尽量少犯或不犯错误，同时，发现了错误以后就立即努力消除它们。”但是我太急了，伟大的哲学家想说的是其它的观点：“犯错误是必须的，不从错误中学习，党就不能受教育，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到处都遇到毛泽东的这种教育方法。中共8大会议上，我们听到李立三作自我批评：“我犯了错误，但是党帮助我。同志们，我要求你们帮助我，因为我可能还会犯错误。”

回到与毛泽东的会见。我继续谈南斯拉夫，我说了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者们在1956年4月地拉那的阿尔巴尼亚党代表会议上，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进行的阴谋活动。我说：“在我们看来，他们是死不改悔的。”毛的中国式的回答跟当时的语境不着调（out of context）：“你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们感谢他的邀请，感谢他接见我们，也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们的援助。毛插话：“不要感谢我们，第一，我们的援助很少”，他勾起一个指头，“第二，我们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家庭的成员，所以就象是从一只手到了另一只手一样。”他又勾起了第二个指头。我们又感谢了他，站了起来，大家一起拍了像，又握了手，然后就走了。

说真的，我们的印象跟我们预期的不同，我跟谢胡和阿利亚（Ramiz Alia）讨论了我们听到的话，跟毛的谈话没有任何对我们有价值的建设性的内容，这次会见对我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礼节性的姿态，我们尤其失望的是从毛嘴里听来的关于情报局、斯大林和南斯拉夫的问题。而八大的议程更让我们吃惊和担忧，八大的主张完全是建立在苏共20大的理论之上，某些方面，赫鲁晓夫的观点被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发展了。我们觉得，现代修正主义也影响到中国了。。。。

P183，毛泽东的百花和百家，在八大上得到齐放和争鸣。毛泽东百花齐放的理论，由陆定一在1956年5月广为宣传，成为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关于言论自由和人民自由交流的理论和实践。

P184，后来我回忆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想搞清楚这1956年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怎么改变方向的，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反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比如，1960年，中国共产党似乎是强烈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战斗中并肩作战。

P255 Friday July 5, 1963, 

中国代表团由邓小平代队到达莫斯科，他们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非常盛大欢送仪式，象婚礼一样。而莫斯科的迎接冷的象个葬礼。

Thursday, July 11,1963

陈毅招见我们驻北京大使Reiz Malile，告诉他莫斯科会议可能会暂停，以后再开。陈毅强调，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就赫鲁晓夫发了一阵牢骚后，他说：我们必须要防止他走向修正主义，防止他投降，becaue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the Soviet people。最后他下结论说：我们一直会揭发他。

中国同志也有摇摆（vancillation），前一分钟上，后一分钟下，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也对自己的战术（tactics）不清楚，很软弱，经常被苏联人的压力所威慑。今天中国人说赫鲁晓夫的，恰是昨天赫鲁晓夫说铁托的。最后他们又跟铁托和好了，中国人真是可怜！（Too bad about the Chinese!)

P256 Thursday January 9，1964 周恩来今天离开了我们国家。。。重要的是，中国同志现在对赫鲁晓夫不再有幻想了，和我们一样，他们认为他是不可改悔的叛徒。但是周恩来就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所应当采取的策略所说的，有点冗长（long-winded）。。。我们跟周恩来坦率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强调我们不会跟赫鲁晓夫妥协。。。这点上面，周恩来没有象我们那样，明确表达他的态度，他只是说他赞成我们的立场。他同意我们表达的关于赫鲁晓夫的观点，最后，借口翻译官可能没有翻译好，他又加了一句：当他说妥协的时候（这里妥协不是指跟赫鲁晓夫的妥协），他想说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妥协（Maxist-Leninist compromise）。。。

。。。。。。。。    

P257 Friday， April 17，1964

（莫斯科，赫鲁晓夫生日，被授予勋章。）。。。。给赫鲁晓夫的贺电来自四面八方，最难看（unpleasant）和完全错误的一封来自中国同志。中国的贺电是用脚写的，不是用大脑写的。。。他们的行为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错误。。。我们要找个机会，即使不直接也要间接地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取消他的“地拉那荣誉市民”的称号，因为这个叛徒不符合这个称号。

Tuesday，Sept 14，1964

中国同志对斯大林的不满肯定有日子了，这在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的声明中很明显，他说当他在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时候，他就象个学校学生（school boy）一样，我们是兄弟党，但是地位不一样。而我们遇到赫鲁晓夫时，毛又说，我们真的象兄弟一样。

。。。我不知道斯大林是怎么接待毛泽东的，但是我个人跟斯大林见过很多次，他每次都在各方面给我一种平等的同志的感觉，有一种亲密的气氛。他在自己家里接见我，亲手给我递菜盘子，把服务员打发走，我们都站起来，招待对方，就象在自己家一样。斯大林拉着我的手臂，带我在花园里散步，好多次为了我忙得很累，尽力照顾我，还非要我带上帽子以免着凉，甚至给我指点厕所在哪，万一我需要用。

。。。既然斯大林对我采取的是无产阶级同志的姿态，可以想象他对毛泽东作为一个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共产党领导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友好的态度。

。。。。。。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毛泽东的这些话，他是想对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死后，我们两国两党站在了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们两人，应该携手领导革命运动？（这并没有让赫鲁晓夫高兴，尽管他们给他撒了一大堆花，他坐在那吹胡子瞪眼又担心）或者他是不是想对赫鲁晓夫说：你是一个新人（new boy），我会帮你走上正确的道路？

       。。。（中国人）决定了十篇基本的理论文章，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准备每十五天发表一篇。十四个月过去了，第十篇还没发表。[这应该指的中共的“九评”，可能开始想发表十篇，最后没有第十。]，这期间，修正主义者们发表了千百篇--没有夸张--文章。

P258

中国同志在很多态度上自我矛盾。。。。P259。。。。昨天对于中国来说，铁托是叛徒；后来他又被恢复名誉了，然后他又成为叛徒了；现在，根据李先念说的，这个大叛徒变成了一个小恶魔（minor devil）。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中国人反应很慢，理解事情也非常慢。。。

P260，[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邓小平还表示，他们对于我们所说的，斯大林在欧洲边境问题上作为是正确的，这点他不同意。。。

中国同志对于罗马尼亚路线采取了一个没有原则性的立场

P261，[邓小平谈罗马尼亚]他公开地说：1.罗马尼亚人即不听我们的，也不听你们的，也不听铁托的；2.罗马尼亚人是坚定地反赫鲁晓夫的，因此我们决定跟他们合作；3.我们决定跟罗马尼亚人交往时，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在一边。

。。。。

我们的敌人的敌人，当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上和我们一致的时候，可以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的敌人的敌人，可以在若干问题上与我们是暂时的同盟，但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向他们让步，这一点必须很明确地向他们表明，不能向他们隐瞒我们的路线和原则；

星期六，1964年10月31日

周恩来表达的观点，和他向大使们表达这些观点的方式，充满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国大党情绪，这些都要批评。。。中国人对自己想要采取的行动，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也没有政治的成熟性，更不用说意识形态的成熟性。

P263， 1964年11月21日，星期六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失败

周恩来象拿破仑一样去莫斯科，回来也象拿破仑，他经受了一次很不光彩的失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的信誉由于周恩来受到损失，我对此表示遗憾。莫斯科的修正主义者向他挑衅，损害了他的信誉，也使他蒙羞。如果这仅仅是针对怀有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观点的周恩来，我会说，活该。但这不是一个主观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代表的意义。。。中国同志与苏联人会见了四次，中国人折翼而归（shaven and shorn）。苏联人很冷淡地接待他们，对他们说：别以为我们会改变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也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建立的。那么中国人要改正你们的错误。我们听说的是，苏联还说了更难听的话。马林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说：我们推翻了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还不扔了那双老破鞋（galosh），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回答，后来宴请勃列日涅夫、柯希金、米高扬等，跟他们说：马林诺夫斯基侮辱了我，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想呢？米高扬回答说马林诺夫斯基犯了个错误，（当越南人告诉米高扬，马林诺夫斯基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时，米高扬跟他们说了相同的话），勃列日涅夫解释说：据说马林诺夫斯基当时醉了，他必须作自我批评。周恩来告诉这些人，我会把这些向毛主席汇报。

马林诺夫斯基也冒犯了贺龙，跟他说：既然你装得很谦虚，为什么不穿你的旧服装来呢？却穿上这么一套漂亮的衣服？

P266 星期二，1966年9月9日

近几个月来，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中国人把个人崇拜几乎发展成了宗教，把毛推上一个令人作呕（sickening）的地步，一点不考虑这对革命事业的伤害，更不用说这种作法的谎谬性。中国的宣传作了些什么呢？毛泽东是照亮世界的红太阳，他是人类历史上无匹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世界上任何人任何时候有了任何问题，只要他去读毛泽东语录，让毛泽东思想去激励你。

P267，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观察到某些问题，主要是无产阶级文化起于中国，止于中国，世界上的其它事都不好，人类思想里正面和进步的内容没有任何价值，只有毛泽东和中国文化才有价值。这种思潮很不健康、很危险，对知识分子的惩处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

象中国那样，容忍学生发泄排外情绪，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P270 星期二，1966年9月20日，红卫兵的行为没有领导，也没有控制。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已经离开四、五个月了，回国参加劳动[也许是劳动改造]。这种说法无法接受，他需要劳动那么长时间吗？地拉那中国大使馆的其他人员象木乃伊一样沉默，也不外出。

P271 星期一，1966年9月26日

今年5月，我们的一个代表团在中国，毛泽东对我们同志说：他们说我是哲学家，思想家。。。不，说的不对，我是一个军人（armyman）。。。毛还跟我们的同志谈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于一个地区书记可以为了一磅猪肉就出卖自己。

。。。。

P272，中国人还表现出不谦虚：你站在毛泽东思想一边，你就是马列主义者，你如果问些很自然，很公平的问题，你就很值得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

。。。。

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在日本某个地区，一百名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旗帜下暴动；缅甸、印度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下进行革命。

P273 对陈毅来说，马里共和国政府允许毛主席语录的发行，这是一个伟大胜利。这很可悲，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在印发这些语录，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众所周知，法国的资产阶级对马里有严格的控制，他们知道如何远离中国的影响。

P274 1967年7月29日，星期六

中国关上了大门

我们在北京大使馆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事可做，没有会议。即使偶遇一位外交部的官员，他也不对我们同志说任何话，可能他什么也不了解，也可能因为他不敢说，或者中国人生存原则是孤立。同时，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完全不存在了，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大使了，所有其他人都保持一片死寂（dead silent），他们散步，参观，对我们国家说些好话，对他们自己的国家，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字没有，绝对没有。

P275  1969年9月15日，星期一 周恩来会见柯西金

我们曾怀疑周恩来与柯西金在胡志明葬礼上可能会面，周恩来擅长于这种政治动作。当周恩来在柯西金到达前离开河内，我们很高兴，多么坚定的立场！中国人甚至看都不想看柯西金，更不用说跟他握手。。。

胡志明葬礼后，Rita Marko[一位阿尔巴尼亚领导]被邀请访华，他们对Rita或者在地拉那的我们只字不提，就在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见面那天，Rita与康生和其他人会见。就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康生告诉Rita，柯西金离开河内后，有可能在北京机场停留。其实，就在此时此刻，周恩来跟柯西金在机场会谈。Rita大惊，说：这样的事怎么可能？他们谈什么呢？康生毫不知羞耻地回答：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故意在会见结束时说完这些话后，他们就走了。从Rita发给我们的第一份电报中，我们了解到，周恩来告诉他，他跟柯西金谈了如下事宜：

1. 边境问题必须解决，直到边境问题解决：

A. 必须维持现状

B. 停止攻击

C. 双方从有争议地区撤军

2. 要解决与铁路，河流，海洋及航行有关的问题。。。

4. 互派大使

中国方面对这些会谈设定的先决条件：

1. 意识形态争议不能停

2. 中国的原子弹基地不能受到苏联的攻击，否则就是全面战争。

根据Rita的电报，周恩来又说：柯西金原则上接受了这几点，他将向上面报告。。。这次会见是由苏联方面要求进行的，因为他们的内部情况处在一个危机时刻，柯西金是个鸽派，他曾三次递交了辞呈。通过这些会谈，他们想给美国增加压力。

。。。。

P277在整整三年里，中国的外交处在彻底的休眠中。现在她醒过来，干的第一件轰动性的事是向沙皇柯西金伸出了手。周恩来同志，不管你怎么摆弄这件事，你永远不能让我们信服，我们还是能分清黑白的。

P278，1969年9月19日，星期五，Rita回来了，我们了解得更具体了。

当Rita表示，跟柯西金的会见是个错误的举动，周恩来生气地回答：你是个极端分子！这话很不象是对同志说的。无疑，这是周恩来对我们领导层的修正主义的定性。在他的解释中，周恩来甚至无意掩藏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也暗示我们也应该跟苏联缓解紧张局势。他的理由是：

1. 苏联想攻击我们，集结了部队，但是现在没有进攻的意图

2. 苏联领导人都是笨蛋，尼克松也这么说过。

3. 苏联的将军和元帅们都没什么能力，尼克松也这么说过

4. 苏联领导人分为鹰派和鸽派，苏联想要和平，我们必须缓解紧张局势，支持鸽派。

5. 苏联失去了对其卫星国的权威和控制（因此中国要帮助他们恢复这些权威和控制）

6. 苏联在莫斯科会议上信誉扫地（因此中国要帮助他们恢复信誉）

7. 苏联应该对美国施加压力（因此中国要帮助他们这么干）

列举了这几点后，周恩来下结论说，缓解紧张局势是有利的。问题来了：对谁有利？对周恩来来说，对中国有利，对我们来说，对苏联和中国的修正主义派，以及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有利。

周恩来与Rita谈得很不高兴，他虽然邀请Rita参加一个宴会，但宴会上没有向我们的领导人祝酒，这只是个疏忽吗？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他忘了，康生为什么不提醒他？第二天，Rita离开北京时，康生和李先念在机场分别把Rita拉到一边，代表周恩来请求Rita原谅，昨天晚上忘了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健康祝酒。他们甚至到了用这种伎俩的地步！

P279，1969年10月1日，星期三 与中国大使会谈

中国大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讲了话，祝了酒以后，我的开场白提到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的会谈，很明显，他预料到了，我观察到他的翻译在之前我的讲话时，没有记录，把我讲的全部直接翻译出来，当我谈这一点的时候，翻译拿出了笔和本子，开始记录。这样也好，不过这取决于他如何忠实地翻译我的话。我说，Rita向我们报告了他跟周恩来在北京的谈话，作为同志，我很诚恳地跟你们说，我们觉得周恩来这次跟柯西金在北京的未预计的会见是不正确的，不恰当的。我对他说：我们要警惕苏联修正主义敌人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武装起来。我对大使说，我们的观点是，苏联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跟中国开战。今天他们是虚张声势，恐吓。

大使听我说完，对我表示感谢，其它的他不知道说什么。他只是说：首先我（大使）也不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然后，我对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有信心，我们中国人向您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的友谊，等等。晚宴很顺利，很亲切。

P281，1969年12月3日，星期三

李先念来了，跟我们的同志，他连最起码的政治问题都没有谈，我们以为他会在跟我的谈话中至少说些什么，我试着把谈话以友好的方式向政治话题上转移，他什么都不说。最后，他好不知耻（utter shamelessness）地说：我去罗马尼亚时，在机场他们问我，跟苏联谈的怎么样？我回答说，苏联人不想把这些谈话公开。说完这些，别的什么也没说，李先念看了看表，说要告辞了，因为你们很忙。[这点可能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从别人家告辞时都会说：我走了，你忙吧。翻译过去就成了：我要告别了，你很忙。]要么就是别人让他采取这种姿态，要么就是他不敢说话，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如果是后者，那么干嘛要派这么个木乃伊来呢？！我们要求与他举行会谈，他也拒绝了，说：我们方面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今晚我们为李先念举行了告别宴会，他说了些套话，没有主见，他也没提出问题。

1969年12月5日，星期五

在费里（阿尔巴尼亚地名），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一名军人，犯了一个很卑鄙的挑衅，他对Haki Toska（当时似乎是阿尔巴尼亚副总理）说：你穿得很好，吃得也好，看看我们，穿的都是棉布衣服。Haki给了他恰当的回答：我穿的衣服，即不是棉料，也不是毛料，是合成的。你的衣服是斜纹棉（cotton drill）的，请允许我（他把中国人的裤腿拉起了一点），你穿的毛裤，你的衬衫里的单衣（singlet）都是毛的，而我没穿这些（他又拉起自己的裤腿）。你看，我只在衬衣里穿了一件棉布无袖短衫，我也没有毛衣，因此你的衣服比我的贵。至于我们吃的，如果你只看我们为朋友比如你们举办的宴会就下结论的话，我可以说，当我们去中国的时候，中国同志们都不知道怎么才能让我们吃得更多一点，桌子都堆不下了。你说的两点都错了，我们不仅反对奢侈，我们在使用物品上也非常节省。

中国代表团是最负面的，最坏的，带有恶毒的挑衅心，但是我们没有失去冷静。

1969年12月6日，星期六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李先念，我们很震惊，派了这么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严厉批评的人来，只有中国人才能发生这种奇迹，他是周恩来的朋友和左右手，周恩来救了他，没被清洗。他对我们的态度比周恩来表现的要坏很多，周恩来很聪明，很有外交手腕。

P285，1971年7月28日，星期三

周恩来-基辛格会谈对我们阿尔巴尼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更不用说其他人来说，象个炸弹一样，周恩来凌晨三点招见我们大使，很简短地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说他会请他回来告诉他更详细的情况，这样他就可以通知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的同志们，周恩来说：我刚从河内回来，也通知了他们。我要去平壤通知金日成，等我回来我会告诉西哈努克，然后再招见你。

我们要在柬埔寨之后，才能知道！

周恩来告诉我们大使：我们预见，越南战争还会打下去，因此我们告诉河内的同志们，他们应该斗争下去，同时，我们继续会谈[跟美国人？]。。。

中国人夸金日成，说他是伟大领袖。而他们曾经正式对我们说：他没有什么价值；他过去在中国军队里也就是个士官。

P286，1971年10月26日，星期二

我们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表示祝贺

我让Nesti（Nase）去向中国大使表示祝贺，并了解他的态度，这样我们在向中国发电报时就不会犯错，他要这样说：我们会向毛泽东，董必武，和周恩来（代替通常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发贺电。他还应该说：我们这样作是为了显示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大使松了一口气，回答道：这个主意好。Nesti又问了一次：你要不要就这个问题问下北京方面？大使说：不用，不用，你们的想法很好。因此，不用他们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已经间接地证明，林彪出事了。

P287 1972年1月3日，星期一

林彪的消失已经是无法抵赖的事实了，中国人什么也不说只是暗示，这是中国内政，不关外国人的事。到目前为止，是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中国司机和翻译，都是党员，是他们告诉我们官方版本的解释，说的还不一样。他们都说：我们告诉你们的，是他们在党内跟我们说的，还要我们不许告诉任何人，但是你是我们好朋友，我们相信你们大使知道，但是还是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些人是他们领导让他们来对我们说的，还是自己要说的？最可靠的版本，我们认为也是半官方的版本，来自我们使馆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翻译，他是中国外交部任命的，我们肯定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我们问这个翻译，林彪出什么事了？媒体说他死了。他回答：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他又说：吴法宪--空军元帅--很坏，他把空军指挥权交到24岁的林彪儿子的手里，叶群是外国间谍，可能是苏联间谍。林彪赞扬毛主席，但是阴谋反毛，毛主席发现了阴谋，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这是那个年代的惯用语，记的我们学校写作文，总是开头写：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学校的形势也很好。。。]，坏人都被清除了。

P290，1972年2月24日，星期四

尼克松夫人也加入了宣传中国的运动，为中国菜、中国产品、中国艺术、中国丝绸睡衣和人民公社作广告，派特尼克松成了另一个路易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972年3月21日，星期二 尼克松访华

（为了尼克松访问，中国城市作了很多装饰，）所有这些都以中国春节的名义进行，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些事并不是为了鼠年而作，而是为了来临的--纸老虎。

周恩来看上去很僵硬，当然，他知道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尼克松还没休息，就被毛泽东招到他的办公室去，据我们所知，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以前毛都是在你访问结束时接见你。。。。毛泽东这样作是想告诉中国人，与美国的友好政策是我设计的，而不是周恩来，如果结果不理想，那么我们接受教训，然后都怪周恩来。毛和尼克松出现在电视上，很欢乐，笑着；基辛格懒洋洋地坐在扶手椅里笑着，就象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周恩来好像是在第七层天上一样，笑得如此之响，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用手捂着嘴。。。。江青穿了不同的衣服，换了发型，在演出中坐在尼克松旁边。

P292 1972年4月17日，星期一

4月初，我们派了一个政府代表团到中国，去签署一个中国为我们提供农业贷款的条约，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友好的欢迎，3千多人到机场，音乐，横幅和画像等等。我们以为周恩来这么聪明的政治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是我们错了。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他开始了谈话，然后就结束了，我们的团长都没能插进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周恩来根本不跟他谈重要的政治问题（他通常会就这些问题谈得很详细），也没说任何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话，除了问问我们领导人的健康。周的谈话是对我们的自我批评，他说：我们送给你们的拖拉机曲轴有缺陷，米格19飞机也有缺陷，所以不要用它们，等我们派些人去检查修理。我们送到越南的卡车和送给古巴的甘蔗收割机也有缺陷，等等，很清楚，周恩来这次不想涉及政治问题，虽然他总是谈起政治就很兴奋，我们懂了。.。。。P293 关于康生，他们说，他病了，并没有跟极左分子一样被清洗。但是他的流感还是支气管炎似乎很长时间了，自上次他公开露面，已经一年了，

P295 1972年4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我们驻北京大使告诉我们，在近来的一次欢迎非洲某位名人的宴会上，周恩来出席了，他想给客人留下一个中国跟越南关系很好的印象，他从桌子边站起来，向外交官走去，示意两位越南大使，一位南方的，一位北方的，过来，但是他们没动地方，周恩来走过去跟他们说话，他们明显地漫不经心地听着，最后，两位越南大使向周恩来暗示他们听不懂他说的话，周只好叫了一个翻译过来。这事给在场的人印象深刻。

7月22日星期六，

终于在几乎11个月以后，中国人跟正式我们谈了林彪事件，他们还告诉我们，毛泽东并不同意林彪对他思想和作品的评价和吹捧，这些把毛捧上天的溢美之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这把毛放在马列主义之上，中国的官兵们把毛的像挂在脖子上[应该是胸前]，他们每天早晨在毛像前鞠躬，作自我批评，就象在基督的像前一样。

。。。

P297，加拿大报纸报道，基辛格给加拿大总理说，通过专家鉴定，林彪飞机残骸上上发现有子弹的痕迹，这消息有多大的准确性？

P298  1972年7月30日，星期天

各国的中国大使关于林彪的说法都是同一个版本，只有中国驻智利的临时代办对我们的大使说的有点意思，毛的朋友杀死了林彪，飞机是在蒙古被打下来的，这跟加拿大报纸说的一致。中国驻智利代办是基于报纸的消息说这些话吗？还是他从他的上级得到情报？我们不知道。

1973年1月15日

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说，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其它印度支那国家是一个大家庭，这点，显示了一个黄种人家庭，亚洲组合，这不是马列主义。

周恩来在欢迎蒙巴托的宴会说的，是绝对反马列主义的，他把中国包括在第三世界中，这意味着反对社会主义，是对世界隐瞒中国的真实个性和其社会经济的特征。

P299 1973年4月20日，

周恩来亲自向我们大使馆过问如何处理几个阿尔巴尼亚学生，他们纯粹以同志情谊与中国姑娘交朋友，

P300接见中国军事代表团

P302  1974年12月23日，星期一

不，中国同志，我们和南斯拉夫不是唇齿的关系。

Yu Chang，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查了一下，有个余湛，那个时期是外交部副部长，老的中国人名子拼写中，Ch一般发Zh音，所以可能就是他，只不过是Yu Chan），来我们国家参加解放30周年庆祝活动，他是由姚文元带队的代表团成员，从这去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回到北京后，余湛跟我们的大使Behar（Shrylla）会见了一次，期间谈到南斯拉夫，会谈快结束时，余湛对Behar说，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唇齿相依。中国教皇给南-阿关系抹上一层修正主义-儒家思想的喻义，多么愚蠢！多么虚假！滚你的余湛，和所有中国跟他一样想的人。

P303， 1975年6月17日 星期二

周恩来在医院接见了Adil Carcani和我们政府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谈了15分钟，他询问了我们的健康，就在代表团离去的时候，他说：明天我有一个手术，所以先接见你们。手术可能延长我的生命，但是也可能。。。再见了，别再要求见我了。

P315  1977年6月18日，星期六

（中国人接触阿尔巴尼亚留学生，问他们家里有些什么人，等等）他们在我们国家也干这种事，新华社记者是他们机构（agency）的头，我们相信，大使馆雇员，一直到翻译，不是职业外交家，或者党干部，他们是中国情报机构特工。

在中国，官员们对我们人民很冷淡，中国驻外大使们是如此无耻，如此傲慢，令人作呕。他们对我们的大使说：中阿友谊是独特的，永不改变，任何力量都无法打破这种友谊，我们全身心地热爱阿尔巴尼亚，以及其它类似的垃圾。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China came out against modern revisionism in 1960 and seemed to be adhering to Maxist-Leninist positions that brought about that our Party stoo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it in the struggle which we had begun against the Khrushchevites.

However, time confirmed...[sic] that in no instance, either in 1956 or in the 60’s di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ceed or act from the positions of Maxism-Leninism.

P251 Reflections on China

‘We have to try to see clearly into this dark Chinese forest’

Between 1960-61 (Albania’s break with Moscow) and 1977-8 Albania and China were in what seemed to be a very close alliance.

Hoxha himself visited China only once, in 1956, for the Eighth Congress. Reflections on China take up two volumes of about 800 pages each, covering the years 1962-77. The ‘Reflections’ consists of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items: accounts of Hoxha’s conversations with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visiting Albania; accounts of his talks with Albanian officials who visit China; extended musings on the condition of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speculation on the role of th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formation of Mao’s thinking; plus comments on major world events such as the Vietnam War and various statesmen like Fidel Castro and Kim Il Sung.

P254, (Hoxha) claims in the diary that the political differences with China stretched back to at least 1960, if not 1956, the real crunch came with Mao’s invitation to Nixon and the enunc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in the early 1970s. Albania’s condemn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in July 1977 (undoubtedly penned by Hoxha) remains the key moment in the break.

Interesting revelations: a long account of China’s reports to the Albanians about the two visits of Soviet premier Kosygin to Peking, in 1965 and 1969, during the former of which he met Mao; and a stage-by-stage account of what the Chinese told the Albanians about the Lin Piao affair; ...

“Chou En-lai’s” apologies over defective equipment supplied to Albania; the current Chinese President, Li Hsien-nien(Li Xiannian) is portrayed in particular sombre tones. Finally, Hoxha furnishes details on the nitty-gritty of the ultimat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lliance - surveillance, espionage, etc.

Hoxha’s account in his diary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over China’s economic aid.     

P255(summer 1976 Hoxha said)’the Chinese(I am speak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not of the people, or the mass of the Communists) are cunning and hypocritical. When they need you, they butter you up, when they do not need you, and you disagree with them, they leave you stranded.’ 

But Hoxha’s dogmatism blinds him to the real internal effects of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ir policies - and to the liberating effects of the post-Mao policies associated with Deng Xiaoping. For Hoxha, Deng is a rightist. Instead of welcoming the undoubt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brought about under Deng, Hoxha condemns not only Deng’s ‘revisionism’ but even claims, contrary to the facts, that political repression worsened under Deng.

Likewise，Hoxha is evasiv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changes in Albania, which also had a form of ‘Cutural Revolution’ - although a good case can be made out for claiming that it wa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China, and much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practice of Leninism.

Not long before he died, Hoxha assimilated China’s behaviour to his present pattern. On the fourtieth anniversary of liberation, in November 1984, Hoxha told the Albania people: ‘The Titoite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nd those of the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Mao Zedong’s China had Ulterior, hostile, enslaving aims. We tore the mask from them and told them bluntly that Albania was not for sale for a handful of rags, or for a few rubles, dinars or yuan.’

201710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