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复礼的记录，来自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一书，作者 Frederick W. Mote，中文名牟复礼，由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出版。

P185，1955年9月中，荷兰Leiden招开青年汉学家会议，当时牟复礼正好申请到一笔Fulbright访问讲师赞助金（grant），就在Leiden大学，所以他是以主办单位人员身份参加。欧洲与会者约40人，但只有一半是青年，大家开玩笑说因为这个会议很受欢迎，很多非青年也参加，这也是中国1949年后政府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领头的是翦伯赞，他的助手是著名的周一良，当时是佛教和六朝史专家。周在1939年到1946年在哈佛读书，牟在哈佛学中文时认识周和他妻子Dorothy Deng Yi Zhou（邓懿）。翦和周到的那天，牟也去欢迎，那时会议还没开始，牟想开会前陪伴招待他们一下。让他意外的是周一良装着不认识他，翦伯赞看到周一良对牟的热情问候的回答不太对头就问周：这人是谁？你认识他？周说：我在哈佛时有一段时间他也在，我们有点认识。这说明周一良担心他在美国的日子给他带来麻烦，不想让翦教授怀疑他的这段历史。周转身离开了牟复礼，之后也不跟他说话。牟感觉来自上层知识份子家庭的周，刚刚接受共产主义，在共产党的学术阶层里地位很高的翦伯赞面前没有安全感。但是翦对牟复礼很客气友好，请他和他妻子在会议期间陪着翦，用中文给他解释会议说了些什么，接下来3天里，牟和夫人就陪着翦，发现他人很热情，也很直接了当，跟他的谈话很有意思，后来牟了解到，翦在1924夏-1925末在加州留学，但是似乎不太适应，没拿学位就回国了，到1955年已经完全不会说英语了。周一良的英语和日语都非常好，他从小在家就学这两门语言，他也会法语和德语。1956年，青年汉学家会议在巴黎招开，翦和周再次出席，牟没有参加，但是他听说，周在这次会议上就比较放松和自然了。1955的Leiden会议上，有两名苏联汉学家，翦提到他们的时候，用的是讥讽的语气。
费正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在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一书中（ John King Fairban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2）记录了另一个小插曲。下文的“我”，指费正清，老是“他，他”（她）的太累。 
p372 1955年夏我参加了两个会议，在Leyden（Leiden另一种拼法）和罗马，开始对欧洲汉学的状况有了了解。Leyden是第八次青年汉学家大会（The Eighth Congress of Junior Sinologues），会场是个中世纪城堡，还有护城河，现在改成了青年旅社和会议中心，在城的边上。我们都睡在军营式的行军床上，洗手间共用。青年汉学家，很多人都已经中年了，用这个名字，是不想让汉学家的老夫子们（Moules & Giles）垄断讲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了两名历史学家，翦伯赞（Chien Po-tsan），一位老学者，出了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大纲，和周一良（Chou I-liang），一位哈佛出身的宋史专家，现在经过改造（reconditioned），在北大编教材。当欧洲汉学界领军人物巴拉兹（Balazs）在一次会场上的辩论中，对着翦老先生摇指头（wagged his finger）的时候，翦先生觉得受到巴拉兹好为人师的派头（didactic manner）的侮辱。为了还他的面子，我们只好为鲁莽的欧洲式争辩手法而道歉。我们给他解释说：在古腾堡印刷所成立几百年前，欧洲大学里的人就一直这样辩论，那象你们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纸，毛笔和书籍。
我对翦和周说：我们听到一些赞扬中国革命带来的变化的好话，但是没有听到关于计划生育的事。对于人口问题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回答：“那个啊，是马尔萨斯和帝国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劳动力创造一切，所以，人多好办事。”我一直记着这次对话，30年里（1950-1980），人口翻了番，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却跟初期没有什么不同(费在其它地方提到，虽然经济有发展，但是因为人口翻番，人均几乎没有增加）。马克思反对马尔萨斯，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