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几篇中国老手，换一个，中国观察家，但是中国老手也可以称为中国观察家。这本书的英文名是China Watcher

China Watcher，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作者是Richard Baum（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这里的所谓Peking Tom是用谐音--Peeking Tom，偷窥者，跟watcher联系起来。

作者是美国人，从小生活在洛杉矶地区，对中国的了解止于陈查理，傅满州，和他们镇上吴太太开的中国餐馆里的春卷，中国文化就是Fortune Cookies里面包的纸条上的名言警句。大学他上的是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成绩不好不坏，一堆B和C，到了大四，他在校里打工，为了协调上课时间和打工，他的唯一选择是政治科学159--中国政治和政府。作者那时对中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这门课的教授是前海军陆战队上校，二战时是驻天津的联络官，他讲的故事引起作者的极大兴趣。教授给学生布置了书单，第一本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关于毛泽东的书，以及前面提到的艾萨克的书《中国革命的悲剧》，然后是费正清的著作，越读作者越被中国问题所吸引，他上了研究生，上校教授给他推荐了几位好教授，其中一位是个非常优秀的伯克利的年轻教师Chalmer Johnson（这个名字有点面熟，也许翻过他的书），作者去上他的课，一天，年轻教授正在课上谈1940年代美国军事观察组（Dixie Mission）去延安考察的事，教室后面一位高个削瘦，年纪明显比其他学生大的听课人举手，老师问他有什么问题，他说：对不起，你说的故事里有一部分您讲漏了。Johnson不太喜欢被学生打断，他看着这个人，有点轻视，又有点不相信：“请问你是谁啊你？”回答的声音很轻柔：“老师，我的名字是谢伟思。”慢慢地Johnson反应过来：“难。。。难不成是John Stewart Service?”“Yes,sir”。Johnson平生第一次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谢伟思本人是军事观察组成员，他被最高法院宣布复职后，于1962年到伯克利深造，读政治科学硕士，结业后他留在伯克利，在图书馆和出版社任职，对作者和其他研究生提供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经验（和教训？），后来他甚至在作者走上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1950年代，伯克利在福特基金赞助下成立了中国已经中心，培养研究生，但是开始申请人不多，作者在那拿全奖读博。

毕业后，作者到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工作，那时的美领馆是美国研究中国大陆的最前沿，有几百人，研究大陆的各种出版物，直到地方报纸，非正式出版物，等等。19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但是仍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1976年2月，已经去职的尼克松携夫人再度访华，江青邀请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看歌剧，演到中间，江青突然跳起来鼓掌，尼克松和夫人也自然起来跟着鼓掌，但立即被一位敏感的美国官员很有技巧地制止了。原来那时台上唱的是，台湾同胞，我们的兄弟。歌词唱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江青差点把尼克松逼进个死角，从而制造一个头条新闻：美国前总统公开为中国解放台湾而鼓掌。

作者的一个职业骄傲是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全世界的中国观察家都在猜测谁是接任者，虽然邓小平是副总理，但是他并没有被确认。传言说邓跟江青支持的张春桥争的很厉害.1月28日，新华社发表一条看上去很正常的通讯，西德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访华到达北京，并配有照片，下面解说词是代总理华国锋迎接施密特。一时间，世界各地中国观察家都拿起电话互相打听，这个华国锋是谁？大家都只有中国官方公布的一点资料。作者突然觉的照片有点面熟，他一定见过此人，于是作者把他以前访问中国的照片都翻出来，一张一张看，很快就发现了一张1975年5月作者陪同美国的某田径代表团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照片，华国锋就坐在他旁边。

2005年11月，北京大学，左起，Jia Qingguo教授，Thomas L. Friedman（他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弗里曼吗？这里他做了关于全球化的演讲） 和作者，Jia Qingguo曾经采访过U. Alexis Johnson，向他证实了1954年日内外会议上，周恩来确曾欲与杜勒斯握手被拒的事。

（2017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