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得不面对至少来自三个方面的竞争压力，也不得不因此而与对手们进行着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政治军事博弈。正是因为在这样大风大浪、沧海横流、真刀真枪、剑拔弩张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才更加显示了毛泽东超拔于世的一种大英雄的本色。

　　三个方面的竞争压力是指：一是军事上的敌人，如蒋介石和日本人；二是制度上的牵制，如各省委、特委、中央特派员、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苏联；三是党内对手的扰动。

　　尽管毛泽东在建党之初就获得了一个颇为有利的政治资源（即参与建党），并在此后承担过一些并非不起眼的政治角色（如党中央秘书、国民党代宣传部长、中共农民委员会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但他的真正崛起却应该从他组织秋收起义并割据罗霄开始的。可以说，从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九日到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这四十九年，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核心路段。而在毛泽东从一个“山大王”的角色一步步取得党内核心权力并在名义和实际上都成为党的领袖的过程中，他历尽了沉浮和艰辛。每一个竞争者都对他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和考验。在与这些党内对手的斗争中，他涉险过关，并成就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传奇一生。

　　路线斗争是党内常情，毛泽东的党内对手也有过多位。但从在党内地位与其不相伯仲、各自拥有相当的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错综复杂、矛盾不可调和、处理不当则有亡党危险的，可以说只有李文林、王明、刘少奇三位。朱德陈毅虽然也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毛泽东势如水火并各据山头——毛的主要拥护者是林彪，而朱陈的主要拥护者是刘安恭——但毕竟是可以调和的，经过中央的九月来信其间的误会和恩怨尽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也曾不断，但大多体现为并不激烈的见解不同，无论是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以看上去有些阴谋的方式罢除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为他所不喜欢的毛泽东的兵权还是在长江局期间与王明组成“第二政治局”与延安中央分庭抗礼，周恩来在事后都作了诚恳的认错和修正；更何况在二人的斗争中党内地位一直处在相当的倾斜中也使之不构成势均力敌的对手。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矛盾相当激烈，势成水火，在芦花会议上更是取得了军事上的垄断，被一些史家称为其意义不逊于遵义会议，毛泽东本人也称这一段是他“最黑暗的时光”，但是毕竟，先是毛泽东采取“走为上”的策略避免了一四方面军的“火并”或分裂，又在后来因为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调停而平息了政争，且因为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在延安与有关方面建立统一战线的先行之利而张国焘则因为西四季军的失利而大折股肱最终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结束，毛张之争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直接交火的过程，因此也可以排除在“党内对手”之外。以后如高岗、彭德怀、林彪等，基本上属于重量级不对称的轻度威胁，也构不成什么正式的“对手”。

　　而与李文林、王明之间的斗争则呈现为相近的特征，因之各自成为对方的“心腹之患”不得不鱼死网破、破釜沉舟、决一雌雄。

　　这些特征如下：一是双方地位不相上下或实际上不相上下。二是这种矛盾涉及到各自的政治前途或霸业，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三是双方斗争旷日持久。四是二人间的斗争分别导致了大规模的运动。五是斗争本身造成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并使党内格局发生变化。

　　本文将对此作一具体分析：

　　一、毛泽东与李文林

　　李文林，江西吉安人。与毛泽东一样，是出身于富农之家的小知识分子。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回乡组织农民武装，与赖经邦组织了东固红军独立二、四团，并在赖牺牲后成为东固红军的首脑。朱毛在井冈山的公开割据失败后，东固山的秘密割据曾经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朱毛红军与独立二、四团的东固会师本来也可以成为一段如朱毛会师一样的佳话。但因为毛李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政见不合而导致了代表着红四军前委的毛泽东与代表着赣西南地方党的李文林之间的组织斗争。二人以各自代表的力量后来发展到互挖墙角甚至相互仇杀的地步。李文林（曾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和江西行动委员会主席）、王怀、龙超清、刘昌偕等甚至免除了毛泽东心腹刘士奇职务并谋杀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而毛泽东也因为获得了与李文林有怨的属下李韶九的投靠。

　　因为李立三的支持，李文林一度成为在赣西南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权威中心。二人看上去颇为默契的肃反活动成为相互拆台甚至打击的极好机会。在李文林的具体组织下，毛泽东所在的第一方面军（包括由红四军为基干力量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以及主要由赣西南红军组成的红六军和红二十军）就有四千五百人被肃（其中杀死了二千二百人）（5），而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总人数也不过四万人。后来，毛泽东抓住从吉安所缴获的一份李文林父亲签字的收款条开始了对李文林及赣西南权威中心的反击。熟知李文林组织内幕的李韶九被毛泽东派去充当肃反大将，据说是大量采取的“逼供信”手段让李文林集团迅速崩溃。如果不是后来刘敌所发起的“富田事变”，毛泽东对李文林的清洗可能会到此为止。

刘敌在逃过李韶九的处罚后迅速组织了针对肃反委员会的反扑，这次兵变造成了一百多位肃反士兵的缴械或死亡，并因为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间接导致了党中央的反感。富田事变也最终导致了毛李冲突的大幅度升级，毛泽东亲拟檄文并支持了对兵变者的平叛行动（7）。红二十军后来缩编为一七五团并退据永阳。虽经项英调停，仍然未能得到后期赴苏区的任弼石等三人团的认可。红二十军的大小首脑几乎全部遭遇了处死。而李文林也在一年以后来到苏区任书记的周恩来的批准下押赴刑场。在江西苏区发生在毛李之间的水火不容的矛盾，历三年之久最终以毛泽东的胜利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李文林集团过分注重地方利益并挑起了一次次地党政内讧的事实，使他即使是在毛泽东已经失去苏区一把手位置后仍然不能得到同情。曾经参与了永阳独立的王怀和参与了谋杀袁文才、王佐的龙超清等，也被苏区中央明令处死。

　　毛李之间的党内矛盾发展到这种地步，无疑是一场悲剧。可在工农武装割据处在极其危险的状况下、敌我晦涩难明的特殊背景中，互相怀疑甚至敌视着的党内同事，也确实有相当大的概率发生这样的悲剧。此后，邓子恢、张鼎丞、邓发的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夏曦的洪湖肃反、张国焘、沈泽民的白雀园肃反，都是这样的悲剧。

　　“有反必肃”是毛泽东一生不变的理念。但肃反的扩大化却让这种悲剧扩张为惨剧。在江西苏区的肃反中，红二十军的军长刘铁超（史沫特涞的《伟大的道路》中被译作了刘迪藻）和政委曾炳春也被株连则实在是荒唐。不过，从斯诺所整理的《毛泽东自述》和史沫特涞所采写的《伟大的道路》中，可以看出朱毛认为刘铁超的责任远高于刘敌、谢汉昌等，这也确实让“富田事变”成为一个仍然未被还原的谜。

　　一如晁盖袭杀了王伦一般，毛泽东寄居于李文林的东固山（赣西南是其延伸腹地）而又与主人不和，必然会导致二人之间的一次彻底了断。这次了断的代价是很大的，甚至因为民心的迷离影响到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有人研究发现，在江南革命发生在扩红方面的实际障碍使得这些根据地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守。当地农民的革命意志本来并不坚定，又遭遇了发生在井冈山和富田的内讧，百姓对红军的拥戴不可能不被打了折扣。长征前“猛烈扩红”所获得的八万多人的红军队伍，在突破湘江之后就锐减为三万多人，其中就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开小差”。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一个政令和军令畅通的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而在查田等方面与赣西南的分歧、在反围剿策略上受到李文林的抵触，使得连一种基本的统一都达不到。而在毛李之间，即使是斥毛为“党文化”、“党皇帝”的高华、高文/谦等人，也莫不承认毛泽东的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李之争中毛胜的结局，是符合逻辑的。后人所叹惋较多的，则更多的是杀戮太重。这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又极可能出自于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对于在某些方面有“资敌”嫌疑的李文林集团，毛泽东痛下杀手也是出于强烈的自卫本能。而毛泽东相当敏感的“政治本能”也正是使他成为“不死鸟”的原因之一。

　　二、毛泽东与王明

　　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是毛泽东统一全党的关键一步，这一步恰如其分地发生在毛泽东已经部分地取得了党内领袖地位后的延安时期。

　　在这之前，从党的“基层”一步步上升的毛泽东还不具备与王明争夺的资格。在井冈山，他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只是隶属于湖南省委的一只武装，一个省委特派员周鲁就可以把他的党籍撤销；朱毛会师后，红四军仍然被湖南省委所节制，杜修经、杨开明可以轻易地把其中的大部队调往湘南；“八月失败”后，朱毛向江西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湖南省委的节制，但仍然受到中央李立三、周恩来的指挥；在中央苏区，先后有项英、周恩来、博古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罢除兵权专任临时政府“主席”，名义上达到了与中央平起平坐的位置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职，更是无从与做为共产国际执委及羽记处成员的王明一较短长的资格；长征中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博古们无计可施下让毛泽东“搞一搞”的权宜之计，即使是朱德在与张国焘解释遵义会议时也没有足够的庄重，张闻天们也一直有玩不转就解散红军继续从事地下斗争的打算，而且，被张国焘和王明坚持认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也因此并不具备多少“法律效力”，如此以来，毛泽东更不足以与王明对抗；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拥有了集体领袖的身份，但也仅仅是与张闻天成为竞争对手，因为并非党的领袖而仍然因为本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不能与作为共产国际化身的王明平起平坐；王明刚刚回国时是带了与蒋介石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使命，毛泽东虽然名义上排在王明之前但不具备任何政治和组织上的优势，十二月会议甚至让毛泽东颇觉尴尬；王明与周恩来在武汉时因为“政治局委员人数超过延安”而让毛泽东所在的延安险些成为武汉中央局的下属或平行机构；……

毛泽东取得与王明斗争的转机是从王稼祥捎回季米特洛夫关于“维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口信开始的，六届六中全会则是毛泽东向王明发起反击的第一步。而共产国际解散、王明在苏联的靠山米夫被清洗后毛所发起的延安整风，则是对王明斗争的实质行动。

　　王明在共产国际，虽然名义上是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开展工作，但共产国际执委的特殊角色实际上让他承担了中共总部的使命。他不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过八一宣言，而且长期代表中共指导东北的抗日斗争。这样的身份惯性，使得王明在武汉时仍然时不时地借用毛泽东名义对外发布意见。而他所领导的长江局（最初称长江沿岸委员会）则更是因为有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党内大佬的支持而尾大不掉。即使是王明被调回延安后，王明仍然成为主管南委、东委的大员，而在部队里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地位上确实与毛泽东势均力敌。

　　与通过肃反消除李文林肉体和精神上的影响的行动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希望通过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党内的思想和组织影响。“反对教条主义以整顿作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要是从六大以来的政策和效果的角度对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进行思想上的秋后算帐。因为得到了刘少奇、康生、彭真、陈云、李富春等人的强力支持，延安整风开展地有声有色。这一运动甚至引起了已经卸任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的关注，并专门发电报为王明和周恩来说清请毛泽东将此二人继续留在党内。对于这场斗争，自知无法取胜的王明选择了消极的对抗，他一方面做出“学习毛泽东”和服从整风结论的表示，一方面又长期称病不出席活动。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而无暇关注中国局势而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华北和华中日军兵力已经不足以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极好的时机清算了王明的影响并因此而成为党内独一无二的政治领袖。

　　共产国际驻延安记者弗位基米洛夫亲眼目睹了王明被毛泽东击败的全过程，并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毛泽东的观感。联系江西肃反的事实，他也认识到了毛泽东政治斗争手腕的高超。

　　王明作为毛泽东的政治劲敌，一直构成毛泽东的一个沉重心结。在多次党内斗争中，他都会以“你们是想让王明回来”为要挟。也正是因为成功地击败了王明路线，七大才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中国共产党也终于成为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党。