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上过一篇，中国观察家，但是那个不系统，这里再来过。

China Watcher，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作者是Richard Baum（University of Washing Press， 2010），他的中文名是包瑞嘉。包瑞嘉是美国加州的犹太人，1960年代上大学，大四时为了协调打工时间，他只能选了门中国政治史，遇到一位好老师，是到过中国的美军上校，把包瑞嘉引上了学习研究中国问题的道路，还在班上戏剧性地遇到谢伟思。下面是书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情节：

前面说过包瑞嘉在大学学习中国问题专业的因缘，他在读博士时，到台湾学习中文，当然他非常想到中国大陆，但是1960年代作为美国人那是不可能的，再后来他又到了香港，因为香港是当时了解大陆，收集大陆资料的最前沿，那里有一个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专供博士生来学习研究。1968年早春的一个星期天，天气非常好，包瑞嘉带着妻子孩子去香港深水湾，他看到六十来个中学生在一起举着毛主席语录，唱着歌颂毛和文化大革命的歌。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不说广东话，而是说普通话。包瑞嘉就走了过去与他们交流，其中一个负责的是个中年妇女，开始她还有些怀疑，对包瑞嘉的问题，她回答说，学生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同胞。谈了一会，那位女人变得放松了，拉着包瑞嘉的手走到学生里面，带队的老师请作者跟他们一起唱，包瑞嘉唱起有点跑调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学生们笑着围上来，给包瑞嘉全家别上毛主席徽章，包很高兴。但是第二天一大早，他还没起床就被电话吵醒了，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副领事在电话里说:”Baum,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包瑞嘉一头雾水，副领事说，你到外面去买份文汇报（这是份亲大陆报纸），然后再给我打电话。买回来以后，包瑞嘉翻到第5页时吃惊地发现一张自己的照片，正是昨天与学生们唱歌的情景，照片的解说词是：“外国朋友热爱毛主席。”下面是文章，介绍一组革命学生与一个上岸带着家人休息的法国航海商人的偶遇，当然这是编出来的，那些学生老师没有问他是哪个国家来的，他也没有主动告诉他们。法国是最近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所以文汇报就把作者定为法国人。当包再给美国副领事打电话时，副领事（Allen Whiting）本人也是为中国通（英文是Old China Hand，包瑞嘉专门加了拼音zhongguotong）（Allen Whiting写过好几本关于中国的书），听了以后笑了起来，半开玩笑地说：既然你已经成了一位公开的外国朋友，你可以拿着这篇文章去另一家亲大陆报纸《大公报》，那里的一位英文编辑对西方学者相对比较友好，Whiting猜想，也许能利用你新获得的朋友身份拿到大陆签证。1968年前后，大陆严格限制西方人进入大陆，美国人更是不容易，几乎就不可能。（美国政府也禁止美国人进入共产党国家）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个星期后，包瑞嘉在一次社交活动中正好遇到那位大公报编辑林博士（Dr. H. C. Ling）。手里拿着那份文章，他请林先生帮忙办签证，林有礼貌但不动声色地听完，答应帮忙问下，然后告诉他结果。几个星期了，还没听到消息，包瑞嘉鼓起勇气打电话问林先生，林说他把这事跟上级说了，上面说，很不幸，这事现在不方便（这里也用了拼音，bufangbian）。包瑞嘉后来了解到，“不方便”是大陆方面比较婉转的拒绝方式。

这就是文汇报的照片

1972年1月，基辛格助手黑格（Alexander Haig）访问中国，为尼克松的访问打前站，当时江青等人意图破坏他的访问。当黑格一行到达杭州考察这里是否适合作尼克松访问的地点的时候，他们到西湖坐游船，一般情况下，来访的贵宾船上都会有暖气（当时是1月），并配有充足的食物饮料，那一天，天气很冷，船上却没有暖气，也没有吃的喝的，陪同美国人的翻译章含之发现了以后很吃惊，她立即给北京周恩来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对美国人受到的不友好礼遇感到震怒，这件事不可能是疏忽，因为当时的中国大陆，对外事活动极为重视仔细（那时的口号是：“外事无小事”），肯定高层有人作了手脚，后来章含之也确认了这一点，她说这是来自上海革命委员会。上海市政府，当时是四人帮的基地。1974-1975年期间，中美交流更加频繁，但是那时还没有建交，所以这些来往在美国是由非官方组织（NGOs）安排的，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科学院下的中国学者交流委员会（CSCPRC--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C），主管科技方面的交流，和美中关系全美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China Relations),主管文化交流。美国访问中国的代表团，里面都会塞进一个中国问题学者，一个外交人员，一个记者和几个委员会的行政人员。中国方面代表团也有同样安排。包瑞嘉参加了美中关系全美委员会，所以他也有资格参加代表团，但是要访问中国人太多，他还排不上。直到1975年，包才陪同一个田径运动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广州，他们5个人到广州最好的大饭店北苑里啜了一顿，一共花了54元人民币，当时合每人6美元（当时美元好像是1：2），是一般中国人半个月工资，所以绝大多数客人是西方人，参加广交会的。包听说过诚实的中国人归还客人物品的故事，所以吃完了他故意一个小徽章和一包香烟留在他们包间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然后坐的士回旅馆。一个时候左右以后，旅店大堂管理员没敲门就进了包的房间，也没留意包的不高兴，他两眼放光，自豪地举着包留下的香烟盒，徽章也在。他们没有预定饭店座位，所以没有留名字，旅馆，电话什么的，的士是在离饭店有距离的地方叫的。中国方面是怎么找到包瑞嘉房间的？有人在暗中注视着他们。

当包瑞嘉去长城的时候，他一直在拍照片，而且他专门拍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象，比如在地里劳动的农民，挑担子的人，路边睡觉的人，和坐马车的人。他的导游李小姐对此有点反感，过了一会，她拍了拍包的肩膀，说：“你好像喜欢老式马车啊，你为什么不拍我们的现代化大楼呢？”包说，美国有的是大楼，但是没有马车，也没有肩挑担子。李小姐不高兴了，给包上课，谈到用相机撒谎的危险，包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两年前一位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就到中国拍了一部撒谎的电影。他只拍落后农村，老房子，穿着破烂的农民。他就是用摄影机撒谎，就像你现在在干的一样。包说，安东尼奥尼只是拍了他所见，他所见也都是真实的。李小姐说：我们的观点跟你的不一样。她也不想再多说，这事就不了了之。几年之后，江青被抓，中国向安东尼奥尼倒了歉，并邀请他再次访问中国。

在上海，包用了一个随手编的假的船名和假的人名（Dick Deadeye--Richard简称就是Dick，HMS Lollipop--Lollipop是棒棒糖）进了外滩的海员俱乐部，在那里，正宗的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威士忌只要13元人民币，约7美元，比美国便宜一半，所以包瑞嘉后来每次去上海，都会买两瓶享受一下，直到1980年代海员俱乐部搬到管理比较严格的地方去了。在田径队与中国运动员的比赛中，一名美国运动员赢了以后跑到观众台上与中国人互动，一个观众塞给他一张纸条，回到旅馆，两名便衣警察来找这个美国运动员，询问纸条，是谁给他的。为了保护那个观众，他说他已经把纸条扔了，也记不起谁给他的了。警察走了以后，这个美国运动员来敲包瑞嘉的门，问他纸条上写的什么字，上面很潦草地写着：“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包建议说，如果你想留着这张纸作纪念，你应该把它藏在你的鞋子里，并且出门之前记住你放东西的位置。结果真的，晚上回来以后，运动员发现他的东西被动过了，但是纸条还在，没被搜走（谁知道？也许警察发现了纸条，但是上面写的很好，警察拍照后把纸条留下了，后来警察根据笔迹查到了那个观众，单位大大地表扬了他的行为--这是我的穿越）。

有一天，包瑞嘉一个人在街上转，看到一家的门开着，就走了进去，里面有一位老人，他就跟他打招呼，有点害怕老人不理他甚至把他赶出来，可是老人很友好，让他坐，两人谈了起来，可是不久，一名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太来了，应该是街道委员会的，问老者为什么跟外国人说话，态度比较严肃，警惕性很高，说着说着，外面围了一大堆人看热闹，警察也来了，问了以后知道是场误会，就把居委会大妈劝住，让包离开了。包还怕连累那位老人，请他的导游，一位教育部的人，请他帮个忙，打听一下这件事的后果，会不会给那位老人带来麻烦，导游问了以后告诉他，老人没事，那位街道大妈作了自我批评，因为她当着一名外国人的面骂了老者，她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说自己受了四人帮的毒害。

这次美国田径代表团最后一天在北京，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举行了晚会招待，处长老布什出席，讲了话，到场的还有很多中国的领导。开始大家都还一本正经的，后来茅台喝多了，另外比赛也结束了，没事了，美国人的原型毕露了，开始放肆了，在场的包瑞嘉闻到一股在大学时很熟悉的味道。老布什准备发表他的祝酒词，突然一阵骚乱，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撑杆跳高运动员醉醺醺地跳起来，冲向布什：“我要杀了这个王八蛋！”在场的运动员把他给摁住抬了出去，老布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祝酒。后来听说这个家伙下午开始就一直在喝酒，还吸了大麻。

就在那天下午，包瑞嘉坐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里的VIP席位，边上是位中国政府官员，他看上去很沉闷，而且迟到了，两人匆匆自我介绍了一下，包对他的名字不熟悉，也没记住。他觉得有点失望，他希望能遇到个重要的中国官员。比赛过程中，包几次试着跟这个官员说话，但是官员显然没有兴趣交谈，对比赛也没兴趣，所以包也就不跟他说话了。8个月后，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国问题专家们了解到，总理继承人在邓小平和张春桥间争斗的很激烈。1月28日，新华社报道西德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访华，并有照片，照片配有文字：代总理华国锋迎接施密特。这条消息一见报，世界各国中国观察家都开始互相打听，这个华国锋是什么人？大家只知道他是湖南地方官员，1971年进京参加调查林彪事件。华一定被毛看中，1974年他担任了公安部部长。包瑞嘉看照片，觉得眼熟，把过去在中国的照片全翻出来一张一张看，结果就是那个工人体育场坐在他身边不爱说话的官员。包非常后悔，为什么那时他没记住那个名字，为什么没多谈谈。

（p55）包瑞嘉的同事兼同学，朋友Michel Oksenberg，是个中国学者，卡特总统时期，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手下工作过，1978年5月，Oksenberg陪同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建议下，第一次公开指责苏联的霸权主义（hegemony），之前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为了保持美国与中苏之间的平衡，一直没有对苏联使用“霸权”这个标签。当时是中国外交部官员陪同布热津斯基爬长城，他挑战中国人说，我们来个比赛，谁最后一个爬到长城顶部，就去埃塞俄比亚抗击苏联人。结果是布热津斯基赢了。然后一群中国水手要跟他合影，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是和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合影？一名水手说：我们不怕，我们是在和一个北极熊的驯熊人合影。作者想象了一下当天晚上中南海里人们的兴奋，第二天晚上的一次官方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又一次暗示了美国对苏态度的改变，他在祝酒词中第一次强调了中美双方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利益。他又说美国已经决心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虽然他没有点苏联的名字，但是大家都明白说的是谁。

紧接着，中美双方关系的发展加快了步伐。CIA在新疆设立了一个监听站，专门监听苏联的导弹试验和部队调动，得到的情报与中国共享。1978年12月，中美公布了关系正常化协议。这些都有Oksenberg的工作在里面。邓小平也从华国锋手里拿回了权力，他于1979年1月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示意要惩罚越南在苏联支持下进攻柬埔寨的行为。中美成了对抗苏联的联盟。Oksenberg也成了当时卡特政府里的中国政策第一人。包瑞嘉跟他的友谊变成了嫉妒，两人关系破裂。

1978年秋天，包瑞嘉访问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是陪一小组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去的，他们是第一批访问合肥校园的西方人，他们的到来，在科大年纪比较大的教师中引起情绪波动，很多人明显的很激动，一些人忍着眼泪，有些则哭了起来。他们穿得很邋遢，人也比较虚弱，看着比实际年龄要老，谈话中一直有人咳嗽，喘息。42岁的方励之也来了，一位工程老教授是1949年前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研究生毕业，他说他自1957年被定为右派就没有说过英语，老教授用颤抖的声音背起了英文版的林肯盖底斯堡演讲，几位美国人，包括包都拼命地忍着眼泪。

从合肥到北京后，包瑞嘉有一天和另一个美国人去圆明园，78年的圆明园，一片废墟，没有车通到那里，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地方。他们以为肯定没有什么人，结果却发现有很多中国人在朗诵诗歌（记得那段时间，中国人写诗的热情很高，自己结社，写诗读诗，出了海子等等），有人在写生画画，还有人在弹吉它唱歌，他们唱的居然是Bob Dylon的“Blowin' in the Wind”，但是他们弹唱的有点不着调，包跟着一起唱，这些人就让他教他们英文歌词和唱法，整整一起渡过了两个小时，春天到了北京。

同去圆明园的美国人拍的包瑞嘉与中国人弹唱的情景，小老外是拍照人的儿子。

那次美国人还访问了南京大学，包瑞嘉提出参观南大图书馆，据说是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一位南大历史系的教授陪同参观，在英文书里，包瑞嘉捡出一本被虫子咬了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一时好奇谁会看这书，作者翻到最后一页的借条，上面最后一次借出赫然是1957年4月。包询问，他所属的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者们，能不能有机会使用南大的资料，教授请他重复一遍校名，然后想一下说，不行，只有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可以使用我们的资料。UCLA的人，必须去中大（中山大学），原来，1978年春，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会上确定中国前10名大学和美国大学接成姐妹学校，南大对口的是威斯康星大学，中大是UCLA，北大--哈佛，清华--MIT，复旦--伯克利。当时这个计划没有对外公布，包瑞嘉知道后非常兴奋，马上通知了美国联络处管教育的，立即与美国有关方面联系，他自己回UCLA也立即向学校作了汇报，着手准备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1979年，中山大学校长副校长访问UCLA，开展双边教育交流。中大校长应该是背对镜头的老者，面对镜头的女士应该是UCLA的人，虽然可能也是华裔，但是中大领导不可能那么年轻，加州华裔非常多，大学里更多。（20170801注：经网友提示，面对镜头这位女士，可能是成露茜（Lucie Cheng），她是成舍我的女儿，UCLA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