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共产党夺取政权前4年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要与美国建立工作关系，提议访问华盛顿并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只到相关材料解密后才知道，美国方面的反应，是没有回应。27年过去了，期间经历了两次战争，数以万计的生命，以及两个大国之间的猜忌和恐惧和互不往来，美国总统尼克松，沿着1945年未成行的旅途的反方向，到北京与这两位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假如当年毛周去了美国，历史有可能是另一个结局吗？这是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的论文《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in  1945 An Essay in  Alternatives》的主题。本文主要是对该文的编译。这篇文章发表于1972年10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期刊上，后来编入塔克曼女士的《中国笔记》一书，作为她访问中国的游记的附录。塔克曼的另一本关于史迪威将军的著作《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获得普利策奖，而且成为畅销书。
       最初的建议，于1945年1月9日由当时在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执行组长克朗姆利少校（Ray Cromley）向重庆的魏德迈将军总部发报，称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他们的要求能送达最高的美国官员。电文如下：“延安政府希望向美国派遣一个非官方小组向关心中国事务的美国人民和官员解释中国目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内容绝对不能见于正式记录，他们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以中国主要政党之一的领袖身份接见他们，毛和周可以随时出发，由一人或两人同时去华盛顿参加探讨性的会议。”
       重庆美方于1月10日收到该电报，但并没有向华盛顿转发，既没有发给总统，也没有给国务院和陆军部，而是被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扣下了，而接替史迪威将军的魏德迈将军被迫同意。
       假如在一个正常的程序下，该电报被送到最高官员手中并收到肯定答复（这只是小概率事件但也非不可能），假如毛周去了华盛顿，假如他们成功地让罗斯福相信，相对于腐败的中央政府，他们是个力量不断增长的政权，又假如他们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武器，美国停止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支持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使他承认中共并组成联合政府，那么后果是什么呢？有了美国的支持，中共的上升和国民党的失败将会加速，在连年战争和混乱统治下已经筋疲力尽的中国的三年内战即使不能避免，也会缩短。美国也不会成为最终胜利方的敌人，美国也不会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假如相互的敌意，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某种关系，假如中国没有被对美国的仇恨和怀疑驱使而与苏联结盟，那么可以想象，朝鲜战争就不会发生。那场战争导致的中国共产党的扩张和中苏联盟，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都会不同，我们也不会加入越南战争。
       一大堆的假如，而历史不承认假如。赫尔利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蒋介石，所以他当然要阻止毛周去华盛顿，而且毛周本来就是想要绕过他，电报最初是发给魏德迈将军，但是魏将军当时正在缅甸。魏德迈和赫尔利有个协定分享所有进来的信息。第二天，第二份电报又是单独发给魏德迈，且指明只供魏将军阅读，里面周恩来专门说到：“赫尔利将军不得阅读此电报，因为我不信任他的判断。”这份电报也送给赫尔利了，结果可想而知。
       赫尔利在1月14日在向罗斯福总统汇报并告美军观察组的状时才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向魏德迈申请秘密访问华盛顿与您面谈。赫尔利说，观察组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军事计划实际上就是承认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会引向国民政府的垮台，中国的混乱和内战，也是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所以，罗斯福知道毛周访美提议的时机，是赫尔利对中共的遣责这样一个背景下。而且此时罗斯福正在忙于准备雅尔塔会议，二战结束后大量问题有待解决。赫尔利于2月7日又发了一份电报，谈得更详细，但此时总统已经去雅尔塔了。
        罗斯福被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蒋介石弄得不知怎么办，又怕如果美国减少援助会导致更多麻烦，他准备与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商量中国问题，希望斯大林能支持蒋介石，这样就让中共除了联蒋而别无其它选择。在雅尔塔拿到了期望中的协议后，罗斯福需要作出一个中国政策的决策，但此时他又累又病，生命也只剩下一个月。罗斯福作出的决定，堵死了这件事发展的任何可能性。
       赫尔利和魏德迈在1945年3月回华盛顿述职，而此时赫尔利的后院起火。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所有政治官员（political officers），由代办乔治艾奇逊牵头，干了一件没有先例的事，他们在魏德迈的参谋长的同意下，给国务院发了一份长电。电报遣责赫尔利的政策，指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一股上升的力量，所以从长远观点来看，不与共产党共事对美国是危险的，而且美军在中国登陆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要尽快作出决定是否与他们合作。这些大使馆官员建议：总统应该向蒋介石表明，出于军事考量，美方将与中共合作并向他们提供援助，而且这个决定不应与（中国能否形成）统一战线挂钩。赫尔利读到这份电文的反应可以想象，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忠诚，这份电报最后送达总统，附以国务院的意见：此电文展示了一个新的机会重新评估中国的总体态势尤其是在援助蒋介石的同时，向中共提供战争物资的可能性。罗斯福总统于3月8日和24日和赫尔利两次讨论这个问题，而档案中没有国务院方面有人员参加的记录。
       赫尔利显然成功地说服了总统，既然雅尔塔会议上与苏联达成的协议已经能够使他保证在4月底前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总统同意赫尔利关于只与蒋介石合作而不与共产党建立关系。这实际已经否定了大使馆员工的建议且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实施置于没有经验的大使手里。有了上方宝剑，赫尔利要求领头的艾奇逊等人调离中国。罗斯福无疑是相信，或者被赫尔利说服，美国的中国政策，将迫使中共接受蒋介石的合作条件，这是罗斯福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
       此前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美国与中共关系的黄金岁月，美国军事考察组入驻延安，延安社会的民主，平等给美国人留下极佳印象，因为这正是美国人的理念。而毛泽东也对美国非常感兴趣，如饥似渴的听取美国人的介绍。听到罗斯福对1944年的回顾，毛泽东发电报向他表示祝贺，罗斯福回答道：他期望与中国所有力量进行密切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 就在3月里罗斯福总统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与美国使馆官员谢伟思（John Service，他是上述使馆官员上书的主要执笔人）的谈话中强调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和加强友谊的愿望，却没提及他们访问华盛顿的事，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此时是最高机密。朱德，刘少奇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反复强调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可以相辅相成。谢伟思认为毛泽东确实是不想单独依赖苏联。谢伟思后被赫尔利报复，调离美国大使馆。这对中共来说暗示了美国的选择，因为对毛周访问华盛顿的提议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此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开始显现敌意，也许是对罗斯福的后任还寄以希望，毛泽东主要还是对赫尔利政策进行攻击。到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争取的机会就这样擦身而过了。
        这中间有个插曲，就是斯诺。作为罗斯福比较信赖的决策圈外的人，斯诺记录了1945年3月（恰恰是赫尔利魏德迈面见总统的时间）与总统的一次谈话。斯诺说总统对中国政局无法理解又非常感兴趣，他抱怨说，没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总统也知道，美国的战时援助实际是对中国的一种干预，他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游击区的统治力量的增长，他询问中共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以及是否苏联在指使中共。总统进一步询问八路军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在中国北方起到什么具体作用，然后他说，当美国向日本推进的时候，将向中国北部的海岸线派送物资和联络官。斯诺问道，既然我们承认蒋介石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所有的援华物资是不是都要经过蒋，我们能支持两个政府吗？罗斯福头往后一仰，回答到：我们一直就在跟两个政府打交道。在我能把双方拢到一块之前，我们还得这么作。斯诺的描述却与坚定支持赫尔利的罗斯福相矛盾。唯一的解释是，罗斯福确实相信赫尔利真的能够在4月底前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如此，美国援助的中共，就将已经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了。
      最后塔克曼希望能从此事件中得出历史经验：
       对于整个事件的这些奇特之处，我们不禁要问，假如美国大使换成另一个人，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换一个人，仍然不可能促成联合政府，因为世界上无人能给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另一个人也许能促成而不是阻碍毛周的华盛顿之行，但是假如他是一个毛周都能信任的人，他们也不需要去华盛顿了。唯一的可能性是，一个既能听取属下意见又能向总统进言的大使，可以说服总统采取一种更开放的选择，而不是给蒋介石一张空白支票，但既使这种可能性也是渺茫的。
       我们在中国所达到的，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我们绝对要避免的内战恰恰发生了。虽然我们打败了日本，但是这场胜利所应该带来的结果，一个强大的，亲美的一统中国，却没能实现。我们在中国的目标，不应是去仲裁或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些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应该是与中国的政府，不管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保持可持续且尽可能良好的关系。我们没必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应当采用英国的态度，即象约翰凯斯威克爵士所描述的那样，“睁只眼闭只眼的随遇而安，”或者像布鲁金斯研究所1956的一份研究所得出的，美国“应当承认其中国政策无疾而终并停止所有欲为影响事态发展的所有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