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把“元凶”当“共犯” 作者/赵百川 一、那些可怜的顶罪羊 之所以可怜，并非因为无罪，而是因为罪之不明与不公。 “三鹿奶粉”事件，本该叫“国产毒奶粉”事件。在众多掺毒国产奶粉中，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三鹿是掺得最早和最久的，而且，从中共一贯金蝉脱壳与断臂求生的伎俩分析，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三鹿，其实也不一定象后来所公布的那样是掺得最多的。与其它品牌比较起来，似乎其唯一的失策，就是当初不该让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入了股，从而引来“境外敌对势力”的监督与干预。 从事件的深层原因与中共政府遮遮掩掩、避重就轻的治罪过程看，被治罪的人显然被用于做了在前面冲锋陷阵、聊以平民愤的顶罪羊。 可以想像，“三鹿门”的供奶农也好，田文华也好，让其从小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司法独立、道德信仰尚有一席之地的社会长大，他们会想到要以低劣的掺毒手段，针对数亿婴幼儿去捣弄有毒奶粉大发黑心财吗？显然少有可能，即便想到，也绝没有那种种方便的条件和大势所趋的环境存在。就连美国总统也不能为所欲为，搞个小情妇都会受到公众的弹劾，更遑论多年来肆无忌惮地置大量投诉与索赔于不顾，公然持续大面积提供杀人害命的毒奶粉了。 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如果你是奶农，或你是田文华，你会怎样做？如果同行都那样干，你不干别人照样干。而且在相关部门的默许、保护和纵容下，不干白不干，干了也白干。甚至于你不干就得退场，业绩上不去还会被革职挨批。身处其中，你会怎样做？当官、商、黑勾结大行其道，当作奸犯科反受鼓励和表彰，当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正常生存之门越来越被堵死，当如此种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坚不可摧的社会常态时，凭什么你不能随波逐流、凭什么让你勒紧裤带去洁身自好呢？ 如果你是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情况又会怎样？且不说中共体制下，一个洁身自好、秉公执法的人根本不太可能爬到那个位置，就算幸而万幸真爬到那儿，你就可以力挽狂澜了吗？众所周知，《南方都市报》二位老总程益中、喻华峰，只不过因稍稍坚持了份内的基本职业道德，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拿下治罪，至今仍沉冤待雪；那个穿了6年防弹衣去反腐的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更是被反咬一口判了无期徒刑，据说早被折磨成神智失常了——这些层出不穷的鲜活事例一再宣告着，中共体制下秉公执法、坚守良知的下场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杀鸡儆猴”里面被杀的鸡！就连官至总理的朱镕基，那句“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的豪言壮语，最终都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不了了之空遗恨，李长江又能奈其何！ 所以“三鹿门”曝光后，尽管人们骂这个骂那个，骂田文华，骂质检总局，甚至连那些并没有义务对国家权威部门所作鉴定进行进一步鉴定的广告明星们都骂遍了，可扪心自问，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若把自己也放到那个位置，最大可能性也只会照样地麻木不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推波助澜。 一群“与狼共舞”的舞者，舞技各有高低，可还算不上真正的狼！ 二、谁是“元凶” 应该说，各个国家都有不法现象，也都存在有毒食品。正如再怎么努力，人无完人、金亦无足赤一样。但是，什么事情得有个正常的度，如果远远超越了这个度，那就不再正常了。如今“中国制造”的有毒食品在全世界已成为洪水猛兽，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为什么当大量投诉和索赔上报到三鹿总部后，河北省政府要出面庇护与压制呢？为什么当新西兰总理亲自出面交涉后，中共中央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拖二压三隐瞒呢？为什么当事件逼不得已曝光后，众多同样作为的奶粉厂家相安无事，而只有“三鹿门”的“一小撮”相关人被推出来浅尝辄止地重罪轻判呢？原因就在于，中共政府比谁都清楚，一旦全面、深入追究下去，哪一样罪恶都会归结到自己身上。 至少，在其位，必须得谋其政。一个国家治理不好，执政者是有责任的。特别当这个政权无所不在地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与文化教育资源时，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更大。用句粗话来形容，霸占了所有的茅坑，你得拉屎呀。 诚然，要说中共政府在整个“毒奶粉”事件中毫无作为，这是不客观的。我们的中共政府向来管天管地，不但管理着国民的一切行为包括迁移、暂住、生育、死葬，而且热衷于严厉控制人们的文字、言论与思想信仰。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个左右了全体国民生存大计的食品行业它怎可能不去监管得巨细无遗呢？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所说，“我们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在全世界绝对是第一”。 我们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条文、规章制度、会议指示不会比任何一个国家少，如果不是舆论作祟，恐怕连“馒头”标准都早已推广至大江南北了；我们在食品安全上所投入的人力与经费也绝对是世界第一，不然，我们以奇高比例豢养了那么多的人民公仆、挥霍了那么多令举世瞩目的行政事业经费都被花到哪儿去了？ 也就是说，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我们所该承担的一切监督管理成本，早已经超额承担，我们的人民公仆们成天文山会海、考来察去、指东打西的，气力可能也确实没有少花。 可我们世界第一的“力度”，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在中国大陆，随便拉个人就知道，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准确说应该是“为人民币服务”。无钱无权该办的不办、寸步难行，有钱有势不该办的大办特办。法律、制度、指示、原则往往成为党官们用于哄抬门槛以大肆弄权、垄断经营与打击异己的掌上玩物。我们的监督、检察、审批、评比等种种行政事业公权行为，早沦为了官商勾结、钱权互易、私相授受的丑恶作秀。而这些现象已经遍布于社会的各行业、各阶层，从上到下、由里而外全烂透了。不然，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决没有信心如是说：“如果把我抓了，那中国就没有清官了。”而当今的中共最高层，劣迹斑斑的腐败弄权分子已然占据了大多数，更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世界第一的“力度”，却可能大多被用于滥权乱法、祸国殃民的反作用了！ 正因为如此，被高调评为多项高科技项目的九江大桥居然一撞就散架；正因为如此，那么多顺利通过了各项质量检测的学校建筑居然会在地震中数秒钟内粉碎性坍塌；正因为如此，几乎各级因权势倾轧而垮台的大贪官们在出事前无不被有板有眼地评为优秀干部、道德楷模；也正因为如此，以低劣手段掺毒多年的三鹿、蒙牛、伊利奶粉才能够头顶无数的荣誉和光环…… 可见，“毒奶粉”事件中，中共的最大罪恶并非不作为，而恰恰是它霸占着一切公权，却要不遗余力地去反监管与反作为！不然，三鹿、蒙牛们哪来的熊心豹子胆，竟敢无所顾忌地如此丧尽天良呢？不然，单凭三鹿、蒙牛们的口舌生花，又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欺骗与推广之能量？ 不拉屎固然不对，可更不对的却是霸着茅坑。如果不但强霸了茅坑，还要利用强霸之便，专门拉一些腐蚀茅坑、四处扩散害人的剧毒之屎，那就更是错上加错。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中共国民，自身道德素质似乎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早些年读过这样一则故事，说你要在美国大街干了什么好事，人家会首先认定你是日本人，你说不是，我是中国人，人家会说，哦，你该是台湾人吧。什么意思呢？人家已经不太相信中国大陆人会主动干出什么好事来。一位跑远洋的同学这样讲，说船只到了中国港口，中国海关人员一上来就拿烟拿钱，拿得满意了，象征性看两眼掉头就走，而到了外国港口呢，外国检查人员什么也不会收，只是有可能，认认真真检查完之后抽上你一根烟。类似的“妖魔化”中国大陆道德品质的故事不胜枚举，比如国外最难买到的是假货、大陆最难买到的是真货，比如大陆人缺乏诚信、缺乏道德信仰、缺乏敬业精神、没有礼貌等等等等。然而，只要我们放下大国寡民的虚伪自尊，稍微扪心自问就会知道，那些故事其实全都是真实可信的。 我们大陆人究竟怎么啦？曾经不还是历史悠久的道德礼仪之邦吗？至少与台湾人不是同根同源、起点一致吗？如今怎么会这样了呢？自1949年以来，我们不是从无间断地接受着“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再教育么？怎么会越教育越不济、短短数十年就被教育成了这个样子？ 更为可悲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会感到自己其实只是被逼的，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海关工作人员这样对朋友讲，他毕业分配到海关的头一年，年终领导发给他一把小车钥匙，他说，我无功不受禄呀，领导就说，要么，你把车开走，要么，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身处中国大陆，几乎人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埋头苦干不得重用，坚持真理饱受打击，唯有同流合污者大行其道；公平竞争越做越死，官商勾结大开绿灯，道德良知能值几何？久而久之，只要不是圣贤或者白痴，自然人人都会懂得麻木不仁地追随大流。 所以，被判刑后，田文华不服。很可能只是按部就班、甚至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工作的田文华同志当然不服了。中国所有那些被治罪的贪官们，又有几个心服口服呢？ 据说湖南凤凰沱江大桥垮塌后，那些被治罪的设计、施工人员也不服，明明是你政府在工程中发挥了“至高无上”的主导权力，倒排工期，强令开工为州庆献礼，越权指挥，主张更改设计方案等等。凭什么出事了就让设计、施工人员来顶罪？ 执政者对人民本该负有道德教化的义务，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是为政的“四恶”之首。如今，不但不教而且反教，更有甚者，通过一系列威逼利诱的潜规则运作去逼良为娼，这岂不是暴虐之至！可笑的是，一旦丑闻闹大了就立即拉几个顶罪羊，或再装模作样地加多几条冠冕堂皇、可照样臣服于潜规则的法律法规，长此以往，周而复始，除了会一再地积蓄社会矛盾与不公、将整个社会拉入道德崩溃的不归之路外，还能有其它任何裨益吗？ 古语有云：子不教，父之过；又云：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所以儿女们各有功过，并不能全算在父母头上。但是，如果父母牢牢把控了对所有子女的教育权、生存权与监护权，其间，九个子女大多喜好杀人放火，个个惯于摸狗偷鸡，那么，无论如何，父母都逃脱不了“教唆”与“纵容”的嫌疑。从中共历来对我们所实施的严厉监管与教育来看，其实质比我们的父母还要“父母”，更何况，就连我们的父母也早被禁锢在其监管与教育之中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共之罪恶独裁统治所直接导致的必然恶果，所以，中共是元凶，也唯有它，才有能力、够资格做这个元凶！ 2009-2-13 （清心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